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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发迹”之后，他们家六兄弟在家乡均建有“大者数百亩，小者亦百数十亩”的庄园宅邸。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陵大学地政学院曾对李翰章、李鸿章兄弟的田园邸第进行过一次调查，他们描述说：“合肥东乡之李相府，西乡周、刘、唐、张之‘圩子’至今犹在，吾人旅行其间，所有封建规模历历在目。盖当日显宦地主，煊赫一时，仗势恃财，广置田亩，所筑邸第极其宏伟堂皇。查李相府及周、刘、唐、张之圩子，每个邸第所占面积大者数百亩，小者亦百数十亩。邸第外园先凿壕沟，内筑高墙如围寨，佃户环居于内，四周并辟花圃菜圃，广阔整齐，园圃内层又凿内壕沟，而紧接于主人居住之宅第。宅第大抵分两大部分，每部分设三大门，内进各自三大堂。闻西乡最小之张圩子，曾住五百余人，其他可想见矣。圩子内有碉堡、炮台、内花园、外花园、藏书楼、秘密走廊等设备。所住佃户，或兼卫士，或兼炮手，或兼轿夫，或兼其他徭役，完全为佃奴性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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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合肥，李鸿章在外地也拥有多处房产。比如前文所引分家“合同”当中，提到他在上海有“一栋价值四万五千两白银之中西合璧式房产”，在南京、扬州、安庆的多处房产，以及在扬州还有当铺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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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芜湖也是李氏家族房产的集中地。芜湖水运便利，地理条件优越，1877年秋，在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建议下，清政府将镇江七浩口米市迁至芜湖。在芜湖米市的建设过程中，李鸿章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鸿章家族在李鸿章长子李经方的带领下，抓住这个机会，在芜湖大量投资置业，在芜湖拥有了大量房产。“李府兴建房屋，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李府自用的，有公馆、钦差府等深宅大院，走马楼房；有大花园、景春花园、长春花园、柳春园等楼台亭阁，规模宏大，气象不凡。一种是出租的市面房屋和住宅楼房，收取房租、地租。”[10]可以概括地说，在当时芜湖的老市区，“包括沿河南路、长街、二街、三街、渡春路、新芜路、中山路、吉和街、华盛街等地区的地皮房屋，全部或绝大部分都是属李府所有”。[11]当然，这些房产有些是李鸿章身后所置，但是在他生前，规模也已不会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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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这些，李鸿章家书中也提到了一些其他住房的情况。比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李鸿章曾考虑出售干鱼胡同的房子，要价两万，没能成交：“有人议购干鱼胡同世宅，索二万余金，未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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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封信中，李鸿章提到李家在上海兴建的一所住宅，并且对房屋设计方案做出指示，要求建筑费用控制在两万多两：“沪地房图嫌过昂，汝往沪时斟酌另绘。除正房楼底外，零碎房间要稍多，大约二万数千金可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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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确认，李鸿章一支的房产广布于合肥、安庆、扬州、桐城、芜湖、北京、上海等地。这些房产当然是一笔相当巨大的财富，唯其具体数额无法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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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动产，李鸿章家族的动产也为数不菲。李鸿章家书中有一条记载涉及“股息”，“昨闻有北归之志，自因七家湾小口不利（指孙殇），前属并归试馆又不愿。北方穷乡，焉得有合式房屋可购，且股息在南，取携不便，家用何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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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家书显示，住在老家的李鸿章家人，主要收入之一是“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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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条第一手资料，关于李鸿章动产收入的第二手资料很多，不过都是概而言之，并没有准确的数字。比如清末费行简所著《近代名人小传》所说：“招商轮船、开平煤矿皆有鸿章虚股甚多。”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李鸿章有数百万金之产业，用以作为证据的就是“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李鸿章与晚清吏治》一文中则揭示，盛宣怀在光绪三年（1877年）以轮船招商局名义购买旗昌公司时，企图另立公司，并请李鸿章参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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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关于动产和不动产的资料，我们发现对李鸿章遗产的估计，弹性空间很大，从一千万乃至数千万皆有可能。不过，李鸿章家产富厚逾常，至少有一千万之数，在晚清名臣“曾胡左李”当中名列第一，这一点应该毫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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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四大名臣中，李鸿章的生活水平也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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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后，经营了一辈子洋务的李鸿章名誉扫地，被撤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被调进京城做了“伴食宰相”，他每日闲居贤良寺，无所事事。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提到过李鸿章在贤良寺中的生活：“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一伺者为之扑捏两髅，……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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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赋闲”日子，在吴永的叙述中显得清闲而朴素，而据李鸿章家书提供的信息，即使这样的“简朴”生活，每年也要花掉一万多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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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家书中说：“吾年衰耄，当终老京师，岁需食用应酬万余金，时形竭蹶，不复能顾家事。兹因李楼小宅倾圮，不得已勉筹修费六千余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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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估计在北京每年要花一万多两银子，所以不能给家里寄多少钱。这次家里修房子，只能给六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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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所说的李鸿章每天喝一碗鸡汁，据梁启超《李鸿章传》所说，那是两只鸡熬成的。“铁水”和“铁酒”，是用人参、黄芩等药材配制的补品。而且李鸿章追求健康生活，每天都要做例行体检，“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17]。可见他的生活在晚清这个时代环境中，是相当高端大气上档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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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老师，另一位晚清名臣曾国藩的生活水平与李鸿章相比，相当之低。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他的日记当中记载，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见到堂堂两江总督所穿“不过练帛，冠靴敝旧”[18]，就是说曾国藩穿的衣服料子非常普通，而且帽子和鞋子都非常旧了。他还在日记当中记载了曾国藩的卧室是多么简陋：“今日直诣相国卧室，葛帐低小，布夹被，草簟而已。旁有二小箱，几上陈设纸笔之外，无一件珍物。吁！可敬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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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氏往来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的家人经常给曾国藩寄些食物，不过内容多是茶叶、小菜之类，价值不高。而李鸿章给家人寄赠的食品可就昂贵得多了。比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在致女儿李经璹的信中说：“附寄燕窝十二合，聊供早餐。”[20]燕窝一寄就是十二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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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致儿子李经方的信中说：“昨又寄到鱼翅百斤，照收。”[21]同年另一封信又说：“两次寄到板鸭百四十只，未免稍多，其味尚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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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李鸿章在致李经方的信中提到，“十月朔日通永镇专弁送到蟹二千只，多而且旨，此次仅坏千一百只”[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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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翅一寄就是一百斤，板鸭一寄就是一百四十只，又专门派人长途运送“多而且旨”的螃蟹两千只，这种生活水平，自然是曾国藩家族难望项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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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任京官时期，有时也会从京中购买一些名贵补品寄回老家，以孝敬堂上老人，不过内容多是人参、鹿茸之类的常见之物。而李鸿章孝亲之物的档次也较此为高。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寄给家兄李瀚章“碧螺春茶六瓶，海虾三百对，呈堂上用”[24]。光绪四年（1878年），李鸿章在致李瀚章的信中说，今年的燕窝是专门托香港商人从东南亚购得，而茶叶则是苏州人、道员潘其钤在其家乡附近选定茶园，每年专门为他特供的，价格很低，但品质难得：“敝处年例购呈母亲上白燕窝、碧螺春新茶等项。燕窝系托香港商户由暹罗觅购者，内地无此好货；碧螺春系潘道其钤家中附近山产，每年为我选定，价廉品精。兹各寄上十斤，望转呈慈亲收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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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生活水平，放到今天也罕有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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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曾国藩凡事谨慎低调，处处强调撙节不同，李鸿章则对这类生活“小节”从不以为意。曾国藩嫁女，规定陪嫁不得超过二百两白银。而李鸿章孙女出嫁，他一送就是一千两：“二孙女喜期闻在冬间，拟给奁资一千两，将由义胜源汇交张媳代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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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家族的生活花费很大，另一个原因是家族有事，总是习惯大操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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