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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格管理的品位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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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格在不同位阶之上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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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第1点而言，如果资格结构与职位结构在较大程度上同构或匹配，则其时政权的“功能组织”意味较强；若二者在较大程度上不同构或不匹配，则其时政权的“身份组织”意味较强。就第2点而言，若资格的获得与晋升，主要取决于能力与资历，则等级管理中的行政考虑占主导；若还取决于更多因素，则可能有政治考虑、身份考虑作用其间。就第3点而言，若获得资格就能获得职位，则资格拥有者与职位的数量大致相当；若拥有资格者多于、尤其是远多于职位数量之时，则除了行政因素之外，就要考虑政治性安排与身份性安排的问题了。就第4点而言，资格可能仅仅停留在“一般任职条件”的状态上，但也会被等级化，甚至设置名号位阶以便管理。在这时候，可能为某一种分类资格专设位阶，也可能为各种资格设置一个综合性位阶。资格是否品位化，化为什么样式，同样涉及了行政考虑、政治考虑与身份考虑多种因素。就第5点而言，资格作为一种品秩要素，可以配置在不同位阶之上。汉代封爵与二十等爵不能叙官，爵级上没有配置资格要素；北朝隋唐可以凭爵级叙阶，则资格转而配置在爵级之上了。到了宋朝，爵级又不能叙官了。类似的问题，都跟当时品位结构的形态与性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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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所需条件通常不止一个，所以各种资格往往是组合运用的，即若干资格共同构成了某一职位的任职条件。资格可以按不同方式加以分类。例如，可以把录用资格与迁转资格区分开来，二者分别作用于仕途的不同阶段。在录用环节，人员以一定条件获得任用；在迁转过程中，官员的资格得以累积，据以升职或升级。居于同类同级职务，也会发生身份不同的情况，比如说有的是正式职员，有的却是非正式人员，例如合同制人员，以及返聘、临时聘用等人员。这也是一种资格问题，我们特称为“编任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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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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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种分类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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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依性质的不同，就中国古代各种分类资格，做一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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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资格 即任职必须具备的知识与能力。战国秦汉的文法吏选拔，是以法律、文书、财会知识为条件的。汉简中有一种记叙吏员个人情况的文书，就涉及了吏员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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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水候官并山燧长公乘司马成，中劳二岁八月十四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武……（简号一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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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水候官始安隧长公乘许宗，中功一劳一岁十五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简号三七·五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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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即专业资格。其后的“文”或“武”字，用以标明“文吏”与“武吏”之别。可见文吏、武吏有共同的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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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选官，有“四科”之制：“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科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科曰明晓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科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奸，勇足以决断，才任三辅令。皆试以能，信，然后官之。”(4)简单说，即德行科、明经科、明法科、治剧科。“剧”是难治的县，例如三辅之县，能治理这种县的人才称“治剧”。除了“德行”，后三科与任职所需要的知识与能力直接相关，都属专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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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医官、画师、天文官等，需要以医学、绘画、天文学和数学知识技能，作为他们的专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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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考资格 由年劳与考绩获得的资格，是最基本的官员资格。邓小南先生概括说：“象征地位的官资，是由出身、年劳、考绩、功过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而其核心则是年劳。任官年久则资深——这就是在铨选中与考绩相并行、相对立而存在的年资。”(5)劳考资格的运用，在秦汉就已相当发达了(6)。在上引汉简中所看到的“中劳二岁八月十四日”，“中功一劳一岁十五日”，就是吏员的勤务记录，与劳考相关。劳考除了以年月日计算之外，汉代还用“若干算”来计算(7)。此后历朝，都存在考勤与考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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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资格 劳考之业绩，当然也是一种“功”，所以考课也叫“考功”。但某些功勋与职务没有直接关系，例如以军功而任文职，纯粹是一种奖酬。商鞅变法时，建立了一种“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的制度：“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以官职奖励斩首之功，很早就遭到了韩非的批评，说它“未尽善也”，是“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8)。但后代仍有类似情况，例如唐朝的叙阶之法，其条件之一是“有以勋庸”。“勋庸”就是凭勋官入仕，而勋官来自军功，共十二转。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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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品”一栏所列，是勋官自身的官品；“叙阶”一栏所列，则是勋官所获任官资格的品阶。比如上柱国，自身地位是正二品，但其任官资格只有正六品上，只能担任六品左右的职事官。功勋资格与劳考资格有重叠之处，但在概念上可以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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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资格 通过考试而给予任职资格，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录用制度。考试制度在秦汉就萌芽了。秦汉有“史学童”，17岁入学，经三年学习，由中央的太史令与各郡郡守考试。考试内容包括《史籀》十五篇，讽书若干字及八体书法，其优异者任命为令史或卒史(9)。这样，每年都会有若干史学童经培训、考试而加入吏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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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建立太学，也建立了考试制度。汉平帝的太学考试，分甲科、乙科、丙科3等，分别任为郎中、太子舍人、文学掌故。汉桓帝时的太学考试，每两年一试，初次试二经，以后每两年增考一经，再依通经之多少，分别授予文学掌故、太子舍人、郎中；达到了通五经的程度，则直接补吏。参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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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汉代察举，明经科要“射策”，贤良方正科要“对策”。东汉后期孝廉也采用了考试，“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儒生与文吏分别考试经学与文法。汉晋十六国的贤良方正等科目，对策有上第、中第、下第3等，任官有议郎、中郎、郎中3等(10)。这样看来，汉晋资格管理中已有学历的萌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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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明清的科举学历或学位，无疑也是一种考试资格。明清的学历有童生、秀才、监生、举人、进士等。此外，翰林院是高级研修机构。明朝自永乐始，翰林院承担起培养庶吉士的任务。庶吉士出自进士二三甲，不是职官，而是一种高级研修生(11)。他们有导师、有教材、有课程、有考试。考试有月试，三年修习后也有考试，原先为二甲者授编修，原先为三甲者授检讨，成绩稍次者不留院而外任(12)。清朝的进士中能经“馆选”而成为庶吉士者，约占22.54％。“能考中进士已属殊荣，中选庶吉士更显得艰难和荣耀。”(13)清朝庶吉士三年“散馆”，仍经“御试”，分3等授官。翰林修撰、编修来自进士一甲三人，多数由庶吉士考升。翰林数年一次“大考”，成绩分4等(14)。既然庶吉士、翰林有修习、有考试，把它们看成学历，应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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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资格 现代政府对文官当然也有德行要求，但主要是职业道德。中国的“德治”思想与“贤人政治”精神，却使德行成为一种特殊的任官资格。汉代“孝廉”之科就是一种德行资格，是“以孝治天下”精神的集中体现。此科的设立，对社会发生了重大影响。尤其东汉后期，名利的吸引使孝子贤孙大量涌现，官员大都能以孝行自勉，不敢有阙。德行资格有时还形成了位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即是。中正根据德行把士人评为“上上”到“下下”9等，并依其品行变化而升降其品，即如“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之类。在史料中，确实看得到德行有阙、违背礼法者被降品的事情(15)。9级中正品被用作吏部的任官根据，决定士人的官职高下与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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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资格 在汉代任子制度下，二千石官员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官。东汉安帝曾下诏，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汉顺帝甫即位，就任命了邓骘兄弟之子及门从12人为郎中。在两晋南北朝，子弟的任官资格与家族门第高下成正比；在唐朝门荫和宋朝恩荫制下，子弟的任官资格与父祖品阶高下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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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资格 用父祖官爵确定子弟的入仕条件，无疑是一种特权资格。但某些家族资格以一定的专业分工为基础，其是否为特权，还得结合更多情况判断。技能与专业的家族承袭现象，现代也有，问题只在于是否存在着权利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