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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班中没有爵级，军号另行立班，州郡县长官另行立班；而在官品之中，则有爵级、有军号、有州郡县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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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北魏的官品18等30阶，是可以考课进阶的。梁十八班却不能“考课进班”。因为十八班中所罗列的，是中正品二品以上官，相当程度上还是按“门品”即门第高低定官资的，而“门品”这东西，当然不能通过考课来提升了。所以北魏的官品18等30阶是功绩制的位阶，梁十八班则未能超越“门品秩序”。北魏官品18等是官僚依功进阶的阶梯，梁十八班则是士族“平流进取”的阶梯。梁十八班的创制，虽然受了北魏官品改革的促动，但没能跟上北朝官阶的进化步伐。北朝官阶的功绩制精神更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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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梁十八班是一种管理任官资格的位阶，未能超脱九品中正制多远，与北魏官品18等并不一样，后者更为进步。北朝时的位阶制发展，总体看比南朝快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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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十八班的结构分两大段落，中正二品士人所任之官，列于十八班之内；位不登二品士人所任之官，另行列为七班。这七班是从中正的三至九品7等变化而来的；还有若干位不登二品，但比较重要的中央吏职，被特别列在三品勋位及三品蕴位。九品中正制只确定了“人之品”，即“个人条件”，而十八班体制等于是前述的“官之品”，即“任职条件”的总汇。所以我们说，十八班是用于管理官资的，是中正品在职位结构上的投射，进而是“门品秩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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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具有管理资格功能的位阶，还有文散官、将军号。将军号相当于军衔，用于标示军官的个人资位。文散官如常侍、侍郎、给事中等，既用作加官，以加重官员资位，又用作入仕阶梯与迁转阶梯，士人可以由文散官入仕，官员可以在文散官上升迁。在南北朝时，对任满者、考优者，经常授予军号与散官；地方州郡长官在任满解职回京时，往往授以较高的将军或大夫，表示这人做完一任官后，其位阶已经上升了，并以此位阶等待下一次任命。此外，由汉代而来的察举科目，在魏晋南北朝继续发挥资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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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文散官和将军号的覆盖效力还没达到百分之百，不是所有官员都拥有文散官与将军号。综合性位阶还在孕育之中。由北朝而入唐，文散官发展为文散阶，将军号发展为武散阶，综合性“本阶”由此正式形成。“凡叙阶之法，有以封爵，有以亲戚，有以勋庸，有以资荫，有以秀、孝，有以劳考。”(33)文武散阶各29阶。散阶的获得，由封爵之高下、皇亲国戚之亲疏、勋官之高下、门荫之高下、科第高下及考第高下而定。各种分类资格，在文武散阶上被汇总，一元化了。参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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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爵、亲戚、勋庸、资荫、秀孝、劳考等，作为分类资格，有些也形成了位阶，例如封爵，勋官。秀孝以科目及试第为等级，资荫以父祖官品为等级，“亲戚”即皇亲国戚以五服亲疏为等级，劳考则使用“若干考”及“上中下”的考第为等级。它们又全都归结到官员的“本阶”上，吏部据阶授官。封爵、亲戚、勋庸、资荫、秀孝，主要用作入仕资格；入仕之后，劳考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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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资格管理的品位化，还影响到了官品的结构。唐（及北宋前期）官品有18等30阶，但明清官品就只有正从18等，不设上下阶。这说明，如果只是要区分职位高下，官阶没必要像30阶那么细密。那么设30阶是为了管理薪俸吗？也不是。唐官品虽有30阶，但薪俸只有18等，可见30阶不是为管理薪俸而设的。这时把视线转向散阶，事情就明白了：文武散阶各有29阶。请看下图左表（只列文阶为例）(34)，比较其薪俸与散阶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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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就知道，唐官品之所以分30阶，是因为存在着29级散阶的缘故。质言之，是为了更精细地管理资格。唐朝官僚政治特别重“资”，倾向于对资格实施精细管理。而且设置了30阶之后，若干职事官在正从之外，也有了上下阶之别。就是说，为管理资格而设的30阶，反过来又影响了职位结构，令职位等级也变繁密了。当然官品30阶，北朝已是如此。汉代的禄秩等级与薪俸等级“一对一”，完全重合；唐朝重“资”，官阶等级比薪俸等级繁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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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情况与唐类似，资格管理相当细密，“本官”等级繁多；同时宋神宗之后的薪俸等级却疏略得多，30个寄禄阶只对应着14级薪俸，参看上图右表所列(35)。由此我们知道，宋朝的官僚政治也特别重“资”，与唐相近。还可以指出，宋朝用于承载权责的是“差遣”。然而后来，差遣资格也发生了品位化，形成了关升资序。下面是邓小南先生制作的《南宋关升资序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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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托权责的差遣也发生了品位化，这与今天的一种情况有些相像：今天所谓部级、厅局级、处级、科级，从制度上说只是职位等级，但事实上却经常变成了个人的品位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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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遣的关升资序，看上去比寄禄官疏简得多。不过资序又有“充”、“权”、“权发遣”之别。某一差遣，用本资序的人担任，称“充”；用资序低一等的人担任，称“权”；用低二等的人担任，称“权发遣”。这就使关升资序的等级管理，更复杂入微了。在一任差遣上达到了规定年限，即可“成资”，即计算为资历。朝廷尽量保证官僚能够“任满成资”：有的官僚治事“乏誉”，当局下令待其“成资”后再替换；有的官僚应该“避亲”，当局指示待其“成资”后再放罢(36)。皇帝很关心官僚利益，很注意工作方法，想方设法不让官僚吃亏。可见宋朝官僚政治中，存在着精细计算官资，以保障官僚品位利益的强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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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君臣对位阶名号，有特殊的热衷与爱好。唐朝宦官使用朝官的散阶，宋徽宗则为内侍省和入内内侍省的宦官，制定了专用位阶。起初是9阶，自内东头供奉官至祗候高班内品；后来增为12阶，自供奉官到贴祗候内品。还有“祗候班”的位阶，及都知、押班各有5阶。宋徽宗还为医官设置了14阶，由和安大夫、成和大夫而下。后来增到了22阶。甚至妃嫔、宫人也采用品位化管理，“内命妇”位阶5等：第1等四妃以下有24级，侍御郡夫人以下有10级；第2等“尚字”以下有29级，“知尚书内省事”以下有5级；第3、4、5等又有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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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外九品的9个等级在宋朝被废弃了，通为“流外”；但面向吏、役，宋廷依然设有若干位阶。比如州衙吏人，从都孔目官到粮料押司官，共10阶，称为“职级”。又职役“衙前”，从都知兵马使到第六名教练使也形成了10阶(37)。宋徽宗时，三馆吏人之职被定级为“流外从九品”，在流外中又弄出了一个“从九品”，这是一个特殊的品位(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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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廷不厌其烦，甚至还给道士设置了道阶。道阶又称“师号”，源于唐朝(39)。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设道阶26级(40)。宋徽宗所宠信的温州道士林灵素，其官号之一“通真达灵玄妙先生”，就是道阶中的所谓“六字先生”之号。宋神宗以降，政府还出售道阶以舒缓财政困难。在南宋初，四字师号的售价是二百贯，宋孝宗时贬值到了三四十贯。学道者还可以通过考试获得学历，凡初入学者称道徒，每年考试，根据成绩分别给予元士、高士、大士、上士、方士、义士、居士、逸士、隐士、志士名号，官品正五品到从九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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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民间隐居的“处士”，宋廷也为之设置了位阶。宋仁宗“赐处士号”，所设置的名号，有冲晦、安素、清逸、高尚、高隐、通微、善济、葆光、悟静、丹华、守静、和靖、白云、耆德等。对“赐处士号”的意义，徐冲君指出：“在这一行为所反映的王朝与士人之关系中，前者对后者的优位以及后者对于前者的依赖变得越来越强烈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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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廷制造位阶的热情之高，可称中国官阶史之最，甚至可能是世界官阶史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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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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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品位化的资格管理：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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