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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1720 第一个原因是收入低微。晚清太平天国战争兴起,为了弥补军费不足,朝廷不得不卖官筹钱,结果官多职少,所以刘光第到京之后,一直以候补的身份工作。按清代官制,刘光第正途候补的京官,只有正俸,他所任主事为六品官,国家正俸为六十两,除此还有六十斛禄米。但是因为财政困难,正俸又经常被打折扣发放,刘光第在家书中曾说自己“俸银五十余两”。除此之外,晚清捐官兴起后,官员每年给老乡做保人,每年可以获印结银收入约一百五十两,加上五十两俸银,刘光第每年全部收入为二百两左右。但是在北京拖家带口生活,一个官员每年至少需要六百两,所以正常情况下,他每年的赤字要在四百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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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1722 第二个原因是刘光第出身非常贫寒。京官生活水平如何,与家庭背景有关。有些收入低微的京官在北京也能过上安定优越的生活,是其家族在背后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比如翁同龢状元及第后官授翰林院修撰,每年工资收入不过一百多两,但是他的生活从来没有遇到什么窘迫,因为翁氏一族在北京仕宦多年,他的父亲翁心存时任体仁阁大学士,家资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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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1724 而刘光第则出生于贫穷的农民兼小商人家庭。读《刘光第集》,他的祖父冬天连棉袄都穿不起,成天赖在邻居家的铁炉边不肯走,熏得脸面漆黑,亲戚来了都不认识,“隆冬犹衣败絮,寒不可支,则竟日负邻家铁炉坐不去。面目黧黑,亲故至不可辨识”。[11]到了他父亲一代,家境也没什么好转,全家两三个月才能吃一次肉,一次不过几两,“家经变故多,支用绌,入不敷出,食常不买生菜。两三月一肉,不过数两。中厨炭不续,则弟妹拾邻舍木店残杈剩屑以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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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1726 刘光第被钦点刑部主事后,因家境贫寒不能支持京官生活的浩大费用,没有进京。后来,他的一位族叔,自贡盐场绅商刘举臣,主动提出每年资助他银钱二百两。富顺县令陈锡鬯一度“亦年助百两”[13]。这样,刘光第才在母丧服阕后进京为官。因为自己花费全靠他人捐助,欠着巨额人情债,刘光第自然能省即省,不敢大手大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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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1728 刘光第其实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也不怎么掩饰自己对仕途的热衷,到北京之后,很想快快升官。盖因他之读书,是全家人节衣缩食供出来的,母亲甚至“卖屋而买书”[14],以供他读书。所以全家人发达之愿望,皆在他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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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1730 到刑部上班后,他工作十分勤奋。一般人一个月到衙门上二十天班,就已经算非常勤奋的了,他每个月出勤可达二十八九天。《年谱简编》载:“销假就职后到署甚勤,每月必到二十八九次。”[15]在致刘举臣的信中,他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这样勤奋:“惟本司人数太少,主稿等均劝勤上衙门,一月得二十天都好,如能多上,便见勤敏。”[16]如此勤敏,大家都说他过不了几年就能升官,“同乡皆言,如此当法,数年后,必定当红了”。[17]大家如此鼓励,他对自己的仕途也很有信心,认为像自己这样拼命做官,不难飞黄腾达。光绪十六年(1890年)底,他在家信中说:“故就兄一人一身而论,尽可无虑,十数年间,一帆风顺,便可出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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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1732 虽然如此说,事实是十年之间,他却始终在候补主事一职上不能迁转。一方面原因是晚清仕途过于拥挤,另一方面则是刘光第的个性并不适合混迹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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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1734 刘光第从小在艰难困苦中长大,个性强硬方刚,能吃寻常人不能吃之苦。《年谱简编》记载,有一次他走在路上被疯狗咬伤,怕感染病毒,他硬是从附近人家借了把菜刀,活生生把伤口周边的肉都挖下来了:“常步行富泸间,为瘈犬所伤。从乡人借厨刀削去伤口,乡人围观骇叹。”[19]此举断非寻常人所能为,可见其性格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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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1736 刘光第的另一个性格特点是内向、孤介。对于社交活动,刘光第既不擅长,也不感兴趣。除了必不可少的礼仪,比如师门的三节两寿之礼,平日“少交游,避酬应”[20]。偶尔应酬,也多独坐“寡相谐”[21],坐在那儿不和别人交流。胡思敬说他“恂谨寡交,稠人广坐中,或终日不发一言。官刑曹十余年,虽同乡不尽知其名”。[22]他当了十年官,连同乡都没认全。他这样做,原因当然主要是对官场上的喧嚣浮华十分看不惯,也不愿意对高官做谄媚之态。刘光第也说自己“冷僻犹昔”[23],“在人稠中”他“不善作便佞趋承之状”,以致“众皆木石视之”[24]。这样的性格,自然影响他在官场中广结机缘,导致迟迟不能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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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1738 刘光第的收入中缺少外官“馈赠”等灰色收入,这是因为入仕不久,他就立志要做清官名臣。光绪十五年(1889年),也就是进京为官的第二年,他就在家信中说,自己要效仿康熙朝的名臣魏象枢,有了亲戚的资助,就不收什么灰色收入,而是力图保持清廉之节:“昔康熙时魏敏果公(名象枢)为一代名臣,俗所称保荐十大清官者也。其初得京官时,亦患无力,不能供职,其戚即应酬之,后来竟成名臣。(有人接济,免致打饥荒,坏人品,此亦魏公之福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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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1740 因为立志要做名臣,刘光第十分爱惜羽毛,其清峻程度远过于曾国藩。步入官场之初,刘光第也一度和光同尘,接受过一些馈赠。后来,随着做清官名臣的人生设计日益清晰,他开始拒绝被大多数官员都视为正常的馈赠,“兄……不受炭别敬(方写此信时,有某藩司送来别敬,兄以向不收礼,璧还之)”[26]。甚至连好朋友的帮助他也不要,因为他不想沾染任何灰色收入。有一个好朋友发了笔小财,得到三四千两白银,想帮他一把,也被他拒绝:“京中今年结费太坏,用颇不敷。抡三已补员外,别项进款约三四千金,平时颇知兄,常欲分润,露于言句,不知兄不敢受也。”甚至有人看他成天穿着破旧衣服,想给他两件衣服,他也不要:“赵寅臣欲出京时,欲以纱麻等袍褂相送,因兄所穿近敝故也,兄亦婉而却之而已。”[27]这样他就失去了“他人馈赠”这一京官颇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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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1742 及至后来因参与变法而获得重用后,他的作风在军机中也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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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1744 升了官,别人都要给报信的太监赏钱,只有他一个钱不给:“向例,凡初入军机者,内侍例索赏钱,君持正不与。”不仅如此,不管谁家有事,他也不随礼:“礼亲王军机首辅生日祝寿,同僚皆往拜,君不往。军机大臣裕禄擢礼部尚书,同僚皆往贺,君不贺。谓:‘时事艰难,吾辈拜爵于朝,当劬王事,岂有暇奔走媚事权贵哉!’其气节严厉如此。”[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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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1746 当了军机章京,别人每年都可以收到大笔外官送的礼金,只有他一文不要:“(光第)性廉介,非旧交,虽礼馈皆谢绝。既入直枢府,某藩司循例馈诸章京,君独辞却;或曰:‘人受而君独拒,得毋过自高乎?’君赧然谢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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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1748 如此做官之法,使得他升官反而更为赔钱,每年要赔五百两。他自己在家信中说:“兄又不分军机处钱一文(他们每年可分五百金之谱,贪者数不止此);……如不当多时,所赔犹小;如尚不能辞脱,则每年须干赔五百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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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1750 基于以上原因,刘光第的生活自然摆脱不了艰窘。他在书信中描述自己的生活说,因为今年收入少,所有家务都是夫人带一女仆亲自干:“兄今年京中尤窘迫非常,……以致连厨手亦不能请了,全是一婢女与敝室同操作,日无停趾。”[31]家里越发破旧得不像样子:“盖去夏大雨后,顶全漏,烂纸四垂,屡次觅裱糊匠不得(通京俱从新裱糊,匠人忙极)。及觅得,又以价太昂,屡相龃龉,直至冬月,始迫于不得已,费十余金,乃收拾完好。……惟是顶棚未裱好时,客厅诸事,俱颇潦草。”[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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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1752 这种贫困状况贯穿了刘光第京官生涯的始终。一般人苦熬、苦做京官,一是期望能在级别上快些升上去,二是期望能外放到外地做地方官,收入可以名正言顺地大涨。资助刘光第的族叔也是这样期望的。可惜,因为参与维新变法,刘光第没有迎来自己经济状况改善的那一天就断送了性命,他的族叔也没能收回投资。在他变法失败后被捕之时,连执行抓捕任务的官兵都惊叹他家之穷:“缇骑见家具被帐甚简陋,夫人如佣妇,皆惊诧曰:‘乃不是一官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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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1754 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京官的生活水平自然不尽相同。虽然明清两代京官通常都很穷,但是并不是说所有京官都生活在困窘当中。京官之中,也有少部分人身处巨富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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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1756 这些人一般分两类。一类是立身不谨的重臣权臣,因为掌握的资源广而巨,夤缘攀附者门庭若市,所以营私肥己的空间很大。典型代表当然非清中期的和珅和晚期的奕劻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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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1758 另一类是“肥缺官员”。京官中有些职务,表面不显山露水,但“实惠”却非常之巨,比如内务府及户部的某些职官、银库官员、各榷关税务官员等。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是满人,这是因为清代的“首崇满洲”的民族政策。王志明说:“中央机关的满缺最多,据《清朝文献通考》的记载,1785年朝官中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汉缺分别是2751、253、142、558名,其中户部和工部的某些机要部门如银库、缎匹库、火药局等,全为满缺所独占。可见要津和中央机关为满人所控制,牢固了满人的统治权。”[34]这类满族京官自然活得特别滋润。那桐就是其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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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1760 那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晚清历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要职,对晚清政局产生过重要影响。在这里我们不论其政绩,只来看一看他的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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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1762 那桐乃内务府镶黄旗满洲人,叶赫那拉氏,咸丰六年(1856年)生于北京。他的家族是内务府世家,家资丰厚。不过和大部分内务府纨绔子弟不同,他自幼肯于读书,并且取得了举人功名,这在满人中算得上相当难得,所以被人称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他又颇有办事才干,在满族官员当中属于一位“能员”,所以升迁之路相当顺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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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1764 那桐留下了一部日记。读这本日记,我们发现,从青年时代起,那桐的生活就是极为优裕,甚至是奢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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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1766 那桐的住宅位于金鱼胡同,这是一座豪华宅邸,一座横向并联的七跨大院,占地二十五亩之多,房屋三百多间。特别是其中的“那家花园”,以“台榭富丽,尚有水石之趣”而闻名京师。[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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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1768 那桐日记起自光绪十六年。从日记记载来看,那桐几乎天天都是在饮宴应酬、唱戏听曲中度过,生活既按部就班,又富足滋润。比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他共有十九天赴宴或者在家宴请别人,约晚饮,到同兴楼小食,赴福寿堂之约,在家晚饮,赴九九园消寒九集,到福全馆晚饭,谈崇文门公事,同和楼晚饭,赴九九园之约……名目繁多,经常子初、子正才归。[36]除了日常锦衣玉食,那家花园“经常举办各种演出活动。……京戏名角大都是那家的常客。那家爱听戏,经常一唱就是一整天,甚或连唱几天”。[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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