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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吏役若全部发薪，朝廷将不堪重负。南宋官俸与吏俸的比例，是“官俸居十之一，吏禄十之二”，吏俸是官俸的一倍，可知养吏的开支是非常浩大的。清朝的吏役总数若以100万计，再假定每人每年支付工食银6两，就是600万两！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王公百官俸是90万两，文职养廉银是347万两。19世纪晚期，汉文官薪俸总额为82万两，武官为57.5万两，文武汉官养廉银的总额为428万两(89)，总计567.5万两。比较之余就能看到，供养吏役所需开支，将是一笔巨款。对皇帝不想支付这笔巨款，能省就省，我们就有“同情的理解”了。康熙甚至下令，取消州县吏役的工食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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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吏役的报酬极其低微，朝廷只能听任他们法外收费。海瑞任浙江淳安知县时，曾革除六房书吏的“常例陋规”共计68项(90)。清朝的“规费”五花八门，如心红银、挂号费、传呈费、纸笔费、出结费、上锁钱、开锁钱、脚钱、鞋钱、杖钱、倒杖钱、入监钱、出监钱等，不一而足。乾隆时，郡王福康安从西藏用兵归来，户部书吏竟从他那里敲诈了二百万两之钜(91)！古人认为，胥吏贪污之数是超过官僚贪污之数的，“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盗不赀矣！”(92)清朝吏役的实际收入总数，很难估计，但肯定也是一笔巨款，只能超过、而不会少于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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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由刻意薄俸而造成的腐败贪污，是一种“结构性贪污”。费正清把清朝官吏称为“有组织的贪污集团”(93)，用词是十分尖刻的。在道德上加以谴责很容易，解决之道则不好找。帝国官吏必须维持一定规模，然而薪俸、经费又太微薄，所以官吏集体贪污以自肥(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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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俸有正式品级，而不同职位的灰黑收入有大有小。在这时候，法外牟利空间大小与职位的品级不成正比的情况，就将出现。有的官职品级高，但油水小；有的官职品级低，但油水大。那么在正式品级之外，官场就将按另一尺度，即灰黑收入的丰厚程度，来评估官职的价值高下了。从官员方面说，这将影响官员对职位等级的评价；从等级管理方面说，这将降低正式品秩的效力。如前所述，灰黑收入可以超过正式收入十几倍以上，那么是品级高低更重要呢，还是官缺肥瘦更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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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的胥吏还是有品级的：唐有流外九品，宋朝为胥吏设置了位阶。明清的胥吏干脆不分品级了，通归于“流外”而已。究其原因，除了胥吏出职日益困难之外，这与胥吏是一个靠“收费”生存的层次，也有密切关系。因其薪俸太微薄、法外收入太重要，正式品级对他们就没多大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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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官场现形记》第二回“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第六十回“苦辣甜酸遍尝滋味 嬉笑怒骂皆为文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0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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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英豪：《吉祥民神》，辽宁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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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古罗马，官职没有薪俸，而是一种荣誉。所以“光荣、荣耀”与“官职”是同一个词（honos），官阶则被称为“荣誉进程”（cursus honorum）。参看陈可风：《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国家制度》，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2004年博士论文，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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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维迎：《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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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墨子·七患》。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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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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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张明武：《论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俸给制度现代化变迁》，《江汉论坛》200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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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高敏：《北朝州府僚佐以本职带郡、带县制度的始行年代与原因试探》，收入《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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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分见《新唐书》卷五五《食货志五》、《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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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看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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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美国的文官GS18级本是职位分等体制，但1978年以后，针对16—18级文官增设高级文官系列（SES），实行品位化改革。可参苏廷林：《当代国家公务员制度发展趋势》，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71—72页；宋世明：《美国行政改革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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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礼记正义》：“郑答临硕云：……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下大夫七十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卿二百八十八人。”《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23页上栏。那么下士可以用“食九人”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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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秦公子后子、楚公子子干先后投奔晋国，晋国按上大夫的待遇，给予两位公子以“百人之饩”。“百人之饩”，大约是足以养活100人的禄廪。参看《左传》昭公元年，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4页；及《国语·晋语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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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叶炜：《级别、类型与品位、职位：论唐前期职事官经济待遇结构中的品位、职位因素》，《国学研究》第1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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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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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衣川强：《宋代文官俸给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95页以下；杨果：《中国俸禄制度史》第6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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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1—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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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一般认为“宋代官僚的俸禄是最为优厚的”。例如龚延明：《宋代官吏的管理制度》，《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邵红霞：《宋代官僚的俸禄与国家财政》，《江海学刊》1993年第3期。但衣川强认为：宋代“官吏们如仅靠俸给生活，就无法享受充分的供应”。见其《宋代文官俸给制度》，第98页。认为宋代俸禄不敷支出的，又如郭东旭：《论宋代防治官吏经济犯罪》，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六届年会论文；何忠礼：《宋代官吏的俸禄》，《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杨果先生指出宋朝的俸禄厚薄屡有变化，宋初较低，真宗、仁宗以后发生变化，南宋后期已七八倍于宋初。《中国俸禄制度史》第6章，第241页。张全明先生也指出：宋初官俸较低，元丰至宣和年间俸禄较高，“两宋时期，从整体看，其官员的俸禄水平大致处于中国历朝的中上等水平”。《也论宋代官员的俸禄》，《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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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蒋良骐：《东华录》卷九，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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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东方杂志》9卷6号，1912年12月1日，第19—20页，《简任以下月俸分级表》；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华书局1984年版，下册第352—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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