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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李鸿章五十岁生日，躬逢其盛的赵烈文在日记中描述其总督衙门内“烛爆如山，黼绣成队”，宾主仆从“无虑千人，人气如烟云，声如闷雷，目为之炫，耳为之震”，参与其事的有上千人，以至赵烈文不禁叹息：“噫！繁盛至此极矣。”[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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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母亲八十大寿的时候，他在京津两地同时给老母亲操办寿席：“此间哄动一时，京外送礼称祝者络绎于道，因设寿堂于两江会馆。初二留面、初三设烧烤全席，共二百余桌。津署亦设堂开筵，令方儿代为谢客，共花费四千金。而人情过重，除珍异之物璧却外，寿屏五十架、联二十余幛、三百余轴，如意仅收百枝，计所费亦不赀矣。”[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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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他在北京两江会馆和天津北洋公署两处设宴，席面是“烧烤全席”，摆了两百桌，花掉四千两白银。收的礼品当中，仅如意就有一百柄。当时高官大吏中，能做到这样地步的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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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如此，比如这封信中显示的信息：“惟丧具称家有无，汝婶及榘（李昭庆次子）等既非素封，汝亦虚有其表，不必效三婶、五叔之丧，花至巨万，炫耀乡邻。”[29]可见李氏族中办事，大抵都习惯于铺张喧闹、炫耀乡邻，作风与其师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曾氏家族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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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李鸿章上千万的巨额财产，来源是何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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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有两种渠道：一种是传统渠道，也就是官场上的各种“陋规”，以及战争中的劫掠；二是新兴渠道，即从洋务运动经营中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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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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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和曾国藩一样，事业心极强，对清王朝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和曾国藩不同的是，李鸿章对“节操”二字，并不那么重视。虽然出身翰林，但是李鸿章身上有着著名的“痞子气”。他为人机变圆熟，敏捷灵活，对老师的“儒缓”“迂拙”一直不以为然，一生急于事功，拼命做官，处事首先论利害，再论是非。在朝廷上、国际间，都以善于捭阖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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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建立湘军选择人才时，首重道德品质，“选士人领山农”[30]，以忠诚相尚。李鸿章则在初建淮军时，就强调“利益”的重要性，人以利聚，鸟为食来，他认为“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31]，所以在淮军建立之初，李鸿章就公然以子女玉帛诱集将弁，用人时广收杂揽。淮军军纪一开始就不好，“自始至终，俱在贪图利禄，以骚扰民间为能事”。[32]军饷之多少，对淮军将士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战争中通过劫掠所收获的，远远过之。柴萼记载：“（淮军）初赴上海时，饷项匮乏，食米而外，仅酌给盐菜资。及接仗克城，人人有获。每向夕无事，各哨聚会，出金钏银宝堆案，高数尺许。遇发饷时，多寡不较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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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纪如此，当然会受到社会的抨击。对于指责，李鸿章总是勇于替部下挡箭，并说“乡井子弟为国家捐躯杀贼保疆土”，于国有功，因此“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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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的姑息纵容下，淮军将领多发了大财，李鸿章本人亦成为表率：“庐州府属合肥、庐江、舒城等县，军功地主每县多者近千，少者也有数十人。仅舒城一县就有军功地主300人以上。……李鸿章及其淮系头目，发战争之财，获取大量收入，并以购买土地传之子孙视为稳固的投资方法，于是合肥土地率为大地主所垄断，阡陌相接，绵延数十里者的大地主也不少。”[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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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李氏家族的“第一桶金”，应该是来自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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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更多的财富积累完成于息兵之后漫长的督抚生涯之中。在晚清督抚中，李鸿章并非丝毫不讲操守之人。他也曾激烈抨击吏治腐败，对官僚只顾搜括，不顾民生痛恨不已，“官府内外，竭蹶供支之不遑，何暇计及民生之休戚。……纪纲日隳，踵此而行，乱机将兆”[36]。他在督抚任上也曾大力整顿吏治，参革劣员。特别是在离开直隶总督之任时，将其带兵数十年截旷、扣建所存之“淮军钱银所”现银八百多万两全部移交给后任王文韶，因获“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之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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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仅是李鸿章居官作风之一面，他还有着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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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为人喜欢排场，讲究气派，对官风官纪之细枝末节一向不那么重视：“对下级官员的逢迎，李鸿章也会安之若素。根据清朝规定，凡邻省督抚及钦差大员过境，在离城一二里地面以内的，准地方官前往送迎，不得过二里之外。……但直隶司道大员率同在省各员每逢大员过境，皆远出二十五至四十里处迎接，以致现任州县纷纷效尤，无不越境迎送，在邻封地面驻候。……但李鸿章从不拒绝，坦然受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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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权谋私、利益交换、安插私人等官场上常见的勾当，李鸿章信手拈来，一生没少做。“李鸿章也曾多设机构，安插闲人。光绪十五年，李鸿章以直隶升科地亩为名，于省城及各州县创设清赋总局分局，其实此为藩司应办之事，多此机构，如御史所奏，‘无非位置闲员’‘不独糜费，且恐需索贻害’，次年被撤销。”[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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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的头脑中，一定限度内的“陋规”是天经地义的，甚至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因此在出访欧洲的时候，他闹出了这样一个笑话：“李鸿章之在欧洲也，屡问人之年及其家产几何。随员或请曰：此西人所最忌也，宜勿尔。鸿章不恤。盖其眼中直无欧人，一切玩之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者，尝游英国某大工厂，观毕后，忽发一奇问问于其工头曰：君统领如许大之工场，一年所入几何？工头曰：薪水之外无他入。李徐指其钻石指环曰：然则此钻石从何来？欧人传为奇谈。”[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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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他访问欧洲的时候，最喜欢问人家挣多少钱。随员提醒他，老外很忌讳这个，他也不理。有一次，他参观英国一个大型企业，问企业主，你管这么大一摊事，一年收入多少？厂长说，只有一份薪水而已。李鸿章不急不忙地抬起手，指着厂长的钻戒说，那这么贵重的东西是怎么来的？显然，他认为这是“陋规”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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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判断，李鸿章按官场惯例，收受下属“陋规”，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其贪名由来有自。清代督抚年均“陋规”收入十八万两，李鸿章封疆数十年，收入数百万两不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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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巨额财富的另一个来源是从洋务运动官办企业中获利。这是晚清部分官员有别于传统收入来源的一个财富新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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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在松江创办洋炮局，这是他办洋务之始。此后，洋务规模日益扩大，陆续创建或者扩建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同治十一年底，他创建了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此后又陆续创办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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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企业建立之初，一般都是清政府直接控制的官办国有企业，类同封建衙门，效率低下，漏洞百出，成本核算不严，损失无人负责，所以贪墨者有大量漏洞可钻。“岁用正款以数百万计，其中浮支冒领供挥霍者不少，肥私橐者尤多”，结果是“制成一物，价比外洋昂率过半”[41]。李鸿章所用之员，很多也名誉不佳。比如他最倚任的洋务人才盛宣怀就经常被人诟病。盛氏在购买旗昌公司时，被王先谦、刘坤一参劾受贿，李鸿章对盛宣怀多方保护才使其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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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之所以如此尽靠山的义务，是因为这些人从经济上会对他进行回报。光绪三年，盛宣怀在购买旗昌公司时，发现旗昌在账外还有房产三十间、洋房十七所，约值五十万两。盛宣怀即密函李鸿章，建议由几个靠得住的内部人另立一公司，收买下来，估计每年可得8%的收益。他问李鸿章“师欲附股若干，乞密示”，由其操办。[42]李鸿章是否同意，在档案中未见记载。不过李鸿章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等处都有不少的股份，并无疑问。再看下《近代名人小传》中的记载：“招商轮船、开平煤矿皆有鸿章虚股甚多。及殁，家资踰千万，其弟兄子银私财又千余万。”所谓“虚股”，即今日所说的“干股”。随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实业”的扩张和壮大，其获益自然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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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出身并不显贵。他出生之际，李家尚属庶民小地主水平，李鸿章曾经在家书中说，祖父每到过年时就会被债主围困，时间长了，甚至为亲友所厌：“前吾祖父穷且困，至年终时，索债者几如过江之鲫，祖父无法以偿，惟有支吾以对。支吾终非久长之计，即向亲友商借。借无还期，亦渐为亲友所厌。”[43]李鸿章十五岁时，父亲李文安才中进士。但是李文安以普通京官终，仕宦所得十分有限。李家后来成为合肥首富，李鸿章的贡献当然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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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做官第一目的当然不是要发财，但是他为官不以操守为重，而且又掌握大量社会经济资源，自然导致大量财富沿着权力管道汇入其门。这在晚清参与洋务运动的督抚中，应该具有一定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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