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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恩荫之滥，历来为史家诟病。有常荫、致仕荫补、遗表荫补、后妃荫补、宗室荫补、宦官养子荫补、先贤及勋臣后裔恩荫，殁于王事者恩荫等(13)。科举取士年均360人左右，以恩荫为官者每年不下500人(14)。范仲淹抨击恩荫：“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者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滥进之极也。”(15)赵翼有言：“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16)官贵子弟幼年就能得到恩荫，自己还没娶媳妇生子，就又有了荫子权利了，“未应娶妇，已得任子”。当然，恩荫出官也要经吏部铨试，不能例外(17)。恩荫入仕者的仕途前景，也没法跟科举相比。“其与南北朝时期的门阀世族世袭制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它在选官体系中世袭的重心下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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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承荫，一般是从嫡长子、同母弟到其他子孙依次旁推。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的承荫资格，参看下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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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品级看，唐朝一品子出身正七品上，二品子出身正七品下；而元成宗制度，正一品官荫子以正五品叙，正二品荫子由正六品叙，似乎比唐代优越。但承荫只限一人，范围却比唐宋大为缩小。元世祖规定：“诸官品正从分等，职官用荫各止一名。”而且“诸职官荫子之后，若有余子，不得于诸官府自求职事，诸官府亦不许任用”。就是说，若已荫一子入官，余子不但不能承荫，甚至以其他方式谋官，也在禁止之例。元朝承荫只限一人，看来是向汉朝的“得任子弟一人”回归了。而且承荫要经严格审批，需要考试一经一史。“诸荫子入品职，循其资考，流转升迁”，承荫之后要按劳考升进(20)。当然，这些规定主要用于汉官，蒙古贵族另有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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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皇帝规定：“自一品至七品，皆得荫一子以世其禄。”用荫范围是一至七品。但洪武荫制，学者认为就没有全面实行过(21)。不久门荫范围就缩小到了三品以上。永乐年间“乃渐为限制，京官三品以上，考满著绩，始荫一子曰官生，其出自特恩者曰恩生”(22)。用荫只限于京官三品以上，还需要“考满著绩”。这与汉朝“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的规定，差不多少了。二千石比官品三品略低，“考满著迹”也类似于汉代的“视事满三年”。进而，所谓“门荫”实际是做“官生”。名义上依然称“荫”，实际只是一个进入国子监读书的机会，一个上大学的名额。这与汉代任子郎的宿卫候选，多少也有可比之处。官生并不是平白入学，“恒必验其材质，试其文理之可教者，而后许之。仍令勉学，务从科举出身”(23)。入监须经考试，并被要求在将来参加科举。还有，元明清荫子与汉代任子相同，只限一人，与唐宋一大家孩子都能荫补的情况，也相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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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荫叙，分恩荫、难荫、特荫。难荫是优待“殁于王事者”之子的，特荫是酬奖元老名臣的；恩荫之法略近于明，只能荫子。顺治十八年（1661年）规定：满汉文官在京四品、在外三品以上，武官在京、在外二品以上，各送一子入国子监读书，三年期满候铨(24)。康熙十二年（1673年）又诏“原品解任食俸者准荫”，这样若干经过特批可以食俸的解任原品官，也能用荫了(25)。据统计，从顺治到光绪，大学士有5％出身荫生，六部尚书有14％出身荫生、世职，总督有11％，巡抚有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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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历代任官特权的变迁轮廓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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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朝的任官特权最大，具有鲜明的贵族政治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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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朝的官吏队伍富于流动性，官贵的任子特权不算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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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和部落贵族的任官特权，明显上升，并采取了门第特权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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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代门荫和宋朝恩荫，仍给官贵任官特权以很大保障。但不依门第而依官品，进阶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劳考，已不同于前一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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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清的荫叙范围大为缩小，而且变成了官生、荫监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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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考虑明朝的军官世袭、清朝的满贵特权，则明清官僚的荫叙特权，比魏晋南北朝与唐宋小了很多，向汉朝回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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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还有另一个例外，就是太平天国的世袭制。天王洪秀全下令：“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罗尔纲先生评论说：“封建皇朝还认为‘士世禄不世官，恐其未必贤也’，不得世袭其官，而太平天国竟连这一点都不考虑了。”(27)当然，天国短祚，制度混乱，世袭制实际上没有严格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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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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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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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特权的等级分配，主要体现在学校制度上。国家学校的开放或封闭，入学资格的高峻与宽松，历代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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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学在官府”，最高学府是国子学。“国子”的意思是“国之子弟”，亦即贵族子弟，他们拥有教育特权。天子、诸侯和卿大夫，往往在幼年时，就有专任或兼任的师、傅、保，担任其教师和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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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私学事业，推动了“学下民间”，这是中国教育史的一大变革。汉代社会很富有平民性，文教制度也很富有平民性。无论是中央的太学，还是郡国的官学，都没有等级和身份的限制，足以为贫寒学子提供“知识改变命运”的通道。当然面向贵族子弟的学校，有时也有。东汉明帝曾为外戚专门设立了“四姓小侯学”。但这种学校，有迫使纨绔子弟从师向学之功，却没有妨碍平民接受教育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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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由于分裂动荡，平民文教凋零，士族垄断文化，出现了“学在家族”的局面，同时国家学校等级化了。晋武帝创设国子学，与太学并立。这标志着中古学校制度的重大转折，向等级化、身份化的转折。国子学只接受五品以上官僚子弟，“国子生皆冠族华胄，比列皇储”(28)。在晋代，权贵子弟通常从六七品官起家，太学生毕业后只能担任八九品的吏员(29)。南朝一般只设一学，但所设的不是太学，而是“博延胄子”、“广延国胄”的国子学。北朝学校，优待鲜卑贵族和北方士族。魏齐国子寺“掌训教胄子”，下设国子学，有生72人；太学，有生200人；四门学，有生300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不是以教育程度区分的，而是以学生的父祖官品区分的，国子学“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选”(30)。士族门阀政治和部落贵族政治，是此期学校发生身份化、等级化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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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唐朝，民间文教重新繁荣起来，科举制为贫寒士子提供了晋身之阶。但因前一时代的贵族化浪潮的残留影响，学校体制依然等级鲜明。唐朝最高等的两所学校，是弘文馆和崇文馆。弘文馆以贵臣子弟为学生。崇文馆原是皇太子和诸王的皇家私塾，后来也扩大到皇亲国戚和贵臣之子。二馆之下，依次是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及律学、书学和算学等六学(31)。从学生身份看，二馆六学可分五等(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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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学校的区别，仍不是教育程度，而是学生身份。甚至连学生的校服都不一样，国子、太学、四门学士及四门俊士，穿“黑介帻，簪导，深衣，青襟褾领，革带，袜履”；律、书、算学士及州县学士，穿“黑介帻，白裙襦”(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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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毕竟已进入了科举时代，六学体制虽然等级性浓厚，但其间已有流动的可能性了。“诸学生通二经、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愿留者，四门学生补太学，太学生补国子学。”(34)诸学即律学、书学和算学，“俊士”即四门学中的800名八品以下子及庶人子弟，他们可以通过经书考试，而升入太学，甚至国子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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