1703071400
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李鸿章五十岁生日,躬逢其盛的赵烈文在日记中描述其总督衙门内“烛爆如山,黼绣成队”,宾主仆从“无虑千人,人气如烟云,声如闷雷,目为之炫,耳为之震”,参与其事的有上千人,以至赵烈文不禁叹息:“噫!繁盛至此极矣。”[27]
1703071401
1703071402
李鸿章母亲八十大寿的时候,他在京津两地同时给老母亲操办寿席:“此间哄动一时,京外送礼称祝者络绎于道,因设寿堂于两江会馆。初二留面、初三设烧烤全席,共二百余桌。津署亦设堂开筵,令方儿代为谢客,共花费四千金。而人情过重,除珍异之物璧却外,寿屏五十架、联二十余幛、三百余轴,如意仅收百枝,计所费亦不赀矣。”[28]
1703071403
1703071404
也就是说,他在北京两江会馆和天津北洋公署两处设宴,席面是“烧烤全席”,摆了两百桌,花掉四千两白银。收的礼品当中,仅如意就有一百柄。当时高官大吏中,能做到这样地步的并不多见。
1703071405
1703071406
不光是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如此,比如这封信中显示的信息:“惟丧具称家有无,汝婶及榘(李昭庆次子)等既非素封,汝亦虚有其表,不必效三婶、五叔之丧,花至巨万,炫耀乡邻。”[29]可见李氏族中办事,大抵都习惯于铺张喧闹、炫耀乡邻,作风与其师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曾氏家族完全不同。
1703071407
1703071408
那么,李鸿章上千万的巨额财产,来源是何处呢?
1703071409
1703071410
应该有两种渠道:一种是传统渠道,也就是官场上的各种“陋规”,以及战争中的劫掠;二是新兴渠道,即从洋务运动经营中获利。
1703071411
1703071412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渠道。
1703071413
1703071414
李鸿章和曾国藩一样,事业心极强,对清王朝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和曾国藩不同的是,李鸿章对“节操”二字,并不那么重视。虽然出身翰林,但是李鸿章身上有着著名的“痞子气”。他为人机变圆熟,敏捷灵活,对老师的“儒缓”“迂拙”一直不以为然,一生急于事功,拼命做官,处事首先论利害,再论是非。在朝廷上、国际间,都以善于捭阖闻名。
1703071415
1703071416
曾国藩建立湘军选择人才时,首重道德品质,“选士人领山农”[30],以忠诚相尚。李鸿章则在初建淮军时,就强调“利益”的重要性,人以利聚,鸟为食来,他认为“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31],所以在淮军建立之初,李鸿章就公然以子女玉帛诱集将弁,用人时广收杂揽。淮军军纪一开始就不好,“自始至终,俱在贪图利禄,以骚扰民间为能事”。[32]军饷之多少,对淮军将士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战争中通过劫掠所收获的,远远过之。柴萼记载:“(淮军)初赴上海时,饷项匮乏,食米而外,仅酌给盐菜资。及接仗克城,人人有获。每向夕无事,各哨聚会,出金钏银宝堆案,高数尺许。遇发饷时,多寡不较也。”[33]
1703071417
1703071418
风纪如此,当然会受到社会的抨击。对于指责,李鸿章总是勇于替部下挡箭,并说“乡井子弟为国家捐躯杀贼保疆土”,于国有功,因此“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34]。
1703071419
1703071420
在李鸿章的姑息纵容下,淮军将领多发了大财,李鸿章本人亦成为表率:“庐州府属合肥、庐江、舒城等县,军功地主每县多者近千,少者也有数十人。仅舒城一县就有军功地主300人以上。……李鸿章及其淮系头目,发战争之财,获取大量收入,并以购买土地传之子孙视为稳固的投资方法,于是合肥土地率为大地主所垄断,阡陌相接,绵延数十里者的大地主也不少。”[35]
1703071421
1703071422
因此,李氏家族的“第一桶金”,应该是来自战争。
1703071423
1703071424
李鸿章更多的财富积累完成于息兵之后漫长的督抚生涯之中。在晚清督抚中,李鸿章并非丝毫不讲操守之人。他也曾激烈抨击吏治腐败,对官僚只顾搜括,不顾民生痛恨不已,“官府内外,竭蹶供支之不遑,何暇计及民生之休戚。……纪纲日隳,踵此而行,乱机将兆”[36]。他在督抚任上也曾大力整顿吏治,参革劣员。特别是在离开直隶总督之任时,将其带兵数十年截旷、扣建所存之“淮军钱银所”现银八百多万两全部移交给后任王文韶,因获“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之评。[37]
1703071425
1703071426
然而,这仅是李鸿章居官作风之一面,他还有着另一面。
1703071427
1703071428
李鸿章为人喜欢排场,讲究气派,对官风官纪之细枝末节一向不那么重视:“对下级官员的逢迎,李鸿章也会安之若素。根据清朝规定,凡邻省督抚及钦差大员过境,在离城一二里地面以内的,准地方官前往送迎,不得过二里之外。……但直隶司道大员率同在省各员每逢大员过境,皆远出二十五至四十里处迎接,以致现任州县纷纷效尤,无不越境迎送,在邻封地面驻候。……但李鸿章从不拒绝,坦然受之。”[38]
1703071429
1703071430
以权谋私、利益交换、安插私人等官场上常见的勾当,李鸿章信手拈来,一生没少做。“李鸿章也曾多设机构,安插闲人。光绪十五年,李鸿章以直隶升科地亩为名,于省城及各州县创设清赋总局分局,其实此为藩司应办之事,多此机构,如御史所奏,‘无非位置闲员’‘不独糜费,且恐需索贻害’,次年被撤销。”[39]
1703071431
1703071432
在李鸿章的头脑中,一定限度内的“陋规”是天经地义的,甚至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因此在出访欧洲的时候,他闹出了这样一个笑话:“李鸿章之在欧洲也,屡问人之年及其家产几何。随员或请曰:此西人所最忌也,宜勿尔。鸿章不恤。盖其眼中直无欧人,一切玩之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者,尝游英国某大工厂,观毕后,忽发一奇问问于其工头曰:君统领如许大之工场,一年所入几何?工头曰:薪水之外无他入。李徐指其钻石指环曰:然则此钻石从何来?欧人传为奇谈。”[40]
1703071433
1703071434
也就是说,他访问欧洲的时候,最喜欢问人家挣多少钱。随员提醒他,老外很忌讳这个,他也不理。有一次,他参观英国一个大型企业,问企业主,你管这么大一摊事,一年收入多少?厂长说,只有一份薪水而已。李鸿章不急不忙地抬起手,指着厂长的钻戒说,那这么贵重的东西是怎么来的?显然,他认为这是“陋规”所得。
1703071435
1703071436
由此判断,李鸿章按官场惯例,收受下属“陋规”,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其贪名由来有自。清代督抚年均“陋规”收入十八万两,李鸿章封疆数十年,收入数百万两不出意外。
1703071437
1703071438
李鸿章巨额财富的另一个来源是从洋务运动官办企业中获利。这是晚清部分官员有别于传统收入来源的一个财富新源头。
1703071439
1703071440
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在松江创办洋炮局,这是他办洋务之始。此后,洋务规模日益扩大,陆续创建或者扩建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同治十一年底,他创建了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此后又陆续创办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
1703071441
1703071442
这些企业建立之初,一般都是清政府直接控制的官办国有企业,类同封建衙门,效率低下,漏洞百出,成本核算不严,损失无人负责,所以贪墨者有大量漏洞可钻。“岁用正款以数百万计,其中浮支冒领供挥霍者不少,肥私橐者尤多”,结果是“制成一物,价比外洋昂率过半”[41]。李鸿章所用之员,很多也名誉不佳。比如他最倚任的洋务人才盛宣怀就经常被人诟病。盛氏在购买旗昌公司时,被王先谦、刘坤一参劾受贿,李鸿章对盛宣怀多方保护才使其过关。
1703071443
1703071444
李鸿章之所以如此尽靠山的义务,是因为这些人从经济上会对他进行回报。光绪三年,盛宣怀在购买旗昌公司时,发现旗昌在账外还有房产三十间、洋房十七所,约值五十万两。盛宣怀即密函李鸿章,建议由几个靠得住的内部人另立一公司,收买下来,估计每年可得8%的收益。他问李鸿章“师欲附股若干,乞密示”,由其操办。[42]李鸿章是否同意,在档案中未见记载。不过李鸿章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等处都有不少的股份,并无疑问。再看下《近代名人小传》中的记载:“招商轮船、开平煤矿皆有鸿章虚股甚多。及殁,家资踰千万,其弟兄子银私财又千余万。”所谓“虚股”,即今日所说的“干股”。随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实业”的扩张和壮大,其获益自然相当可观。
1703071445
1703071446
李鸿章出身并不显贵。他出生之际,李家尚属庶民小地主水平,李鸿章曾经在家书中说,祖父每到过年时就会被债主围困,时间长了,甚至为亲友所厌:“前吾祖父穷且困,至年终时,索债者几如过江之鲫,祖父无法以偿,惟有支吾以对。支吾终非久长之计,即向亲友商借。借无还期,亦渐为亲友所厌。”[43]李鸿章十五岁时,父亲李文安才中进士。但是李文安以普通京官终,仕宦所得十分有限。李家后来成为合肥首富,李鸿章的贡献当然是第一位的。
1703071447
1703071448
李鸿章做官第一目的当然不是要发财,但是他为官不以操守为重,而且又掌握大量社会经济资源,自然导致大量财富沿着权力管道汇入其门。这在晚清参与洋务运动的督抚中,应该具有一定典型性。
1703071449
[
上一页 ]
[ :1.703071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