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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薪俸性质的正式收入 官员可能依勋官受田、依爵位食封的现象，提示了“非薪俸形态的正式收入”问题的存在。依勋官而受田、依爵位而食封，这样的收入，显然不宜看成薪俸，但却是官吏的一份正式收入。此外还有“赏赐”问题。皇帝经常对官员进行赏赐。除了对个人的赏赐外，也有经常性的、甚至定期的普赐。赏赐的性质与意义显然跟薪俸不同，这是我们所当辨析的；而且赏赐也有等级问题，赏赐等级若与品秩不一致，就能提示其时等级秩序另一些细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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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俸与兼俸 有人说：中国古代“官吏的俸给都是一职一俸，俸禄由职务确定，任什么职就拿什么俸，任职相同的官吏，都领取相同的俸禄？”(7)然而古代还存在散、阶、勋、爵等多种位阶，官僚的总收入可能来自不同位阶。而且官僚可以通过兼官与加号，领取多份薪俸。一人一职一俸，可称“单俸”；一人多衔多俸，可称“兼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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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已有兼官之事，但并不多见。魏晋以下就极为普遍了，因兼官而兼俸的现象，史传屡见。南北朝还有这样的做法：让州府僚佐如长史、司马，兼带境内的某一郡守、县令，北朝还让中央官兼带地方郡守、县令。而兼带的目的之一，就是让这位官僚多领一份薪俸。例如北魏的裴聿、中书侍郎崔亮都很穷，孝文帝“欲以干禄优之”，就让裴聿带温县令，崔亮带野王县令，使之脱贫(8)。唐开元之后，“宰相杨国忠身兼数官，堂封外月给钱百万。幽州平卢节度使安禄山、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兼使所给，亦不下百万”；宋徽宗时“三省、密院吏员猥杂，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余奉”(9)。明朝大学士，兼二职则领二俸，兼三职则领三俸。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黄淮，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士奇，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金幼孜，俱三俸并支。还有阁臣领四官、五官的情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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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与职位 薪俸可能向职位发放，也可能向品位发放。薪俸主要向职位发放的，属职位分等；薪俸主要向品位发放，或同时向职位、品位发放的，属品位分等。若遇到同时向职位、品位发放的情况，就必须分析品位薪俸的所占比重了，以判断薪俸品位化的程度。汉代官员没有个人级别，薪俸附丽于职位，有职位则有秩级，有秩级则有薪俸；无职位则无秩级，无秩级则无薪俸。是为职位薪俸。唐前期俸禄按本阶给，属品位薪俸，但职田与食料则依职事官品给。宋朝官僚既有俸禄、又有职钱，前者依“本官”即个人级别发放，后者则是职事的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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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职位发放薪俸，也可能有两种办法：按职位的级别发放，比如按其秩级或官品发放，或直接向各个具体职位发放。清朝的俸银取决于官职的品级，而养廉银则针对各省各地不同职位而分别规定之。前一种办法简洁明快，比较适合中央官；后一种办法便于体现各地的经济社会差异，但薪额的确定相对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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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说来，职位分等更适合低级吏员和职事比较专门的人员，品位分等更适合高级官员，及职事具有综合性、身份具有流动性的人员(11)。这一规律，在古代也能得到体现。比如这样的安排：品级越高，其品位薪俸的比重越大；品级越低，其职位薪俸的比重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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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可以视为人的身份，在某种意义上，品位薪俸就是向“身份”发薪。薪俸除了被视为“劳务报酬”之外，还可能被视为“身份报酬”；在“劳务报酬”理念下，将有一种薪俸安排；在“身份报酬”的理念下，将有另一种薪俸安排，即更品位化的薪俸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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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俸与民生 把视野扩展到官僚组织的外部，官员薪俸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公务员与民众的收入差距多大，在不同社会、不同时代能看到不同的情况。很多人忽略了这样一点：薪俸民生之比与薪俸高低之差是否“合理”，也是一个社会观念问题。官吏的薪俸多高社会才感觉公平，薪俸的级差多大官吏才能感受到激励，也是一种“文化”，因历史传统与社会制度而异。有些社会的公众不接受公务员的高薪及巨大级差，有些社会的公众却认为理所当然，不以为非。对薪俸与民众生计的比例问题，古人也曾有所思考。例如对低级官吏，就曾有一个“禄足以代其耕”的认识，孟子曾以此为起点，进而对君臣之禄的级差提出了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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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对围绕薪俸可能滋生的等级管理问题，做出了初步提示。限于篇幅，本书不可能一一详考，只打算择其大端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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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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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薪俸高低差与薪俸民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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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从最直观的丰薄与级差开始，讨论薪俸的高低之差，并进及薪俸与民生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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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俸高低差 《孟子·万章下》、《礼记·王制》讨论周室爵禄，对大国、次国和小国的君、卿、大夫、士之禄，提出了看法。其推算的起点则是庶人农夫的生计，“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然后再向上推，如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一夫百亩，据说能养活5人到9人。下士之禄若按养活9人计(12)，则可制成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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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国君排除不计，最高的官就是“大国之卿”了。“大国之卿”的爵禄大约能养活288人，是下士和上农夫的32倍；卿、大夫，分别是下士及农夫的24倍至8倍，上士是其4倍，中士是其2倍。《孟子》、《王制》的估算，大概是有实际参照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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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官俸，丞相及东汉的大将军、三公月俸350斛，最低的佐史月俸8斛，高低差为43.75倍，超过了孟子的设想。佐史的地位过于卑微。为便于跟后代的官品相比，不妨再选取百石一秩作为下限。因为百石与魏晋第九品约略相当，九品官恰好被认为是“下士”。百石月俸16斛，与丞相的高低差为21.9倍。这就低于孟子与《礼记》的设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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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许多政权，没有完整的俸额记录。北齐、北周薪俸尚较完整，其级差明显偏高。北齐的一品官岁禄800匹，从九品岁禄24匹，高低差为33.3倍；北周的一命下士125石，九命之公10000石。高低差竟达80倍。隋朝俸禄，京官正一品900石，从八品50石，九品无禄。高低差为18倍。又隋朝的职田是一品500亩，九品100亩，相差只有5倍，这对俸禄的较大级差有平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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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薪俸有多种形态，各形态的高低差并不一样。唐高祖时的官俸，正一品年俸700石，从九品30石，高低差为23.4倍。其时职田，一品1200亩，九品200亩，高低差为6倍。唐前期京官一品官的月俸、食料和杂用合计11贯，手力之课钱20贯，合计33贯；九品官月俸、食料、杂用合计1.5贯，手力之课钱为0.417贯，合计1.917贯。在这两项上，高低差为17.2倍。叶炜君综合禄、月俸、防阁、职田、食料诸项进行估算，其结果是，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以前的中央职事官，一品官的总收入约569.84贯，九品官的总收入约19.7贯(14)。以此计算，其高低差为28.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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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元丰制度，俸禄、职钱为官员薪俸的两大项目。宰相、枢密使的俸禄定例是300贯，承务郎是7贯，相差达42.9倍。官员的另一收入是职钱。元丰制度，职钱最高者100贯，最低者16贯，相差6.25倍。职钱的高低差相对较小，对俸禄起到了平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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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赵翼有“宋制禄之厚”之论(15)，但宋朝官僚依然经常抱怨俸禄微薄。研究显示，若不考虑物价因素，这主要跟宋代盛行家族制有关。宋朝的官员一家往往数十口，还有百口以上的，他们往往不事生产而完全仰食官俸(16)。那么，纳税民众应以一家5口为准向官僚提供俸禄，还是以一家数十口为准向之提供俸禄呢？这就是个观念问题了。苗书梅先生认为：“这几十口人愿意跟这些官员生活在一起，说明这些官员还是有能力养活他们的。因家属众多之累，造成了官员赡养的困难，似不足说明宋代俸给不厚。”(17)宋朝的基本国策就是优待士大夫，尽管财力不足，仍然豢养了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低官和非现任官入不敷出，并不奇怪，不足以说明官僚待遇微薄(18)。就连今人，对公务员之薪俸也有偏高与偏低两种相反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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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正一品官月俸87石，从九品5石。高低相差17.4倍。清朝京官月俸银，一品180两，从九品31.5两，相差仅仅5.7倍。如果只看九品官，清朝的薪俸高低差相当之小，已达到现代水平了。然而再把养廉银考虑在内，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山东、河南巡抚高达20000两，仅此一项，就是从九品官的635倍。云南巡抚养廉银曾达17000两，后来减至10550两，数额仍极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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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唐宋品官的薪俸高低差，看来相对较大；明清品官的薪俸高低差，若不考虑养廉银，就小得多了。当然不能认为明清朝廷有意寻求平等，这应是薄俸政策造成的。法定薪俸相当微薄。明朝实行俸禄折色之后，正七品知县月俸只有米1石，银2.3两、钞30贯。银钞合计，约可置办一桌酒席。清朝监察御史赵璟曾经抱怨说：“知县四十五两，计每月支俸三两零，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19)薄俸政策缩短了薪俸高端与低端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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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1912年颁布《中央行政官官俸法》，简任第一等月俸600元，委任第9等50元(20)，高低差为12倍。但若考虑大总统月俸24000元，总理1500元，各部总长1000元，高低差又不一样了。以大总统计，高低差达480倍；以总理计，为30倍，以各部总长计，为20倍。南京国民政府1933年9月颁布《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其最高薪是特任1级政府主席的月薪800元，其最低薪是委任16级的月薪55元(21)，相差约14.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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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1956年的国家工作人员30级工资制，高低差为28倍。为此，有学者认为其高低差大于国民政府(22)。不过若这么直接比较，在方法上是有瑕疵的。先看低端，30级的最低几等是工勤人员，而国民政府的官俸，其最低等却是科员。再看高端，30级的最高等是国家主席和委员长，而国民政府的官俸，其特任最高级是部长级。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就部长到科员这个段落进行比较。在30级工资制下，部长的最高工资为4级，在1类地区是400元；县属科员为24级，工资37.5元。二者相差10.7倍。这样看来，30级工资制的高低差，是小于，而不是大于南京国民政府及北洋政府的官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