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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曰明于勘覆，稽失无隐，为句检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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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曰职事修理，供承强济，为监掌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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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曰功课皆充，丁匠无怨，为役使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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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曰耕耨以时，收获剩课，为屯官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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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曰谨于盖藏，明于出纳，为仓库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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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曰推步盈虚，究理精密，为历官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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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曰占候医卜，效验居多，为方术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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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讥察有方，行旅无壅，为关津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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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曰市廛不扰，奸滥不行，为市肆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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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曰牧养肥硕，蕃息孳多，为牧官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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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曰边境肃清，城隍修理，为镇防之最(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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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考课的27个类别，兼顾官署架构，其中心则是职务的性质。对这个制度，楼劲、刘光华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以二十七最为代表，把帝国全部在编官职仔细分类，再各各要求，非对现有行政职务的性质、地位、特点和相互关系有深入认识不可。……足以作为人类制订的第一套完整意义的职位分类体系而载入史册。”(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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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看专用位阶。魏晋以降，一百多号“将军号”，向军官的位阶发展；大夫、常侍、侍郎等散官，则向文官的位阶发展。唐朝为文官设文散阶，其阶名以某某大夫、某某郎为称；武官设武散阶，其阶名以某某将军、某某校尉为称。一些被归入“伎术官”的专业官职，也形成了职级。例如医官，宋徽宗政和年间为医官专设了14阶，由和安大夫、成和大夫至平和郎、保安郎、翰林医正等阶名构成，后来增到了22阶。此外，宋朝还设有内侍官12阶。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还曾打算为天文官设阶(102)。到了金朝，不但太医官、内侍官，甚至司天翰林官、教坊官都有了“职称”，各25阶。（按：这里的“翰林”属“伎术杂流”，与翰林学士不同。）下将金熙宗所定司天翰林官、太医官位阶，天德年间（1149—1152年）所定内侍位阶，及金章宗所定教坊位阶，制成下表(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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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位阶，其繁密程度已不亚于今天的职称，其所涉职类则仍然寥寥可数，不如今天“职称”那么多样。因为古代的专业分化程度，远远比不上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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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不能忽略：从总体来说，中国古代官阶对分等的重视，超过了对分类的重视。统治者更关心的，是让尊卑高下各得其所，其次才是各个职类各得其所。官僚的主体是品官，是科举士大夫，以及拥有高级爵号的官贵，他们的尊卑高下，占据了品秩安排者的最大注意力。专业人员往往被视为“伎术官”而遭歧视，其职级经常被漠视了。金朝那么多的专业位阶，虽被元朝继承了，但在其他朝代并不多见，士大夫对之也并不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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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杰科斯说：“我们出乎意外地发现，任何一个级别上的组织成员的责任，都可以用其完成任务所需最长时间来衡量”，“具有相同责任时间跨度的人往往负有相同重的责任，要求相同水平的工资，而不管他们的职业或实际收入如何。责任的时间跨度由底层的一天到顶层的20年，所付工资也有1.5万美元到100万美元不等”。《对科层制的称赞》，收入《国外组织理论精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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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顾炎武：《日知录》卷九《部刺史》。《日知录集释》，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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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赵冬梅：《北宋前期的“官与品轻重不相准”含义试释》，《北大史学》第1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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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振鹤：《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现状及问题》，《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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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艺文类聚》卷四九《职官五·太常卿》引《汉官解诂》：“太常掌社稷郊畤，事重职尊，故在九卿之首。”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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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理宽度”，通称“管理幅度”。“幅”含有宽度之意，如像“幅面”；但如“波幅”之“幅”，就包括波的高度了。所以本书改称“管理宽度”，以求更明晰贴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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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朱国云：《组织理论：历史与流派》，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87页；孙云：《组织行为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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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哈密尔顿爵士认为：“普通人的头脑在应付其他人的头脑时，在3个人到6个人的范围内才有效。”当然，适用的宽度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的控制宽度达132人；艾森豪威尔任校长时，被建议把控制宽度限为3人，引起了他的不满。戴尔：《伟大的组织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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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据罗宾斯的计算，假设两个4100名员工的组织，一个管理宽度为4，一个管理宽度为8，则前者需要多设两个管理层次，多设约800名管理人员。见其《组织行为学精要》，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282页以下。从事监管的人员增多，无疑会造成监管与控制的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