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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军官、特进侯、行政官、机要官、郎从官等不同职类，其赏赐各成级差的情况，就更清楚了。就腊赐看来，尚书令是千石之官，其赏赐却高于比二千石的侍中、郎将；六百石的尚书仆射、尚书赏赐达3万钱，其他六百石官的赏赐就只有7000钱而已。显然，机要之官偏高，作为散官的郎从官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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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知道，赏赐等级与秩级并不重合，它揭示了汉代等级秩序的另一些细微之处。又如汉惠帝即位后的一次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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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中郎不满一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太子御骖乘赐爵五大夫，舍人满五岁二级。赐给丧事者，二千石钱二万，六百石以上万，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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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赏赐是为了老爹刘邦的丧事，汉惠帝对中郎到舍人之官，不赏钱而只晋爵，因为他们属于“宦皇帝”或“郎从官”系统，当时没有秩级。对给丧事和“视作斥上”的官吏的赏赐数量，与秩级仍不一致。将军40金而二千石20金，将军加倍，也是优待武官的意思。就是说，这次赏赐也显示了文官、武官、郎从官各成系统、各为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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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春赐与腊赐已规范化了，多少已由“私”而“公”了，与随机、随意的赏赐不尽相同，不妨视为岗位津贴。“赏赐规范化”是官僚政治的进步推动的，然而它依旧保留了“赏赐”的形式。汉廷的武官重于文官，机要官重于行政官，行政官又重于郎从官，这些情况在秩级上一下子看不清，赏赐却提供了更多的等级信息。在观察各朝赏赐之时，也应尽力发掘出更多的等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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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会赐是官员的一种与俸禄并行的重要待遇……是一种表示官僚等级身份的重要待遇”(70)。唐朝的赏赐有会赐和别敕赐两种，二者都按本品给(71)，这就是所当注意的。东汉赏赐依职位给，是“岗位津贴”；唐代赏赐却按本品给，大有“身份津贴”的味道。进而，唐朝的赏赐也不全依官品：“若别赐物，中书门下官正三品准二品，四品准三品，五品准四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同中书门下正三品。”(72)可见，中书、门下官在赏赐时得到了特殊待遇。又，唐朝的外命妇即官员的母妻，也是赏赐对象，能按其子其夫的品级获得赏赐，分一杯羹。这再度强化了本节的前述论断：较之正俸，赏赐具有更浓厚的身份色彩、家长制色彩。汉代的俸禄出自国库，赏赐主要出自少府，而唐朝也有类似之处：官员的禄米出自太仓，归司农寺太仓署令管(73)；官员所赐绢及杂彩、金银器等，却出自内府局中藏，归内府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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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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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灰黑收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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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指出：“在前工业社会，建立大规模官僚机构的努力不久就会陷入困境，因为要想从居民中榨取足够的资金来发薪饷几乎是办不到的。”不同政府的相应对策，摩尔列举了法国的卖官之法，俄国的让官员拥有庄园之法等等。至于中国，就是“允许官员或多或少地公开受贿”。“自然，这种做法在实质上削弱了中央政权的有效控制能力。”(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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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官员，确实是中国政府的重大负担。“汉宣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75)“吏俸用其半”即20万万余。当然还得把少府岁入的18万万及水衡岁入的25万万考虑在内(76)（二者是皇帝的私奉养，不算国帑），那么吏俸约占国家岁入的25％。这跟今天的中国情况，略有可比处。据报道，2000年的行政管理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2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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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天宝年间朝廷的户税、诸色资课及勾剥等项，总计为470余万贯。学者估算，开元、天宝之际，内外官员的岁俸支出，约100万贯(78)。在这470余万贯中，官俸占21％左右。沈既济云：“臣计天下财赋耗大者唯二事，一兵资，二官俸。”(79)又据蔡次薛先生估算，在唐宪宗时，每7家纳税户就得负担2名官吏(80)。民众供养官吏的负担为十几比一，已达到现代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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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冗官”与“冗费”、“冗兵”并称，养官是养兵之外的主要支出。汪圣铎先生的研究显示：宋神宗熙宁末年，全宋官吏俸钱（料钱）一项，岁支就达277余万贯，其中京官52.9万贯，诸路官员225.6万贯。这个数字已不小了，而俸钱之外的支给，其总数若折成钱，又不少于俸钱之数(81)。元丰年间实行“以阶易官”的改革，此后户部的月支再度激增。南宋《庆元会计录》：“比年月支百二十万。大略官俸居十之一，吏禄十之二，兵廪十之七。”(82)宋代官俸吏禄合计，可能占到了户部开支的20％—3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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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情况不太一样。以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为例，此年总支出3451万两，其中王公百官俸90万两，只占2.61％；加上京师各衙门胥役工食8万两，也只占2.84％。此外文职养廉银347万两，占10.05％(84)。那么王公百官俸、京师胥役工食及文职养廉银，合起来只占岁出的12.89％。若不考虑养廉银，养官吏的钱还不到王朝开支的3％。清朝官俸非常微薄，康熙还一度裁撤了吏胥的工食银。仅从此看，清朝的官吏是相当廉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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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对清朝官僚的薄俸低于外国同行，大鸣不平；可他也不得不承认，清朝官僚的排场又大大超过了外国同行(85)。官僚抱怨“薄俸”，同时又拥有法外牟利的巨大空间。高薪未必能“养廉”(86)，薄俸则必将助长法外牟利，这跟“饥寒多盗贼”是一个道理。低工资会导致人才流向其他行业，但对中国王朝这不成问题，这里官迷多如过江之鲫。那么皇帝何时实行厚俸，何时实行薄俸呢？就厚俸而言，可以理解为统治者在搞高薪养廉，但也可以理解为“被迫”给予官僚高薪以换取其政治效忠，购买其职业道德。就薄俸而言，可能是财政支绌时的被迫之举，但也可能是因为皇权强大、政权稳定，确信官僚的法外牟利不至为害。既然尚不至危害行政，那就薄俸好了，皇帝我省钱了，料你们官僚也不敢过分抱怨；你们私下捞钱我是知道的，但只要还没捞出界，就不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众的抱怨就不管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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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礼先生的研究表明，清朝知县的额外收入可达法定薪俸的16倍，即30000余两与1900两之比；到了19世纪末，汉官的额外收入已达法定薪俸的19倍之多，平均每人每年5000多两银子(87)。嘉庆年间的连城县令李某，每年括钱竟达该县赋税总额的半数之多(88)。则清廷税额与官僚俸额，远不足以表明人民的真正负担。在探讨传统中国的薪俸民生比时，若把这一点考虑在内，结果就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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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两分，是中华帝国最重要的品位安排之一。因胥吏及职役的法定特权和品位保障极其微薄，所以其灰黑收入问题更为严重。有学者认为，因衙役由无偿服役而来，所以朝廷不付薪俸，只是象征性地给一点儿工食银，相当于伙食补贴。皂隶、禁卒每年工食银不过6两；捕快工食银最多，每年十一二两。不过从九品官的年俸银31.5两，年俸米31.5斛，那么6—12两的工食银，仍不妨看成一种微薄的薪俸，而不只是伙食补贴。当然，最低的钟鼓夫每年才1两多，实在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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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吏役若全部发薪，朝廷将不堪重负。南宋官俸与吏俸的比例，是“官俸居十之一，吏禄十之二”，吏俸是官俸的一倍，可知养吏的开支是非常浩大的。清朝的吏役总数若以100万计，再假定每人每年支付工食银6两，就是600万两！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王公百官俸是90万两，文职养廉银是347万两。19世纪晚期，汉文官薪俸总额为82万两，武官为57.5万两，文武汉官养廉银的总额为428万两(89)，总计567.5万两。比较之余就能看到，供养吏役所需开支，将是一笔巨款。对皇帝不想支付这笔巨款，能省就省，我们就有“同情的理解”了。康熙甚至下令，取消州县吏役的工食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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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吏役的报酬极其低微，朝廷只能听任他们法外收费。海瑞任浙江淳安知县时，曾革除六房书吏的“常例陋规”共计68项(90)。清朝的“规费”五花八门，如心红银、挂号费、传呈费、纸笔费、出结费、上锁钱、开锁钱、脚钱、鞋钱、杖钱、倒杖钱、入监钱、出监钱等，不一而足。乾隆时，郡王福康安从西藏用兵归来，户部书吏竟从他那里敲诈了二百万两之钜(91)！古人认为，胥吏贪污之数是超过官僚贪污之数的，“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盗不赀矣！”(92)清朝吏役的实际收入总数，很难估计，但肯定也是一笔巨款，只能超过、而不会少于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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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由刻意薄俸而造成的腐败贪污，是一种“结构性贪污”。费正清把清朝官吏称为“有组织的贪污集团”(93)，用词是十分尖刻的。在道德上加以谴责很容易，解决之道则不好找。帝国官吏必须维持一定规模，然而薪俸、经费又太微薄，所以官吏集体贪污以自肥(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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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俸有正式品级，而不同职位的灰黑收入有大有小。在这时候，法外牟利空间大小与职位的品级不成正比的情况，就将出现。有的官职品级高，但油水小；有的官职品级低，但油水大。那么在正式品级之外，官场就将按另一尺度，即灰黑收入的丰厚程度，来评估官职的价值高下了。从官员方面说，这将影响官员对职位等级的评价；从等级管理方面说，这将降低正式品秩的效力。如前所述，灰黑收入可以超过正式收入十几倍以上，那么是品级高低更重要呢，还是官缺肥瘦更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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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的胥吏还是有品级的：唐有流外九品，宋朝为胥吏设置了位阶。明清的胥吏干脆不分品级了，通归于“流外”而已。究其原因，除了胥吏出职日益困难之外，这与胥吏是一个靠“收费”生存的层次，也有密切关系。因其薪俸太微薄、法外收入太重要，正式品级对他们就没多大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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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官场现形记》第二回“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第六十回“苦辣甜酸遍尝滋味 嬉笑怒骂皆为文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0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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