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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园丞：皆选孝廉郎年少薄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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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林左监：孝廉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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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郎：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缺补之，世祖始改用孝廉为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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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官丞：四人，郡孝廉年五十，清修聪明者，光禄上名，乃召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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谒者等职位必须由孝廉担任，这是职位方面的规定。但察举科目也是个人所获得的身份资格。以另一个科目“有道”为例。东汉郭林宗被举“有道”，但他并没有应举，甚至终身未仕。但人们依然管他叫“郭有道”。蔡邕为郭林宗撰写的碑文，称《郭有道碑》。蔡邕还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2)。在这里，“有道”成了郭林宗的个人名号，具有个人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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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管理是一种人员管理，具有独立于职位结构的性质。所以资格的分等分类，并不总与职位的分等分类同构或匹配。比如说，有时会有这样的规定：职员中的女性应占一定比例，或少数民族应占一定比例。这就是出于政治考虑了。那么资格结构与职位结构是否匹配的问题，就浮现出来了。即令现代文官制下，二者也可能不匹配。当然也可以这么看：只看能力与资历，是一种“技术性匹配”；性别比例、民族比例之类要求，属于“政治性匹配”。这里所说的职位与职位结构，都特指有权有责的职事官，不包括品位性官号。资格结构是否与职位结构匹配，古今可能会有不同认识。现代文官制更多基于“运作考虑”来管理资格，而传统文官制更多基于“身份考虑”来管理资格。会有若干资格类别，是今所罕见的；会有若干资格的获得与晋升方式，是今所罕见的。还能看到，拥有居官资格者的数量，可能远大于职位数量；会有一群庞大的候选人在排队等官，还有专门的位阶用于维系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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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资格之时，可以关注如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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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格类别与职位结构的匹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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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格的获得与晋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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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格拥有者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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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格管理的品位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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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格在不同位阶之上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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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第1点而言，如果资格结构与职位结构在较大程度上同构或匹配，则其时政权的“功能组织”意味较强；若二者在较大程度上不同构或不匹配，则其时政权的“身份组织”意味较强。就第2点而言，若资格的获得与晋升，主要取决于能力与资历，则等级管理中的行政考虑占主导；若还取决于更多因素，则可能有政治考虑、身份考虑作用其间。就第3点而言，若获得资格就能获得职位，则资格拥有者与职位的数量大致相当；若拥有资格者多于、尤其是远多于职位数量之时，则除了行政因素之外，就要考虑政治性安排与身份性安排的问题了。就第4点而言，资格可能仅仅停留在“一般任职条件”的状态上，但也会被等级化，甚至设置名号位阶以便管理。在这时候，可能为某一种分类资格专设位阶，也可能为各种资格设置一个综合性位阶。资格是否品位化，化为什么样式，同样涉及了行政考虑、政治考虑与身份考虑多种因素。就第5点而言，资格作为一种品秩要素，可以配置在不同位阶之上。汉代封爵与二十等爵不能叙官，爵级上没有配置资格要素；北朝隋唐可以凭爵级叙阶，则资格转而配置在爵级之上了。到了宋朝，爵级又不能叙官了。类似的问题，都跟当时品位结构的形态与性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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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所需条件通常不止一个，所以各种资格往往是组合运用的，即若干资格共同构成了某一职位的任职条件。资格可以按不同方式加以分类。例如，可以把录用资格与迁转资格区分开来，二者分别作用于仕途的不同阶段。在录用环节，人员以一定条件获得任用；在迁转过程中，官员的资格得以累积，据以升职或升级。居于同类同级职务，也会发生身份不同的情况，比如说有的是正式职员，有的却是非正式人员，例如合同制人员，以及返聘、临时聘用等人员。这也是一种资格问题，我们特称为“编任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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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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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种分类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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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依性质的不同，就中国古代各种分类资格，做一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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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资格 即任职必须具备的知识与能力。战国秦汉的文法吏选拔，是以法律、文书、财会知识为条件的。汉简中有一种记叙吏员个人情况的文书，就涉及了吏员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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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水候官并山燧长公乘司马成，中劳二岁八月十四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武……（简号一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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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水候官始安隧长公乘许宗，中功一劳一岁十五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简号三七·五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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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即专业资格。其后的“文”或“武”字，用以标明“文吏”与“武吏”之别。可见文吏、武吏有共同的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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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选官，有“四科”之制：“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科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科曰明晓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科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奸，勇足以决断，才任三辅令。皆试以能，信，然后官之。”(4)简单说，即德行科、明经科、明法科、治剧科。“剧”是难治的县，例如三辅之县，能治理这种县的人才称“治剧”。除了“德行”，后三科与任职所需要的知识与能力直接相关，都属专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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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医官、画师、天文官等，需要以医学、绘画、天文学和数学知识技能，作为他们的专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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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考资格 由年劳与考绩获得的资格，是最基本的官员资格。邓小南先生概括说：“象征地位的官资，是由出身、年劳、考绩、功过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而其核心则是年劳。任官年久则资深——这就是在铨选中与考绩相并行、相对立而存在的年资。”(5)劳考资格的运用，在秦汉就已相当发达了(6)。在上引汉简中所看到的“中劳二岁八月十四日”，“中功一劳一岁十五日”，就是吏员的勤务记录，与劳考相关。劳考除了以年月日计算之外，汉代还用“若干算”来计算(7)。此后历朝，都存在考勤与考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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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资格 劳考之业绩，当然也是一种“功”，所以考课也叫“考功”。但某些功勋与职务没有直接关系，例如以军功而任文职，纯粹是一种奖酬。商鞅变法时，建立了一种“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的制度：“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以官职奖励斩首之功，很早就遭到了韩非的批评，说它“未尽善也”，是“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8)。但后代仍有类似情况，例如唐朝的叙阶之法，其条件之一是“有以勋庸”。“勋庸”就是凭勋官入仕，而勋官来自军功，共十二转。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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