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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本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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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本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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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右图所示，各种分类资格汇总为“本阶”，使“本阶”成为一个中间环节，再与各级职位发生关系。在“职位分等”下，如左图所示，因不存在个人级别，各种分类资格就直接与各级职位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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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资格可以由一般性的任职条件，发展为资格等级；可能由一般性的资格分等，进而形成专门性的位阶，甚至可能形成一种汇总了各种分类资格的综合性位阶，从而进入资格品位化的最高阶段。即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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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产生之后，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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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综合性位阶把各种分类资格一体化了，为个人品位的标示、计算、比较、升降，提供了重大便利。例如在唐朝散阶制下，如果某士人在明经考试中获得甲科，就可以获得从九品上阶。如果此人父祖为官，那么他还另有门荫资格，根据“若本荫高者，秀才、明经上第，加本荫四阶”的规定，他还可以加阶到从八品上。在其任职之后，若四考满，考级皆为“中中”，则可进一阶，升至正八品下阶(26)。由此，考试资格、特权资格、劳考资格等分类资格，通过“阶”而综汇为一了。我国1956年的30级行政级别也是如此，它综汇了年资、职务、学历多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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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资”形成位阶之后，“阶”就将与其他序列，如官品、爵级、勋官等，发生链接关系，出现各种复杂的链接方式，还将发生对应或不对应的各种情况。本阶与官品可能并不一致，唐代曾有“凡注官，阶卑而拟高则曰‘守’，阶高而拟卑则曰‘行’”的规定。亦即，本阶低而担任品级较高的职位，称“守”；本阶高而担任品级较低的职位，称“行”。这种不一致，显示的是资格结构与职位结构的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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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出现之后，若干品秩要素就可以直接配置其上了，或者通过“阶”与官品的比照而享有相应待遇。例如唐朝，冠服等级就是依散阶而定的。又如官当之特权，即使没有职事官、卫官与勋官，只凭散阶就可以依品减刑。又如薪俸，隋朝的职事官才给禄，不过是按此人的本阶、而不是职事官品给禄的。唐初的一段时间里，薪俸按散阶发放；只要散阶在五品以上，没有职事官也有一份薪俸。宋朝的官僚凭其寄禄官，也能领取一份薪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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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的设置，意味着资格管理的品位化。资格是连接“人”与“职”的桥梁。如果资格管理停留在一般条件和一般性资格分等的状态，那么这时的资格在更大程度上是“任职条件”，或者说重心在职位结构；如果为分类资格设置位阶，甚至出现了“本阶”，“个人条件”就强化了，资格管理的重心向“人”的方面偏转，“人”这方面“一头沉”了。有无个人级别，是“职位分等”与“品位分等”的主要分界。若“资”化为“阶”，则其时的等级管理由“职位分等”转化为“品位分等”，从“以事为中心”，变成“以人为中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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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由于“阶”是独立于“职”而存在的，那么只要有“阶”就能成为“官家人”。这样，人员结构就赢得了一个扩张的空间，将出现人员结构大于职位结构的情况，出现一批“有阶无职”的人员。“有阶无职”也算是有“位”了。在这时候，资格就不仅仅是“任职条件”了，它已变质为“居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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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资格是否品位化，关系到官僚组织的形态、结构与倾向性。品位化的资格管理，对官员个人的任官权利，以及身份及利益，是一个更大的保障。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漠视官僚的品位权益，又在多大程度上感到必须充分保障其品位权益，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历代有很不相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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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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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品位化的资格管理：魏晋南北朝、唐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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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尚没有严格意义的资格管理制度。宗法贵族凭借家族权势而获得爵级，那么，就不妨把爵级视为官员的本阶，那是他们任职资格的品位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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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资格等级管理再度品位化了。自曹魏始，“加位”、“进阶”之事就屡屡出现。汉代的“位”指的是官职，“加位”只是指升官而已；魏晋以下的“加位”，指的却是提升个人的位阶。这种“位”、“阶”被记录在吏部的档案里，以及个人的“阶牒”上。在任官时，个人位阶应与所任官职的品阶相称，否则就是“超阶”。加位进阶的最基本条件，是所谓“秩满”。做满一任官，考课合格，就可以“秩满”进阶了。朝廷还经常普赐百官位阶，称为“泛阶”。朝廷“泛阶”的诏书一颁，大小官僚们欢声一片，“鸟腾鱼跃，喜蒙德泽”，因为位阶上升之后，就有资格做更高的官了。陶侃在荆州，觉得某官员十分敬业，“乃超两阶用之”。这是破格用人的意思。刘宋有制，捕捉到亡叛的吏民，赏位二阶。可知当时的“阶”是可以论功行赏的。这种“阶”的出现，标志着魏晋以下的资格管理，相对于秦汉已发生了重大变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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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品是魏晋新出现的资格等级。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日人宫崎市定认为，乡品（即中正品）评为一品，等于预告此人将来可以做一品官，但眼下要从五品起家；乡品为二品，等于预告此人将来可以做二品官，但眼下要从六品起家。如果乡品为六品，眼下就只能做流外官了。所以，乡品有如一张“期票”，预告着士人可以升至的品级，但起家官品比乡品低四品(28)。以下是宫崎市定所绘制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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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胡宝国先生指出，中正品是与具体职位直接对应的，在制度上说，中正品与官品没有对应关系(29)。胡先生的看法，可以得到史料的坚强支持。对任官所需的中正品，朝廷是一一规定的，如“从事中郎缺，用第二品”，“中朝助教，亦用二品”，“典学二人，三品”，“户曹、仪曹各二人，五品”，“白簿治礼吏八人，六品”。这里所说的“品”，都是士人任职时所需要的中正品资格。令史一职，有三品令史、四品令史、五品令史和六品令史之别；县令一职，有二品县令、三品县令、四品县令之别。这里的“品”也都是中正品，不是官品。从官品说，令史是八、九品官，县令有六、七、八品三等。为各个官职规定的中正品，是“官之品”，也就是“任职条件”；士人个人的中正品，则是“人之品”，是“个人条件”。吏部任命，就是让两种条件一致起来，让士族士人的“门品”与适合这家士族做的官职一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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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梁武帝创设十八班。十八班外，另设流外七班，还有三品勋位、三品蕴位；又为郡守及丞各设十班，县设七班。学者往往把十八班看成官品九品18等的变体(30)。笔者也曾这么看(31)，但现在看法变了。我认为十八班主要用于管理官资，因而与官品性质不同，并非九品18等的“变相”。兹陈理由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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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魏晋以来，九卿照例在第三品。梁增九卿为十二卿，我们推测仍为三品官。这一点可以由陈官品反推，陈官品中的十二卿“品并第三”，梁也当如此。但在十八班中，十二卿的班位相差非常之大：太常卿十四班，宗正卿、太府卿十三班，卫尉卿十二班，司农卿、少府卿、廷尉卿、光禄卿十一班，太仆卿、大匠卿十班，鸿胪卿、大舟卿九班。这说明九品与十八班各是各，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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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州郡县掾属，魏晋以来都不列在官品之中。在陈官品中，州之掾属中，只有别驾从事、治中从事二职列于官品，其余主簿、西曹、祭酒、文学、诸从事，都不入官品，然而它们却被列在十八班中(32)。按，南朝的军府僚佐在逐渐取代州郡掾属；主簿、西曹、祭酒、文学、诸从事等因为是长官自辟，而且已趋闲散化，所以在此期变成了品位性官职，用于安排闲人，所以仍没有进入官品。但它们又被用作入仕位阶，事涉士人起家资格，所以在十八班中有了它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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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班与薪俸无关，薪俸另行配置于官品或秩级之上。陈官品中有很多“秩若干石”、“减秩”、“不言秩”字样，证明薪俸依官品与秩级而定，十八班中却没有这些字样，表明十八班与薪俸没有关系。此外在南朝，法律特权“官当”依官品而定，与十八班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