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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没有职事却能白拿钱，这问题该怎么看呢？邓小南先生对“待阙领俸”的评价，触及了问题要害：“‘白拿钱’亦有不合理处，但在当时情况下，有俸待阙对于差遣‘上岗’又是一道保护措置。应该说，尽管带来的矛盾重重，在‘员多阙少’及差遣条件难以限制的整体背景下，还是有缓解冲击、稳定运转、增长‘和气’作用的。这在宋人心目中，可能是最重要的。”质言之，不干活也给钱，是为了维系统治集团的内部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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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唐宋很多品位性官职，无事而有俸。例如在唐前期，员外官、检校官及判、试、知者，给职事官禄、料之半，散官、勋官、卫官减至1/4(62)。刚才谈到，唐中后期的官员薪俸，出现了从按本品发到按职事品发、又到按具体职位发的变化。然而同时，各种兼官加衔泛滥，大量省部寺监的职事官，变成了品位性官职，进而在宋初变成寄禄之官。这个反向的变化，完全抵消了大历以后转向职位发俸的意义。也就是说，大历以后直接向职事官发俸，本来能使薪俸结构向职位倾斜一些；但职事官本身又阶官化了，所以其时薪俸结构，依然保持在“品位薪俸”的形态之上。宋朝大量设置的添差官，不厘务也有半俸；还有祠禄官，不厘务而有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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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官僚在无职事的情况下依然有俸，显然承袭了魏晋南北朝的政治传统。不过两个时代还是不大一样。魏晋南朝是士族政治，依门第而做官享禄；而唐宋时官僚政治恢复了活力，尽管官僚可以由本品、寄禄官领俸，但本品与寄禄官的上升却取决于考课。所以，魏晋南北朝与唐宋，仍应视为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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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的散阶制业已变质。明朝虽然仍有散阶，但“散官与勋级既是附加性官衔，又可视为考核制度的补充，但与实职和俸禄并无关系”(63)。薪俸要素，不再配置在散阶之上。所以有人把明代的散阶仅仅视为“官员的一种荣衔”(64)。清朝的散阶亦然，与薪俸无关。散阶既无薪俸，那么官僚任满离职就得跟薪俸说再见了。比起唐宋官僚所曾有过的“白拿钱”优待，不免黯然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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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在传统中国，职位薪俸是一种“劳务报酬”，品位薪俸却是一种“身份报酬”，是对官员身份的报酬，即对其加入统治集团、拥戴现政权的报酬。对这一点，本书第10章还有讨论。总之，薪俸结构的重心是偏于职位，还是偏于品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与明清有明显变化，其阶段性大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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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朝薪俸结构的重心在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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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代薪俸结构的重心在职位，无职位则无薪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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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北朝的薪俸结构再度品位化了，官僚可以由品位性官号领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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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宋继承了前一时代的品位化倾向，有品位而无职事，仍能凭阶官和品位性官号领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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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清时反了过来，薪俸结构又向职位偏转了，无职则无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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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得说明，判断各时期的等级结构是品位分等还是职位分等，薪俸结构只是一端，不是全部，还得考虑资格、特权、礼遇等其他品秩要素，它们也有配置于品位或职位的区别。例如，明清选官极重学历，而学历就是一种品位因素，所以明清官阶依然有品位分等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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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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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赏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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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正式薪俸，皇帝经常对官僚行赏。“赏赐”也是官贵的一种经济回报。本节以汉代为例，讨论赏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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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赏赐数量巨大，赏赐内容包括金钱、缯帛、器物、酒肉、奴婢、住宅、车马、衣服等。西汉以黄金、钱币为主，东汉以布帛为主。西汉大将军霍光以废昌邑王、立汉宣帝之功，获赏黄金7000斤、钱6000千万，相当于大将军180年的俸禄总和。汉宣帝时，颍川太守黄霸获赐黄金百斤，荆州刺史召信臣获赐黄金40斤，相当于他们5年多的俸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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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汉代的赏赐看成一种“厚禄养廉制度”。我们则觉得，还是把赏赐与正式薪俸区分开来为好，不宜等量齐观。韦伯指出：“以往的家长制秩序是以个人的知恩图报为基础的，因而家长制统治者恰恰是以‘因人而宜’的方式，根据具体、个别的事例来论功行赏。”(65)“赏赐”使君臣关系蒙上了“个人化”或“家臣”意味。若法外施恩的赏赐占到了官员收入的较大部分，官员便会认为，他的生计取决于皇帝的个人爱恶，而不是正常公职服务。皇帝要的就是这个，以此来强化官僚对他的个人性依附。赏赐的巨大数额，意味着其时皇帝仍以“私属”视臣下，以“私恩”待臣下。而且那些赏赐，确实也不是出自国库，而是出自少府，是从皇帝自己钱包里掏出来的私房钱(66)。还有一点也很值得注意：秦汉正式薪俸的形态相当简洁，钱币辅以谷物而已；赏赐却形态繁多，吃的、穿的、用的、花的、住的、乘坐的、役使的都有，直到葬礼用的丧器，是很“生活化”的，不妨说是“家长式”的，很像爹妈给儿女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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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有固定化的春赐和腊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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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之日，遣使者赐文官司徒、司空帛三十匹，九卿十五匹；武官太尉、大将军各六十匹，执金吾、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于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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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赐，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进侯十五万，卿十万，尚书三万，侍中、将、大夫各二万，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贲、羽林郎二人共三千(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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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尉、大将军的春赐帛60匹，姑以帛一匹值500钱来计算(68)，约合3万钱。谷价一般是一斛100钱，3万钱能买谷300斛。又三公腊赐20万钱（一说30万钱），可以买谷2000斛。粳米200斛，折为粟米约333斛。则仅此数项折为粟米，就达到了2633斛。而东汉三公的月俸是350斛。那么太尉、大将军的春赐和腊赐所得，相当于他们7个半月的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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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春赐和腊赐数额巨大，定期进行，覆盖广泛，已变成官员的一种固定收入了。兹将东汉春赐和腊赐的帛、米折算为钱，与赐钱一并计算，并把东汉相关月俸折算为钱，与赏赐加以比较。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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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首先显示，官位越高，赏赐的比重越大。高级官僚得到了皇帝“私恩”的最大眷顾。低级官吏所沾溉的皇帝“私恩”较少，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公共性”就强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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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很有意思的是，还能看到赏赐与秩级不完全成正比。因春赐“武官倍于文官”，所以大将军、太尉的赐帛比司徒、司空多一倍。执金吾是列卿之一，但赐帛比其他列卿多一倍，可知执金吾是被看成武官的。曾有学者对廷尉是文官还是武官做过探讨，其实看看春赐就清楚了：廷尉没有加倍赐帛，所以此官是文官。可见赏赐等级与俸禄等级之不一致，还有职类因素在起作用。为便观览，我们把不同职类区分开来，再次将腊赐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