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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资格管理的品位化，还影响到了官品的结构。唐（及北宋前期）官品有18等30阶，但明清官品就只有正从18等，不设上下阶。这说明，如果只是要区分职位高下，官阶没必要像30阶那么细密。那么设30阶是为了管理薪俸吗？也不是。唐官品虽有30阶，但薪俸只有18等，可见30阶不是为管理薪俸而设的。这时把视线转向散阶，事情就明白了：文武散阶各有29阶。请看下图左表（只列文阶为例）(34)，比较其薪俸与散阶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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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就知道，唐官品之所以分30阶，是因为存在着29级散阶的缘故。质言之，是为了更精细地管理资格。唐朝官僚政治特别重“资”，倾向于对资格实施精细管理。而且设置了30阶之后，若干职事官在正从之外，也有了上下阶之别。就是说，为管理资格而设的30阶，反过来又影响了职位结构，令职位等级也变繁密了。当然官品30阶，北朝已是如此。汉代的禄秩等级与薪俸等级“一对一”，完全重合；唐朝重“资”，官阶等级比薪俸等级繁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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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情况与唐类似，资格管理相当细密，“本官”等级繁多；同时宋神宗之后的薪俸等级却疏略得多，30个寄禄阶只对应着14级薪俸，参看上图右表所列(35)。由此我们知道，宋朝的官僚政治也特别重“资”，与唐相近。还可以指出，宋朝用于承载权责的是“差遣”。然而后来，差遣资格也发生了品位化，形成了关升资序。下面是邓小南先生制作的《南宋关升资序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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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托权责的差遣也发生了品位化，这与今天的一种情况有些相像：今天所谓部级、厅局级、处级、科级，从制度上说只是职位等级，但事实上却经常变成了个人的品位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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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遣的关升资序，看上去比寄禄官疏简得多。不过资序又有“充”、“权”、“权发遣”之别。某一差遣，用本资序的人担任，称“充”；用资序低一等的人担任，称“权”；用低二等的人担任，称“权发遣”。这就使关升资序的等级管理，更复杂入微了。在一任差遣上达到了规定年限，即可“成资”，即计算为资历。朝廷尽量保证官僚能够“任满成资”：有的官僚治事“乏誉”，当局下令待其“成资”后再替换；有的官僚应该“避亲”，当局指示待其“成资”后再放罢(36)。皇帝很关心官僚利益，很注意工作方法，想方设法不让官僚吃亏。可见宋朝官僚政治中，存在着精细计算官资，以保障官僚品位利益的强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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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君臣对位阶名号，有特殊的热衷与爱好。唐朝宦官使用朝官的散阶，宋徽宗则为内侍省和入内内侍省的宦官，制定了专用位阶。起初是9阶，自内东头供奉官至祗候高班内品；后来增为12阶，自供奉官到贴祗候内品。还有“祗候班”的位阶，及都知、押班各有5阶。宋徽宗还为医官设置了14阶，由和安大夫、成和大夫而下。后来增到了22阶。甚至妃嫔、宫人也采用品位化管理，“内命妇”位阶5等：第1等四妃以下有24级，侍御郡夫人以下有10级；第2等“尚字”以下有29级，“知尚书内省事”以下有5级；第3、4、5等又有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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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外九品的9个等级在宋朝被废弃了，通为“流外”；但面向吏、役，宋廷依然设有若干位阶。比如州衙吏人，从都孔目官到粮料押司官，共10阶，称为“职级”。又职役“衙前”，从都知兵马使到第六名教练使也形成了10阶(37)。宋徽宗时，三馆吏人之职被定级为“流外从九品”，在流外中又弄出了一个“从九品”，这是一个特殊的品位(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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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廷不厌其烦，甚至还给道士设置了道阶。道阶又称“师号”，源于唐朝(39)。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设道阶26级(40)。宋徽宗所宠信的温州道士林灵素，其官号之一“通真达灵玄妙先生”，就是道阶中的所谓“六字先生”之号。宋神宗以降，政府还出售道阶以舒缓财政困难。在南宋初，四字师号的售价是二百贯，宋孝宗时贬值到了三四十贯。学道者还可以通过考试获得学历，凡初入学者称道徒，每年考试，根据成绩分别给予元士、高士、大士、上士、方士、义士、居士、逸士、隐士、志士名号，官品正五品到从九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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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民间隐居的“处士”，宋廷也为之设置了位阶。宋仁宗“赐处士号”，所设置的名号，有冲晦、安素、清逸、高尚、高隐、通微、善济、葆光、悟静、丹华、守静、和靖、白云、耆德等。对“赐处士号”的意义，徐冲君指出：“在这一行为所反映的王朝与士人之关系中，前者对后者的优位以及后者对于前者的依赖变得越来越强烈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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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廷制造位阶的热情之高，可称中国官阶史之最，甚至可能是世界官阶史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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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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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品位化的资格管理：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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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是采用品位化手段管理资格的。另一些朝代的资格管理与之相反，采用职位分等的办法，秦汉就是突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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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凭爵级不能做官，所以爵级并不构成资格等级。至于“若干石”的秩级，它是职位的等级，而不是个人的资格等级。也就是说，秩级是附丽于职位的，不具个人属性。如果你做了郡守，你就是二千石；如果你做了刺史，你就是六百石；如果你没有了职位，不是郡守、刺史或其他什么官了，那你就什么秩级也没有；其时没有什么等级，能维系你的个人位阶。在这时候，专业资格、考试资格、劳考资格之类，都是直接与职位挂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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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先生论汉代禄秩：“所谓俸给或吏禄制度，其内容是秩别（秩级）、俸禄数量、官职和俸禄性质；即哪一种官职属于哪一秩级，每年或每月应得多少俸禄（所谓岁禄或月俸），用什么物资作为俸禄（如钱、谷或二者各半）。”(43)陈先生尚未使用品位、职位概念，然而他对汉代禄秩的定义仍然相当精确，其“哪一种官职属于哪一秩级”之言，一语道破其特点所在：秩级是官职的等级，而不是官员的个人品位。魏晋南北朝唐宋的官僚，在无职事官时依然拥有位阶，甚至可以凭之领俸（参看本书第四章第4节），秦汉却大不相同。章太炎先生指出：“秦汉时无散阶，去职则夷于庶民。”(44)杨树藩先生也指出：唐宋属于“阶职分立制”(45)，官僚在职位之外有个人位阶，而“秦汉以来，文官有职而无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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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现象，把“有职无阶”的意义看得更为清晰，这就是官员在因病、因丧而一度离职之后，在其再度寻求入仕之时，当局对其原职的秩级如何看待。按照汉制，官僚生病后在三个月或一百天内，可以保有原职，超期就必须离职。又，因儒家孝道日益深入人心，所以汉代官僚在父母去世之时，通常会离职守丧三年（实际是二十五月）。之所以选择因病、因丧两种情况，因为这都是无罪错离职，属人力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情况单纯便于讨论。如果因病、因丧而离职的官员再仕，当局在任命时须保障其原职的秩级，那么秩级就具有了个人属性，跟人走了；如果当局可以不考虑其原秩高下，那么就能证明，汉代的秩级不具个人属性，是附丽于职位的；只要离职，就将丧失秩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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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结果显示，在汉代，因病、因丧而一度离职的官员再仕之时，当局可以完全不管其原秩。简单举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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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咸：为河南尹（中二千石），母忧乞行，服阕奔命。桓帝时诏拜尚书（千石）。比原秩低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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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骏：为赵国内史（二千石），因病免归。起家复为幽州刺史（六百石）。比原秩低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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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良：为广陵太守（二千石），谢病归家。顺帝初年征拜议郎（比六百石）。比原秩低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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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鲜于璜：为县令（六百石），父君不豫，弃官奉丧。令丞解丧（按指到县令、县丞那里申报服丧结束，获准入仕），州辟典部，入领治中（百石）。比原秩低8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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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4位因病、因丧离职者，其再仕之官，都低于原秩，少的低3级，多的低8级之多。这样的例子还能找到很多。其中一些人，还是通过察举孝廉、方正、贤良，或公府征辟而再度起家的，可这察举、征辟也是未仕士人的起家之途，那么这些人的仕途等于重新开始了。甚至“号称万石”的宰相再仕，新职也有低于原秩的时候。在三公以种种原因逊位离职后，其再仕之官，有中二千石之少府、太常，二千石之永乐少府，比二千石之光禄大夫，比千石之太中大夫，最低的还有千石之尚书令、六百石之尚书仆射。汉廷对大臣如此苛刻，连宋人洪迈都忍不住鸣不平了：“王梁罢大司空而为中郎将，其后三公去位，辄复为大夫、列卿。如崔烈历司徒、太尉之后，乃为城门校尉（比二千石）。其体貌大臣之礼亦衰矣！”(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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