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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学校，有国子监、太学、律学、四门学、小学等。国子学依然面向官僚子弟，招收京朝七品以上子孙。国子学的身份性、特权性，比唐朝继续下降。首先“七品”的身份限制，比起唐朝国子监“文武三品以上子孙”的规定，显已放宽。进而宋太宗、宋真宗时，又允许官僚的亲属游学京师者、举进士游学京师者附于国子学读书。国子学由此又开放一些了。宋仁宗创立太学，招收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之俊异者”。这时候虽然国子学、太学分立并峙，但后者才是国家教育的重心所在(35)。国子学日趋衰落，官贵子弟无心向学，“学舍虽存，殊为湫隘，生徒至寡，仅至陵夷。贡部以乡举里选为先，诸生以两馆为耻”(36)。太学则一天天兴旺起来。最初太学生只有200人，宋神宗时三舍生便达到了2400人。宋徽宗崇宁年间兴学校、废科举，士子从州县学校升贡太学，再由太学出仕。这时候的太学生，有38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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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的国子学，与太学完全合一了。明初的国子学旋改国子监，实即太学。清朝的国子监门上，用满汉文书“太学”，而门前两榜又用满汉文书“国子监”。国子监恢复了汉代太学的开放性。洪武三年（1370年）周循理奏请：凡民间子弟年在十五听入国学，并免除本人差役；京城品官子弟年十二以上，入国学读书。次年，令府州县学选拔学生进入国子学，其时有2728人应选。学者评价说：“这一事件，标志着明代的国学教育，由皇室和功臣子弟所享有，转而向各级官员和民众子弟展开。”(37)洪武三十年的国子监，民生有1826人，官生只有3人。明代宗到明英宗时，官生最少时2人，最多时7人，屈指可数。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年），北监有生992人，其中官生只有2人；成化二十二年北监有生731人，官生只有3人；成化二十三年北监有生1436人，官生只有4人(38)。可见来自门荫的官生，其比例微不足道。清朝虽有恩监，但国子监同样没有身份限制，向平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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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官生”，就是来自荫叙者。自唐宋以来，荫叙者便要接受考试了。唐朝由门荫出仕者，要经吏部试判。宋制：“凡补应出身求差遣者，须先于国学听读二年，满日具名牒，审官院试验。如年及二十五以上不愿在监听读者，依敕考试所业，具名以闻。”(39)由恩荫出仕者不但要考试，25岁以下者，还必须在国子监学习两年。考试最初是试判，后来改为铨试。元朝承荫者，需考一经一史，不通者发还复读；蒙古、色目愿意考试者，给予加一阶的优待(40)。明清国子监的官生或恩生，也都要考试。雍正规定，荫生、荫监生15岁以上送监读书；到部年20岁以上者，奏请考试引见。乾隆规定，考试内容为古论及时务策，钦派大臣阅卷，评定甲乙，进呈御览，文理优通者交部引见，荒谬者发回原籍读书，三年后重考(41)。荫叙也要考试，反映了中国古代的“选贤任能”精神，是非常浓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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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历代等级教育特权的变迁，其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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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朝“学在官府”，面向国子，其时教育体制最富贵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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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代太学和郡国学的大门，全部向平民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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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北朝的国家学校等级化、身份化了，太学之外，出现了专容权贵子弟的国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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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宋中央学校依然具有身份性，入学资格有等级限制。同时这种等级限制在不断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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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清学校，恢复了汉代太学和郡国学的开放性，官僚子弟的教育特权已经相当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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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等级教育特权的变迁波形，与前述任官特权的变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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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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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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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法治之下人人平等，总统也不能例外，违法照样起诉，贪腐照样受审。尼克松、克林顿等都是例子，普通公务员更不必说了。中国古代官僚们则应感谢朝廷的温暖，他们拥有各种法律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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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朝，挞笞之刑及残酷的肉刑，不施于大夫以上贵族，只对士以下使用，即“刑不上大夫”。《白虎通义》：“刑不上大夫者，据礼无大夫刑。或曰：挞笞之刑也。”贾谊云：“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周礼》：“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42)拥有名位的贵族及其妻子，有罪不下狱，打官司不出场。命夫命妇的体面与尊严，是要用法律来保障的。尽管什么罪判什么刑也有惯例，但春秋以上“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即不制订成文法，发生了案子，由贵族们研究决定。这就便于其操纵法律，上下其手。“议”的内容包括“八议”，出自《周礼》，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八议”给了特殊身份的拥有者以减免刑罚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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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本位”的传统，在秦汉还浓厚残留着，所以法律特权辐辏于二十等爵级的情况，相当突出。爵级可以用来赎罪减刑。《秦律杂抄》：“有故秦人出，削爵，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43)上造是第2级爵，公士是第1级爵，上造高于公士；鬼薪、城旦是刑名，鬼薪轻于城旦。对“故秦人出”之罪的惩罚，高爵轻于低爵。又张家山汉简《贼律》：“下爵殴上爵，罚金四两；殴同列以下，罚金二两。”(44)低爵殴打高爵，罚金要加重二两。爵在五大夫以上、吏在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羁押时可以“颂系”，即不加械具、不入牢狱，而只用“软禁”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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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不考虑爵级，仅就拥有秩级的官吏来说，秦汉官僚的法律特权就不能说很大了。爵级可以减刑，秩级则不能减刑。论者把“先请权”视为汉代官僚的一种法律特权。所谓“先请”，指身份高贵者犯罪，例如六百石以上吏犯罪、郎中犯耐罪以上、宗室成员犯髡罪以上，有司在审讯量刑后，必须先向皇帝请示，由皇帝裁夺，然后才能定罪行刑(45)。若以现代法治衡量，“先请”表明行政、司法不分立，皇帝超越司法，当然含有特权意味；但六百石以上官的案件由君主终审，也可以理解为大案要案皇帝须亲自过问，但并不等于法外施恩。“先请”与“八议”是有区别的，“八议”明摆着要法外施恩，“先请”就不是了。又秦律规定：“吏从事于官府，当坐伍人不当？不当。”(46)即，官吏不因同伍的人犯罪而连坐。有人把这个看成“一般人所不能享有的法律特权”。然而公务人员不在同伍连坐之列，自有其合理之处，似不能看成特权，至少不是太大的特权。总的说来，秦汉依爵位获得的法律特权是比较大的，而官吏依秩级获得的法律特权，并不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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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朝法纪宽弛，士族权贵经常优游于法律之外。这时必须指出，魏晋南朝的法律上承汉代，而汉律对官僚是相当苛刻的；魏晋虽有所放宽，但惩治官僚罪过的条文反而比北朝严峻；北朝惩治官僚的条文比较宽松，但法律本身却能得厉行。反过来说，江左士族权贵的优厚法律特权，主要表现为法外特权(47)。比如“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在法律上说，士族并不能免除同伍连坐；然而这个规定对士族来说形同虚设，并不真正应用(48)。官贵有罪不罚、大罪轻罚之事，比比皆是。江左朝廷对犯罪官吏行杖，也只是做样子，“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正从朱衣上过”，装腔作势不真打，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只从衣服上擦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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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八议”，此期被请进了法典。晋律：“应八议以上，皆留官收赎，勿髡、钳、笞也。”(49)可见“八议”的目的就是要法外施恩，与汉代“先请”相比，转以优待为目的了。唐律“八议”的运用原则与晋相似：“乃立八议，以广亲亲，以明贤贤，以笃宾旧，以劝功勤。……八者犯死罪，所司先奏请议，得以减、赎论。”(50)唐朝“议贵”范围是“职事官三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及爵一品”，这些人犯罪后，有“减”、“赎”优待。“减”就是减一等处罚。能从减罪特权中受惠的，不止三品以上官，五品官可以“请”，七品官可以“减”，九品以上官可以“赎”。“赎”就是“赎罪以铜”，五刑都可以赎，用铜1斤至120斤。而且受惠的不止是官僚本人，还包括他们所荫子孙和亲属。请看简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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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中还有“官当”之法，其法始于北魏。北魏规定，五等爵及官品五品以上，以一阶当刑二年。“官当”之名，则始见于《陈律》。隋唐法律规定，五品以上官犯私罪，一官抵徒刑二年，犯公罪一官抵徒刑三年；九品以上官犯私罪，一官抵徒刑一年，犯公罪一官抵徒刑二年。流刑也可用官抵罪。三等流刑，即流二千里、流二千五百里、流三千里，都比照徒刑四年计算。而且在用官职官品当刑时，职事官、散官、卫官为一官，勋官又单为一官，二者可以分别抵罪。若一身兼有两个以上职事官、散官，先用高品者抵罪，另一个留着，下次还能用。若罪轻而官品高，官品抵罪有余，可以留官收赎，即保留原官品，只用钱赎罪。罪重官品低，用官抵罪后仍有余罪的，也可以用钱来赎余罪。如果抵罪后还有余罪，以及又犯了新罪的，还可以用历任官品抵罪。用官抵罪后，若还有余官，一年后降原官品一等叙用；如果抵罪时把官全用完了，三年后仍可以降二等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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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唐律对官僚利益的保障，百般体贴而无微不至。瞿同祖先生指出：“最令人惊异而感兴趣的是以官抵罪的方式。官职以今日的概念言之，原是行政上的一种职位，在古代则视为个人的一种身份，一种个人的权利，所以一旦获得此种身份，便享有种种特权，生活方式上（所谓礼）如此，法律上亦如此，他可以不受普通法律的拘束，还可以他的官位去交换他的罪刑，好像他以私人的奴婢、财产去赎罪一样。”(52)也就是说，以官抵罪的“官当”制度，等于承认了官职是官僚的既得利益，具有个人属性，即身份性。“官当”之法，为宋朝所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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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僚的法律特权方面，明清发生了较大转折。一个变化是“八议”变质。明律中的“议贵”范围，是“爵一品，及文武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者”，看上去与唐相同；然而“凡八议者犯罪实封奏闻取旨，不许擅自勾问。若奉旨推问，居所犯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闻，取自上裁”。这里只说了“取自上裁”，由皇帝拍板；却没说入了“八议”就得减、赎。唐律，四五品官死罪上请，流以下减一等，而明律的相关部分，却是这么规定的：“凡京官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闻请旨，不许擅问。”(53)“请”的目的是“不许擅问”，是必须向皇帝请旨，如此而已。可见明朝的“八议”和“请旨”，主要用以保障皇帝的处分权与裁断权。这与唐宋“八议”的精神迥然不同，跟汉代的“先请”倒神形毕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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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变化是“官当”被取消。“明清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对官吏的控制，无官当法。官吏犯罪，笞、杖照例罚俸、降级、革职，不受刑，徒、流才发配。”(54)废除“官当”，就剥夺了官僚的又一大法律特权。笞杖轻罪虽然另用罚俸、降级、革职来替代，并不实笞、实杖，但至徒、流就得实配了，不用减、赎之法。而在唐朝，徒刑、甚至流刑都不一定实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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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薛允升对唐律、明律的官僚法律特权做了全面比较，随后总结道：“《唐律》，职官犯罪，既有议、请、减、荫之章，又有除、免官、赎之制，杖罪以下俱以赎论，徒罪以上俱以官当。唯犯加役等五流之类，除名配流如法，其实均准收赎，并不实配，而又有六载后及三载期年听叙之法，其优礼臣下，可谓无微不至矣！”在议、请、减、赎、荫诸法上，唐律、明律大为不同：“以上十一条（指八议、请减、官当等条），明律亦略同，而无官当、减、赎及荫法。……唐律死罪上请、流罪减一等，皆所以优恤应议之人也。明律无减一等之文”；“明律应议者及应议者之亲属犯罪，只云不许擅自勾问，先奏请议，议定奏闻取自上裁，并无减等及准赎之法。”(55)薛允升看到，唐宋“优礼臣下，可谓无微不至”；而那些无微不至之处，到明清就变了，甚至没了。有学者认为：“宋、元、明、清的法律，虽然在形式上有些变化，但基本内容都因循援用唐律，自然在各个等级之间的法律特权也以唐律为楷模。”(56)但由以上事实我们知道，明清的官僚法律特权比唐律大减，不能笼统地说“以唐律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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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思的是，宋朝的理学大师盛赞“八议”，不以为非，说是“八议设而后重轻得其宜”，使“恩”与“义”的关系得到了平衡(57)。而异族统治者如金宣宗、清世宗，却力斥“八议”之非。金宣宗云：“若不论轻重而辄减之，则贵戚皆将恃此以虐民，民何以堪！”清世宗云：“若于亲、故、功、贤等人之有罪者，故为屈法以示优容，则是可意为低昂，而律非一定者矣，尚可谓之公平乎？”他郑重告诫大臣们：“八议”不可为训，虽律有其文，然而以往未曾实行，今后也不得使用(58)。在中国政治史上，异族政权下专制集权往往趋强。明朝承元，满族建清，其专制集权的强化，都借了异族统治的东风。瞿同祖先生论明清废“官当”，指出其背景与意义就是“明、清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对官吏的控制”。可见随专制集权强化，“官权”便有萎缩之势。金宣宗、清世宗对“八议”的批判，正可以在此背景下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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