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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上卷第806、811、818、8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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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叶炜：《级别、类型与品位、职位：论唐前期职事官的经济待遇结构》；《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第139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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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王振芳：《唐安史兵兴后到大历制俸时官俸探析》，《山西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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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制表参考杨果：《中国俸禄制度史》第6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0页，表6-3，第255页表6-6；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10页以下，表28、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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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文献通考》卷六五《职官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88—5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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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上卷第893页以下。李燕捷先生认为，此期除了少数高级散阶如开府、特进，其他有散阶而无职事官者不给俸。见其《唐代给禄的依据》，《历史教学》1994年第8期。李锦绣先生的意见较为合理，这里采用了她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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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有学者认为，“待阙官无俸禄，寓居他处等候赴任”；“待次期间，官员无俸禄”。但苗书梅先生认为，待阙时官僚可以得到部分俸料。《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页。杨果先生认为：“宋朝闲官包括待次、待阙、添差官、祠禄官等，他们‘无务可厘’，坐享俸禄而已。”《中国俸禄制度史》第6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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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分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八治平三年（1066年）九月丙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册第5059页；范仲淹：《范文正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3页；王之道：《相山集》卷二十《又与汪中丞画一利害札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32册第677页下栏。七阶选人（即，从迪功郎到承直郎）无俸，可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十元祐元年（1086年）六月戊申：“选人俸给，替则随罢，待次一年，方得差遣，待阙三年，方得赴任，是四年之外，方受廪禄。”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6册第9236页。关于待阙期间的薪俸问题，曾向邓小南先生求教。邓小南提供了其检索所得11条材料，及选人阶官待次无俸、但京朝官待阙有俸的看法。这里采用邓小南的意见。上引4条材料，以及下文中她对“白拿钱”的分析，都出自她发给笔者的电子邮件。特此致谢。又，还曾就这一问题向赵冬梅君求教，她认为宋朝官员待阙有俸，应与唐朝的“守选”制度到宋朝发生了变化有某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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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郑獬：《郧溪集》卷十二《论冗官状》，《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15册第110页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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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官吏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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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新唐书》卷五五《食货志五》：“员外官、检校、判、试、知给禄料食粮之半，散官、勋官、卫官减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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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杜婉言等：《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9卷（明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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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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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韦伯：《经济·社会·宗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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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加藤繁云：“赏赐的费用，是次于供养之费的帝室财政支出的大宗。”见其《中国经济史考证》，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册第89页。又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先秦两汉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8页。桓谭《新论·遣非》：“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太平御览》卷六二七《治道部·赋敛》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10页下栏。由此推测，赏赐的开销出自少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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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后汉书》卷四三《何敞传》注引《汉官仪》。《续汉书·礼仪志中》注引《汉官名秩》略异：“大将军、三公，腊赐钱各三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侯十五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丞郎各万五千；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谒者、议郎、尚书令（史）各五千；郎官、兰台令史三千；中黄门、羽林、虎贲士二人共三千：以为当祠门户直，各随多少受也。”两段记载可以互相补充发明。由《汉官名秩》的“尚书丞郎各万五千”可以判断，后文“侍御史、谒者、议郎、尚书令各五千”中的“尚书令”，当作“尚书令史”；《汉官仪》中的“尚书三万”，当作“尚书令仆、尚书三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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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汉代4丈为匹，有素一匹800钱、500钱，缣一匹512钱、472钱、618钱等记载。王仲荦推测后汉绢一匹400余钱。参看王仲荦：《金泥玉屑丛考》，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4页以下。肉价约数钱左右（见同书第59页），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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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汉书》卷二《惠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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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上卷第872—8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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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别敕赐也按本品给一点，用顾江龙君之说，见其《汉唐间的爵位、勋官与散官：品位结构与等级特权视角的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2007年博士论文，第272—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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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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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参看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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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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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太平御览》卷六二七《治道部·赋敛》引桓谭《新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10页下栏。“汉宣以来”原作“汉定以来”，故有学者说是东汉初的情况。但“定”系“宣”字之讹。《文选》卷三六《永明九年策秀才文》引《桓子新论》，作“汉宣已来”。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09页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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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桓谭《新论》又云：“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入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入十三万万”原作“八十三万万”。学者多认为“八”系“入”字之讹。可参看赵俪生：《谈史学研究的工作方法》，收入《寄陇居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306页。）《汉书》卷八六《王嘉传》：“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所云都内钱、少府钱与《新论》相合，则水衡钱25万万也应属《新论》所说的“岁入”，而不是若干年的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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