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73897
太尉、大将军的春赐帛60匹，姑以帛一匹值500钱来计算(68)，约合3万钱。谷价一般是一斛100钱，3万钱能买谷300斛。又三公腊赐20万钱（一说30万钱），可以买谷2000斛。粳米200斛，折为粟米约333斛。则仅此数项折为粟米，就达到了2633斛。而东汉三公的月俸是350斛。那么太尉、大将军的春赐和腊赐所得，相当于他们7个半月的俸禄。
1703073898
1703073899
这种春赐和腊赐数额巨大，定期进行，覆盖广泛，已变成官员的一种固定收入了。兹将东汉春赐和腊赐的帛、米折算为钱，与赐钱一并计算，并把东汉相关月俸折算为钱，与赏赐加以比较。请看：
1703073900
1703073901
1703073902
1703073903
1703073904
1703073905
1703073906
1703073907
上表首先显示，官位越高，赏赐的比重越大。高级官僚得到了皇帝“私恩”的最大眷顾。低级官吏所沾溉的皇帝“私恩”较少，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公共性”就强得多了。
1703073908
1703073909
进而很有意思的是，还能看到赏赐与秩级不完全成正比。因春赐“武官倍于文官”，所以大将军、太尉的赐帛比司徒、司空多一倍。执金吾是列卿之一，但赐帛比其他列卿多一倍，可知执金吾是被看成武官的。曾有学者对廷尉是文官还是武官做过探讨，其实看看春赐就清楚了：廷尉没有加倍赐帛，所以此官是文官。可见赏赐等级与俸禄等级之不一致，还有职类因素在起作用。为便观览，我们把不同职类区分开来，再次将腊赐列表：
1703073910
1703073911
1703073912
1703073913
1703073914
1703073915
1703073916
1703073917
那么军官、特进侯、行政官、机要官、郎从官等不同职类，其赏赐各成级差的情况，就更清楚了。就腊赐看来，尚书令是千石之官，其赏赐却高于比二千石的侍中、郎将；六百石的尚书仆射、尚书赏赐达3万钱，其他六百石官的赏赐就只有7000钱而已。显然，机要之官偏高，作为散官的郎从官偏低。
1703073918
1703073919
由此我们知道，赏赐等级与秩级并不重合，它揭示了汉代等级秩序的另一些细微之处。又如汉惠帝即位后的一次赏赐：
1703073920
1703073921
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中郎不满一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太子御骖乘赐爵五大夫，舍人满五岁二级。赐给丧事者，二千石钱二万，六百石以上万，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69)。
1703073922
1703073923
这次赏赐是为了老爹刘邦的丧事，汉惠帝对中郎到舍人之官，不赏钱而只晋爵，因为他们属于“宦皇帝”或“郎从官”系统，当时没有秩级。对给丧事和“视作斥上”的官吏的赏赐数量，与秩级仍不一致。将军40金而二千石20金，将军加倍，也是优待武官的意思。就是说，这次赏赐也显示了文官、武官、郎从官各成系统、各为职类。
1703073924
1703073925
东汉的春赐与腊赐已规范化了，多少已由“私”而“公”了，与随机、随意的赏赐不尽相同，不妨视为岗位津贴。“赏赐规范化”是官僚政治的进步推动的，然而它依旧保留了“赏赐”的形式。汉廷的武官重于文官，机要官重于行政官，行政官又重于郎从官，这些情况在秩级上一下子看不清，赏赐却提供了更多的等级信息。在观察各朝赏赐之时，也应尽力发掘出更多的等级信息。
1703073926
1703073927
在唐朝，“会赐是官员的一种与俸禄并行的重要待遇……是一种表示官僚等级身份的重要待遇”(70)。唐朝的赏赐有会赐和别敕赐两种，二者都按本品给(71)，这就是所当注意的。东汉赏赐依职位给，是“岗位津贴”；唐代赏赐却按本品给，大有“身份津贴”的味道。进而，唐朝的赏赐也不全依官品：“若别赐物，中书门下官正三品准二品，四品准三品，五品准四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同中书门下正三品。”(72)可见，中书、门下官在赏赐时得到了特殊待遇。又，唐朝的外命妇即官员的母妻，也是赏赐对象，能按其子其夫的品级获得赏赐，分一杯羹。这再度强化了本节的前述论断：较之正俸，赏赐具有更浓厚的身份色彩、家长制色彩。汉代的俸禄出自国库，赏赐主要出自少府，而唐朝也有类似之处：官员的禄米出自太仓，归司农寺太仓署令管(73)；官员所赐绢及杂彩、金银器等，却出自内府局中藏，归内府令管。
1703073928
1703073929
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66]
1703073930
6．灰黑收入问题
1703073931
1703073932
摩尔指出：“在前工业社会，建立大规模官僚机构的努力不久就会陷入困境，因为要想从居民中榨取足够的资金来发薪饷几乎是办不到的。”不同政府的相应对策，摩尔列举了法国的卖官之法，俄国的让官员拥有庄园之法等等。至于中国，就是“允许官员或多或少地公开受贿”。“自然，这种做法在实质上削弱了中央政权的有效控制能力。”(74)
1703073933
1703073934
供养官员，确实是中国政府的重大负担。“汉宣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75)“吏俸用其半”即20万万余。当然还得把少府岁入的18万万及水衡岁入的25万万考虑在内(76)（二者是皇帝的私奉养，不算国帑），那么吏俸约占国家岁入的25％。这跟今天的中国情况，略有可比处。据报道，2000年的行政管理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25.7％(77)。
1703073935
1703073936
唐朝天宝年间朝廷的户税、诸色资课及勾剥等项，总计为470余万贯。学者估算，开元、天宝之际，内外官员的岁俸支出，约100万贯(78)。在这470余万贯中，官俸占21％左右。沈既济云：“臣计天下财赋耗大者唯二事，一兵资，二官俸。”(79)又据蔡次薛先生估算，在唐宪宗时，每7家纳税户就得负担2名官吏(80)。民众供养官吏的负担为十几比一，已达到现代水平了。
1703073937
1703073938
宋朝“冗官”与“冗费”、“冗兵”并称，养官是养兵之外的主要支出。汪圣铎先生的研究显示：宋神宗熙宁末年，全宋官吏俸钱（料钱）一项，岁支就达277余万贯，其中京官52.9万贯，诸路官员225.6万贯。这个数字已不小了，而俸钱之外的支给，其总数若折成钱，又不少于俸钱之数(81)。元丰年间实行“以阶易官”的改革，此后户部的月支再度激增。南宋《庆元会计录》：“比年月支百二十万。大略官俸居十之一，吏禄十之二，兵廪十之七。”(82)宋代官俸吏禄合计，可能占到了户部开支的20％—30％(83)。
1703073939
1703073940
清朝的情况不太一样。以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为例，此年总支出3451万两，其中王公百官俸90万两，只占2.61％；加上京师各衙门胥役工食8万两，也只占2.84％。此外文职养廉银347万两，占10.05％(84)。那么王公百官俸、京师胥役工食及文职养廉银，合起来只占岁出的12.89％。若不考虑养廉银，养官吏的钱还不到王朝开支的3％。清朝官俸非常微薄，康熙还一度裁撤了吏胥的工食银。仅从此看，清朝的官吏是相当廉价的。
1703073941
1703073942
康有为对清朝官僚的薄俸低于外国同行，大鸣不平；可他也不得不承认，清朝官僚的排场又大大超过了外国同行(85)。官僚抱怨“薄俸”，同时又拥有法外牟利的巨大空间。高薪未必能“养廉”(86)，薄俸则必将助长法外牟利，这跟“饥寒多盗贼”是一个道理。低工资会导致人才流向其他行业，但对中国王朝这不成问题，这里官迷多如过江之鲫。那么皇帝何时实行厚俸，何时实行薄俸呢？就厚俸而言，可以理解为统治者在搞高薪养廉，但也可以理解为“被迫”给予官僚高薪以换取其政治效忠，购买其职业道德。就薄俸而言，可能是财政支绌时的被迫之举，但也可能是因为皇权强大、政权稳定，确信官僚的法外牟利不至为害。既然尚不至危害行政，那就薄俸好了，皇帝我省钱了，料你们官僚也不敢过分抱怨；你们私下捞钱我是知道的，但只要还没捞出界，就不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众的抱怨就不管它了。
1703073943
1703073944
张仲礼先生的研究表明，清朝知县的额外收入可达法定薪俸的16倍，即30000余两与1900两之比；到了19世纪末，汉官的额外收入已达法定薪俸的19倍之多，平均每人每年5000多两银子(87)。嘉庆年间的连城县令李某，每年括钱竟达该县赋税总额的半数之多(88)。则清廷税额与官僚俸额，远不足以表明人民的真正负担。在探讨传统中国的薪俸民生比时，若把这一点考虑在内，结果就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1703073945
1703073946
官、吏两分，是中华帝国最重要的品位安排之一。因胥吏及职役的法定特权和品位保障极其微薄，所以其灰黑收入问题更为严重。有学者认为，因衙役由无偿服役而来，所以朝廷不付薪俸，只是象征性地给一点儿工食银，相当于伙食补贴。皂隶、禁卒每年工食银不过6两；捕快工食银最多，每年十一二两。不过从九品官的年俸银31.5两，年俸米31.5斛，那么6—12两的工食银，仍不妨看成一种微薄的薪俸，而不只是伙食补贴。当然，最低的钟鼓夫每年才1两多，实在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