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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时代，能不能玩得起“西洋玩意儿”是一个家庭是否有实力的重要标志。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一次赴天津旅游之后，那桐迷恋上了西洋事物，从那一年起，“那家隔三差五吃西餐，买洋货”，“坐汽车、安电话，甚至买汽车，反正什么东西时髦，那家便很快拥有”[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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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日常应酬手笔也很大。日记记载，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九日，“熙大人宅”有喜事，他出份子二百两白银[39]；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升为“正部级”后，到各处拜谢老师，送给荣禄银一千两，其他送崇绮等十一人，从四十两至一百两不等[40]；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庆亲王女儿结婚，他送“大裁江绸二套、九件荷包二匣、宴席二桌、绍酒二坛、茶叶百斤、羊烛百斤、喜分百金”[41]；日记中经常可见他借钱给别人，比如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六日，伦贝子借去一千两京松银。[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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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的生活水平如此之高，来自四个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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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因素，是那桐的特殊出身。那桐出身内务府，家底本来就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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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那桐一生工作多与经济收支有关，且多次署肥缺。中举之前，那桐因为精明能干，就经常被派一些临时性职务，比如“充户部恭办（皇帝）大婚典礼处派办司员”“充恭办（皇帝）万寿庆典总办”[43]。虽然都是临时充任，但这些皇家庆典例来开支浩大，承办人员扯虎皮做大旗，可钻的空子极多。甚至修办光绪朝《大清会典》这类看起来没什么油水的工程，也有很大闪展腾挪的空间。光绪二十五年，那桐任《大清会典》馆提调官，事毕将工程用剩下的六万两白银交还朝廷，得到慈禧太后的专旨表彰，说他“奉公洁己，办事认真”[44]。这件“小事”能引起最高层的注意，说明这六万两如果想法分掉，才更符合那时官场之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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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长期担任户部的职务。户部的职掌均与经济财政相关，户部官员的公开收入名正言顺地高于其他部门，“各部之中，以户部为较优”[45]。那桐长期任职户部，到底获得多少收入未见记载，不过他自光绪十一年至十九年（1885—1893年）在钱法堂当差，做到主事。光绪十一年起在捐纳房当差，光绪十八年（1892年）任总办，直至光绪二十四年。这几个地方都是极有油水的所在。此外，他还在贵州司掌过印。那桐为人，并不在意清节，反而是贪名久著，正如摄政王载沣的胞弟载涛在回忆录中说那桐“平日贪婪无厌”，“亦是著名大贪污者”[46]，所以在户部期间，他的收入应该就已经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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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还出任过一些著名的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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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肥缺，就是“户部银库郎中”，“佩带银库印钥”[47]。户部银库是收贮各地送到京师的赋税饷银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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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银库一直是清代财政中水最深的部门，那桐在这个正五品的职务上每年的养廉银是五千两，除此之外到底有多少灰色收入，他在日记中当然不可能透露。不过在担任银库郎中后的第二年，他就开始在京城繁华地段经营当铺。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余托孟丽堂价买北新桥北大街路东增裕当铺作为己产。……计占项一万二千余金，架本三万金，存项一万金，统计领去五万三千余金”。[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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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一年多，那桐再次购买当铺。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余托孟丽堂价买灯市口北东厂胡同口外路东元丰当作为己产，改字号曰：‘增长’，总管为孟丽堂，……价本市平松江银三万两，占项市松一万七千两，存项京松二万五千两，统计市松七万二千余金”。[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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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笔高达十二万余两的巨额投资显然不是他的公开收入所能承担的。事实上，分析那桐的升迁之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银库郎中一职是他宦途升腾的关键点。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中低级京官，在此之后仅仅一两年间就跻身高级京官，后更飞黄腾达成了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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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做过的另一类肥缺是“派充左翼税务委员”“派充崇文门正监督”等税收官员。[50]这也是著名的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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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税关官员都是肥缺，崇文门税关更是肥中之肥。崇文门税关处于万方辐辏的京师，商贾往来频繁，征税总额巨大，此关的税务官员和胥吏很容易暴富。[51]清代巨贪和珅之发家致富，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担任崇文门监督所获收入。那桐担任这些职务的具体收入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一生行迹来看，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洁身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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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以上两个因素，那桐个人的理财水平也是一个关键因素。那桐极具经济头脑，擅长理财，“这也许与他长年在北档房、户部工作不无关系。……他热衷于从事各种经营活动。比如，他经营商铺、置田产、地产、买房产、出租房屋，把自家的经济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办事经常习惯性地核算成本，比如光绪十六年（1890年），第一次随两宫赴东陵谒陵，来回十余天，回来他曾算了一笔账，‘此次一役除户部应领津贴银四十两，尚须赔数十金’”[52]。如此，那桐的资产积聚相当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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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的经营活动中，获利最丰的当属当铺。清代皇族和大员热衷于典当业，这是因为开当铺税收少，获利丰厚。据夏仁虎记载：“质铺九城凡百余家，取息率在二分以上。”[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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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生活优裕奢华的最后一个因素，是他的性格所致。与晚清大部分满族官员一样，那桐虽然是“能员”，但他的“能力”仅限于操办具体事务，对朝廷大政、国家兴衰，他从没表现出什么独到的政治见解或思想主张。圆融、开朗、外向和精明使他很善于构建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在国步艰难之际仍然全力经营自己的“幸福生活”。从《那桐日记》看，他每年春节登门拜年往还的数字相当惊人。光绪十六年，那桐三十四岁，身为中级京官，当年正月初一至十五，他登门所拜的人家约计260家，第二年春节期间，拜年约330余家。官至一品后，前往各府拜会的数量略有减少，但来访的客人却明显增加。成为重臣的1904—1911年，那家每年过年更是门庭若市。这自然也预示着他灰色收入的来源越来越广：除去附加效应不提，最直观的收获是每个登门者所携的节礼。《那桐日记》中记载的“持贽”者中，所持最高的为“千金”。[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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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虽然国难重重，但那桐因经济实力雄厚，人际关系广泛，性格开朗乐观，在晚清社会政治灰暗沉郁的大背景下，他的生活却是一派阳光、热闹和快活。看《那桐日记》的九十万言中，最频繁的记载是家居生活、饮宴应酬、礼尚往来的繁忙和享受。不论年岁如何，每逢年节，那家肯定会频繁举办各种奢华的饮宴聚会。甚至国难临头之际，遇到红白喜事也从未草率行事，各种喜分、奠分一丝不苟。“1890—1925年间，那家的娱乐活动多得不可胜计。如果外出听戏（包括入宫听戏）、看花灯……出游不计算在内的话，那桐及家人最钟爱的文娱活动是堂会，内容包括‘什不闲’‘八角鼓’‘大鼓书’‘说书’‘影戏’（含皮影、幻灯）、洋傀儡戏（木偶戏）和京剧。‘双处评书’‘抓髻赵什不闲’‘子弟什不闲’‘马老什不闲’‘马老八角鼓’，多是那家固定邀请的演员，甚至成为门客。日记里常提到这些演员的名字，有时还进行评论和比较。什不闲很受那家老少的欢迎，隔三差五就会被请到那家来娱乐一番。……家庭祝寿，友朋拜寿多以演戏为乐，甚至把京剧当成‘贺礼’相互送来送去。1903年，那桐的二女儿19岁生日，‘在新西花厅唱安庆高腔戏一天，伦贝子、诚玉如、三祝、小川、彭子嘉、陶杏南送昆戏六出，来客甚多，午正开戏，子初散’。”[55]“对这些活动，那桐总是兴致勃勃，乐此不疲，偶尔才会感慨两句‘忙累’‘倦极’。”[56]“几乎未间断记日记的晚清到民国的35年里，那桐绝少出现失望、烦躁、不安、不如意、心灰意懒等负面情绪。相反，倒是兴奋、昂扬、兴味盎然、兴致勃勃、心满意足表现得淋漓尽致。”[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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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那桐是京官中优裕派的典型。清代优待满族的特殊政策，内务府出身的背景和屡署肥缺，使他拥有了雄厚的家底。而善于理财投资的天赋和开朗圆滑的个性，推动他在动荡的政治大背景下敛财投资，成为京城巨富，其生活水平是曾国藩等普通汉族京官无论如何都难以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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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楷：《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第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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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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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京官俸银及其他收入》，张国宁校点，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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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楷：《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第215、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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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思敬：《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第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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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思敬：《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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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思敬：《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高楷：《刘光第传》，第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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