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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俸民生比 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发布了《废除国家机关高薪法令》，规定公社委员只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最高年薪为6000法郎(23)。为此，马克思高度赞扬巴黎公社是一个“廉价政府”。官俸与公众收入的比例，不是一个简单的按劳取酬问题。官僚总是渴望高薪的。在现代民主国家，“较高等级的官员薪金受到抑制的原因在于，议员们不想让他们的报酬超过自己，而选民们会对投票给自己增薪的议员怒不可遏”(24)。官员的薪俸厚薄，还跟权力大小和腐败成本相关。假设一个官员权力的市场价值是100万元，而腐败被发现的概率是0.2，那么要使其不腐败，其年薪必须不小于500万元；但若将其权力缩小，使其市场价值变为10万元，则只付50万元的年薪就可以了(25)。可见，薪俸也是官僚权力与公众权利的博弈平衡点，官僚权力越大，其收入越高。古代的公众没有政治权利，官僚的雇主是皇帝，压低雇员薪水以增加利润，也是雇主的本能。皇帝要在降低行政成本与笼络官僚之间求得平衡。所以薪俸民生比，主要取决于官僚与皇权的博弈能力，取决于皇帝愿意给多少，官僚能令皇帝给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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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农民一家的年收入，以150斛计，则每月收入为12.5斛。丞相月俸350斛，相当于28家农民的收入之和。若一家以5口计，丞相月俸能以农民一般消费水平养活140人。这还没有考虑赏赐及丞相凭侯爵之封而享受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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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宰相每月俸料300贯。据研究，以20口计，一个生活节俭的官员之家，每月开销在20000文以上(26)，推知每人每月消费约1000文，即1贯，那么300贯俸料能养活300人。这还没算衣赐（绫40匹、绢60匹，绵100两、罗1匹）、禄粟（月100石）和各种补贴；也没算上“兼俸”，宋朝高官往往通过兼职领取多份薪俸。在宋朝，至少高官没有理由抱怨待遇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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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一品官俸银180两，二品155两，三品官130两。但从乾隆元年（1736年）起实行双俸制，大部分京官是“双俸单米”，但也有部分高级京官如六部尚书侍郎“双俸双米”。大学士兼管部务者俸、米双支，不兼部则双俸单米。此外试用官不支双俸。清朝劳工的年收入是5—10两(27)。从俸银说，一品官年俸180两，双俸则是360两，这一项是劳工的高端年收入10两的36倍，低端年收入5两的72倍。如把巨额的养廉银考虑在内，则比例惊人。如山东、河南巡抚的养廉银高达20000两，仅此一项，就是劳工的高端年收入10两的20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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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的官俸，简任第1等1级工资600元，委任第9等12级工资50元(28)。1919年中国普通工人的月薪，男工约为6—20元，女工约为3—10元(29)，若以平均10元计，则简任第1等1级工资为工人的60倍，委任第9等12级的工资为工人的5倍。若把政务官考虑在内，则差距急剧拉大。大总统月俸24000元，相当普通工人的2400倍；国务总理月俸1500元，相当普通工人的150倍；各部总长月俸1000元，相当普通工人的1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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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中国国民的平均收入，仅为46元(30)。根据南京国民政府1933年《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在其高端，特任1级政府主席的月薪为800元，年薪为9600元，为人均国民收入的208.7倍；在其低端，委任16级月薪55元，年薪660元，为人均国民收入的14.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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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居民人均收入约为103.1元(31)，平均月收入为8.59元。1类地区的干部最高月工资560元，是居民的65.2倍；1类地区24级科员的月工资为37.5元，是居民的4.37倍。11类地区最高月工资728元，是居民的84.73倍，11类地区24级科员的月工资49元，是居民的5.7倍。又，1957年人均GDP约为168元(32)，月均14元。最高干部工资728元，相当于52个人均GDP；最低工勤人员工资20元，相当于1.43个人均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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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论品秩高低差及官俸民生比，只是举例提示问题的存在；至于比例数据的本身，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由于灰黑收入的存在，正式薪俸不能代表中国官僚的真实收入，也不代表与民生的真实差距。然而正式薪俸的高低差与民生比，仍是有意义的，可以反映统治者对薪俸的态度，进而是皇帝、官僚与民众三者关系。实行薄俸的明清统治者，在必须给予官僚高官厚禄一点上，似乎没有感到太大压力。你想发财享乐，自己去找辙。另一些王朝就不是如此了，不敢太亏待了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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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形态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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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薪俸的形态通常是货币工资。古代就不一样了，可能采用田土、人力、谷物、绢帛、货币等不同形态。薪俸形态与社会经济状况相关。若商品货币经济高度发达，薪俸就倾向于货币化。同时也与财政能力相关，衰败的政权无力通过税收提取到足够资源，此时直接给予田土与人力，对朝廷来说相对轻松一些。薪俸可以合为一项发放，这是一种最简捷的做法；但也可能在多个项目下发放。后者可以更精细地调整不同等级、不同职类以至不同岗位的官吏待遇，然而将加大管理的复杂程度与行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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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官员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拥有爵级的卿大夫士；一个是胥吏，或称官师小史、府史胥徒或皂舆隶僚。贵族卿大夫士的“爵禄”体现为土地和人民的直接占有：卿大夫占有采邑，士有禄田。让官员直接占有土地人民，是富有早期原生社会色彩的。个人的生计取决于采邑的经营，而非职位的薪俸，则官员对职位的投注就是有限的。周朝胥吏的生计是“稍食”，即官府发放的口粮与衣装，其生计完全取决于官府，其对职位的投注程度将大于贵族官员。“稍食”依月终、年终的考课而定等，富有功绩制性质。战国谷禄，就是从“稍食”发源的。采邑与禄田对应着贵族身份的凝固性，谷禄则适应了官僚职务的变动不居。换言之，不同的报酬形态，其背后是不同的政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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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俸禄的形态相当单纯。秦与西汉的薪俸是月钱，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达。东汉的薪俸形态变成了半钱半谷，被认为是自然经济抬头所造成的。其时薪俸没有繁多项目，说明秦汉官僚体制尚属初创，行政管理尚较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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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下，薪俸形态明显多样化了，项目也随之增加：货币与谷禄之外，还有春绢、秋绢；实物之外，还有力役、禄田。力役有田驺、干、扶、恤、吏、白直、亲信、杂役、左右职局等繁多名目，他们服侍官僚，也承担生产，例如耕种。至于配给的田土，有公田，禄田、菜田等若干种(33)。在官员的薪俸结构中，田土与人力的分量大起来了。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先秦让官员直接占有土地人民的做法的回潮。春秋以上有采邑，战国有封邑，而孙吴政权直接给官员若干县做“奉邑”(34)。在动荡分裂的时代，政府在用税收保证俸禄上已力不从心，转而直接给地给人，这意味着政府职能发生异化了。这将淡化任职者的行政雇员意识：他行政服务的收入，反而要靠他自己经营。学者认为，以直接给予土地和人手为官员报酬，原因是国家掌握了较多公田，自然经济占主干位阶地位，及禄不足以代耕等(35)。而且这还是一种对豪族经济的仿效：职田上的劳动者与私家依附民处境相似，职官对之拥有人身支配权(36)。总之，直接给地给人，可以从自然经济、豪族经济抬头，以及政府财政能力下降等方面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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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前期的薪俸，依然保持了形态与项目的多样化：官俸、俸料（又含俸钱、食料和杂用3项）、职田、手力（包括防阁、庶仆、白直、执衣等）(37)。唐玄宗嫌项目太多，“既烦案牍，因此生奸”，曾把防阁、庶仆、俸食、杂用等“合为一色”，并为月俸(38)。然而种种项目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唐德宗时，左右卫上将军以下有六杂给：粮米、盐、私马、手力、随身、春冬服。私马则有刍豆，手力则有资钱，随身则有粮米盐，春冬服则有布绢丝绸绵。射生、神策军大将军以下，还发鞋穿(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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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俸禄，仍有俸料、衣赐、禄粟及职田多种形态。同时项目繁多，有正俸，有加俸；有依本官发放者，有依差遣发放者。康有为看到：“宋之颁禄，名目尤多，颁给尤厚。既有寄禄俸钱，又有职事钱，又有衣粮料钱，又有添给钱，又有职食钱。纂修官有折食厨食钱，厘务官有添支钱，选人使臣有茶汤钱，阁馆有贴职钱。外官有职田，百官皆更有禄粟、元随、傔从钱。又别给绫、罗、绢、绵、米面、茶、炭、酒、羊、马、草……合沓所得，其厚至矣！”(40)王曾瑜先生亦云：“宋朝文武百官的俸禄名目多于前代。如俸禄（料钱和衣赐）、职钱、禄粟、傔人衣粮或餐钱、茶酒厨料、薪、蒿、炭、盐、马匹的刍粟、添支料钱、厨食钱、折食钱、添支钱、添支米、茶汤钱、职田等，难以悉数。又如有公使钱，即公用钱，实际上也供官员私使或私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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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薪俸的形态和项目都很复杂，除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影响外，皇帝在笼络官僚时无微不至，也是其主要原因。朝廷频频通过各种名目增发钱、物，就造成了形态、项目的繁多。而君臣对繁多形态、项目不厌其烦、津津有味，则显示了此期的官僚组织是以内部事务为重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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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曾经赐百官公田，不久即废。洪武定薪俸，采用月米之制。百官月米的石数依次而降，正一品87石，从一品74石，正二品61石，从二品48石，直至正九品5.5石，从九品5石。不久就出现了钞俸折色的做法，官员的薪俸分为本色俸、折色俸两部分，本色发米、麦，折色俸则给钞。从形式上看，给钞使薪俸货币化了，但使用的是大明宝钞而非硬通货。宝钞不久就陷入了严重贬值，引发了官员“薄俸”之叹。给钞的实际目的，是舒缓财政压力(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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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薪俸形态十分简练，银、米双支，一品每岁俸银180两、俸米180斛，二品官俸银155两、俸米155斛，三品俸银130两、俸米130斛。顺治皇帝曾给汉官发柴薪银，一二品官每岁144两，下至九品官12两，旋废。京官还有公费银（又称月费银）一项，每月5两至1.5两不等。外官只给俸银而无俸米。顺治时外官的正俸之外，还有薪银、蔬菜烛炭银、心红纸张银、案衣什物银、修宅什物银、迎送上司伞扇银等多种项目。二品总督每年的正俸是银155两，而其薪银、蔬菜烛炭银、心红纸张银、案衣什物银诸项，合计588两，超出正俸近4倍；七品知县每年的正俸是45两，而其薪银、心红纸张银、修宅什物银、迎送上司伞扇银诸项，合计96两，超出正俸一倍多。这些银两，名为办公费，事实上归于官员名下，变成了正俸的补充。看来此期的薪俸，一度形态简化而项目繁化了。但是不久，种种项目就被陆续裁撤，只剩下心红纸张银一项。也就是说，形态与项目都趋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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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薪俸以白银为主，辅以谷物，形态简洁而便于管理，含有向汉朝的月钱（或半钱半谷）回归的意思。学者指出：“清代的俸禄虽说是‘银米兼支’，但主要以支银为主，既克服了明朝俸禄折色带来的诸多弊端，又避免了在银、钱双本位制下由银、钱比价波动而导致的官员利益受损，使官员能够获得实际俸禄标准的收入。也可以认为，清代俸禄主要以货币银两为支给形态，已标示出传统俸禄制度向现代薪金制度的转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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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薪俸的形态与项目的关系上，大致能看到4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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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朝的爵禄，以田土和人手的直接占有为基本形态。在这时候，官员报酬的形态与项目都简单，而且比较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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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汉的月钱（东汉为半钱半谷），其形态、项目都很简洁，当与其时的官僚体制尚属初创，以及商品经济发达和政府财政能力强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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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北朝与唐宋，职田、人力与实物的份量大大增加，形态复杂而项目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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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清之时，正式薪俸的项目与形态明显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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