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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不考虑爵级，仅就拥有秩级的官吏来说，秦汉官僚的法律特权就不能说很大了。爵级可以减刑，秩级则不能减刑。论者把“先请权”视为汉代官僚的一种法律特权。所谓“先请”，指身份高贵者犯罪，例如六百石以上吏犯罪、郎中犯耐罪以上、宗室成员犯髡罪以上，有司在审讯量刑后，必须先向皇帝请示，由皇帝裁夺，然后才能定罪行刑(45)。若以现代法治衡量，“先请”表明行政、司法不分立，皇帝超越司法，当然含有特权意味；但六百石以上官的案件由君主终审，也可以理解为大案要案皇帝须亲自过问，但并不等于法外施恩。“先请”与“八议”是有区别的，“八议”明摆着要法外施恩，“先请”就不是了。又秦律规定：“吏从事于官府，当坐伍人不当？不当。”(46)即，官吏不因同伍的人犯罪而连坐。有人把这个看成“一般人所不能享有的法律特权”。然而公务人员不在同伍连坐之列，自有其合理之处，似不能看成特权，至少不是太大的特权。总的说来，秦汉依爵位获得的法律特权是比较大的，而官吏依秩级获得的法律特权，并不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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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朝法纪宽弛，士族权贵经常优游于法律之外。这时必须指出，魏晋南朝的法律上承汉代，而汉律对官僚是相当苛刻的；魏晋虽有所放宽，但惩治官僚罪过的条文反而比北朝严峻；北朝惩治官僚的条文比较宽松，但法律本身却能得厉行。反过来说，江左士族权贵的优厚法律特权，主要表现为法外特权(47)。比如“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在法律上说，士族并不能免除同伍连坐；然而这个规定对士族来说形同虚设，并不真正应用(48)。官贵有罪不罚、大罪轻罚之事，比比皆是。江左朝廷对犯罪官吏行杖，也只是做样子，“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正从朱衣上过”，装腔作势不真打，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只从衣服上擦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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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八议”，此期被请进了法典。晋律：“应八议以上，皆留官收赎，勿髡、钳、笞也。”(49)可见“八议”的目的就是要法外施恩，与汉代“先请”相比，转以优待为目的了。唐律“八议”的运用原则与晋相似：“乃立八议，以广亲亲，以明贤贤，以笃宾旧，以劝功勤。……八者犯死罪，所司先奏请议，得以减、赎论。”(50)唐朝“议贵”范围是“职事官三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及爵一品”，这些人犯罪后，有“减”、“赎”优待。“减”就是减一等处罚。能从减罪特权中受惠的，不止三品以上官，五品官可以“请”，七品官可以“减”，九品以上官可以“赎”。“赎”就是“赎罪以铜”，五刑都可以赎，用铜1斤至120斤。而且受惠的不止是官僚本人，还包括他们所荫子孙和亲属。请看简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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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中还有“官当”之法，其法始于北魏。北魏规定，五等爵及官品五品以上，以一阶当刑二年。“官当”之名，则始见于《陈律》。隋唐法律规定，五品以上官犯私罪，一官抵徒刑二年，犯公罪一官抵徒刑三年；九品以上官犯私罪，一官抵徒刑一年，犯公罪一官抵徒刑二年。流刑也可用官抵罪。三等流刑，即流二千里、流二千五百里、流三千里，都比照徒刑四年计算。而且在用官职官品当刑时，职事官、散官、卫官为一官，勋官又单为一官，二者可以分别抵罪。若一身兼有两个以上职事官、散官，先用高品者抵罪，另一个留着，下次还能用。若罪轻而官品高，官品抵罪有余，可以留官收赎，即保留原官品，只用钱赎罪。罪重官品低，用官抵罪后仍有余罪的，也可以用钱来赎余罪。如果抵罪后还有余罪，以及又犯了新罪的，还可以用历任官品抵罪。用官抵罪后，若还有余官，一年后降原官品一等叙用；如果抵罪时把官全用完了，三年后仍可以降二等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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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唐律对官僚利益的保障，百般体贴而无微不至。瞿同祖先生指出：“最令人惊异而感兴趣的是以官抵罪的方式。官职以今日的概念言之，原是行政上的一种职位，在古代则视为个人的一种身份，一种个人的权利，所以一旦获得此种身份，便享有种种特权，生活方式上（所谓礼）如此，法律上亦如此，他可以不受普通法律的拘束，还可以他的官位去交换他的罪刑，好像他以私人的奴婢、财产去赎罪一样。”(52)也就是说，以官抵罪的“官当”制度，等于承认了官职是官僚的既得利益，具有个人属性，即身份性。“官当”之法，为宋朝所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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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僚的法律特权方面，明清发生了较大转折。一个变化是“八议”变质。明律中的“议贵”范围，是“爵一品，及文武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者”，看上去与唐相同；然而“凡八议者犯罪实封奏闻取旨，不许擅自勾问。若奉旨推问，居所犯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闻，取自上裁”。这里只说了“取自上裁”，由皇帝拍板；却没说入了“八议”就得减、赎。唐律，四五品官死罪上请，流以下减一等，而明律的相关部分，却是这么规定的：“凡京官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闻请旨，不许擅问。”(53)“请”的目的是“不许擅问”，是必须向皇帝请旨，如此而已。可见明朝的“八议”和“请旨”，主要用以保障皇帝的处分权与裁断权。这与唐宋“八议”的精神迥然不同，跟汉代的“先请”倒神形毕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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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变化是“官当”被取消。“明清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对官吏的控制，无官当法。官吏犯罪，笞、杖照例罚俸、降级、革职，不受刑，徒、流才发配。”(54)废除“官当”，就剥夺了官僚的又一大法律特权。笞杖轻罪虽然另用罚俸、降级、革职来替代，并不实笞、实杖，但至徒、流就得实配了，不用减、赎之法。而在唐朝，徒刑、甚至流刑都不一定实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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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薛允升对唐律、明律的官僚法律特权做了全面比较，随后总结道：“《唐律》，职官犯罪，既有议、请、减、荫之章，又有除、免官、赎之制，杖罪以下俱以赎论，徒罪以上俱以官当。唯犯加役等五流之类，除名配流如法，其实均准收赎，并不实配，而又有六载后及三载期年听叙之法，其优礼臣下，可谓无微不至矣！”在议、请、减、赎、荫诸法上，唐律、明律大为不同：“以上十一条（指八议、请减、官当等条），明律亦略同，而无官当、减、赎及荫法。……唐律死罪上请、流罪减一等，皆所以优恤应议之人也。明律无减一等之文”；“明律应议者及应议者之亲属犯罪，只云不许擅自勾问，先奏请议，议定奏闻取自上裁，并无减等及准赎之法。”(55)薛允升看到，唐宋“优礼臣下，可谓无微不至”；而那些无微不至之处，到明清就变了，甚至没了。有学者认为：“宋、元、明、清的法律，虽然在形式上有些变化，但基本内容都因循援用唐律，自然在各个等级之间的法律特权也以唐律为楷模。”(56)但由以上事实我们知道，明清的官僚法律特权比唐律大减，不能笼统地说“以唐律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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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思的是，宋朝的理学大师盛赞“八议”，不以为非，说是“八议设而后重轻得其宜”，使“恩”与“义”的关系得到了平衡(57)。而异族统治者如金宣宗、清世宗，却力斥“八议”之非。金宣宗云：“若不论轻重而辄减之，则贵戚皆将恃此以虐民，民何以堪！”清世宗云：“若于亲、故、功、贤等人之有罪者，故为屈法以示优容，则是可意为低昂，而律非一定者矣，尚可谓之公平乎？”他郑重告诫大臣们：“八议”不可为训，虽律有其文，然而以往未曾实行，今后也不得使用(58)。在中国政治史上，异族政权下专制集权往往趋强。明朝承元，满族建清，其专制集权的强化，都借了异族统治的东风。瞿同祖先生论明清废“官当”，指出其背景与意义就是“明、清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对官吏的控制”。可见随专制集权强化，“官权”便有萎缩之势。金宣宗、清世宗对“八议”的批判，正可以在此背景下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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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可以做一概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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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朝贵族官员的法律特权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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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不考虑爵级，秦汉官吏依秩级而得到法律特权，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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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朝士族享有颇大法律特权，当然很多是法外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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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宋的八议、减赎、官当等法，为官僚特权提供了正式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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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清旁置八议、废除官当，官僚依官品而取得的法律特权，遂有相当之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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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之法律特权的历史轨迹，与前述其任官特权、教育特权的变迁轨迹，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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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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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济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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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僚享有多种经济特权，这里不一一缕述了。我们选择赋役一项，以期窥一斑而知全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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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是现代国民的基本义务，文官也要承担，这里主要是指个人所得税（当然也包括间接税）。在中国古代，因官吏本人已在为国家服务了，他们不服徭役是理所应当、名正言顺的。但中国官僚往往拥有免税特权，其家庭成员往往拥有减免赋税、徭役的特权。对编户来说，赋役义务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59)。尤其是徭役，它不但重于赋税(60)，而且是适龄人口的身份标志。明朝有田必有役，军田出军役，民田当民差，灶田当灶差，匠田当匠差(61)。那么，“官绅等级与庶民等级的差别是多方面的，是否向封建国家承担徭役则是主要标志之一。官绅有免役权，而庶民必须服役当差”(62)。官僚在政府任职，本人自应免役，但其家人是否免役、免税，多大范围内可以免役、免税，历朝的政策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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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的高爵拥有者，拥有免役权利。二十等爵的第4等爵名为“不更”，“不更”应即“不豫更卒之事也”的意思(63)。推测在秦，至少“不更”本人不用服更卒之役。高爵拥有封邑，当然更不会负担徭役了。汉高帝规定“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七大夫为第7级爵，其本人及家庭都不服徭役；吕后时“自公大夫以上，勿以为徭”，即第7级爵以上不服徭役，第6级爵以下要服徭役了。汉文帝时又变成了“民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第9级五大夫以上才能免役，低爵不能免；本人免役，其家庭不能免(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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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秩级方面看官吏，又是什么情况呢？按秦汉更赋之制，“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65)。在秦朝，连丞相的儿子都没有免役特权，照样被调发戍边，那么一般官吏可以类推。可见在帝制初期，官吏依秩级而获得的经济特权，相当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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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丞相一般都是列侯，列侯之子恐怕不会服役。所以“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的秦法，在汉代可能只是一纸空文。对拥有秩级的官吏，汉惠帝的政策就不同了：“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66)“军赋”当为算赋，即人头税；“他无有所与”的，应该包括更徭。那么，汉代六百石以上官的家庭同居者，可以免役了，算赋还是要交的。汉宣帝时有位盖宽饶，官至司隶校尉，“家贫，奉钱月数千”，“身为司隶，子常步行自戍北边”(67)。为什么盖宽饶的儿子要戍边呢？由“俸钱月数千”和“子常步行自戍北边”两点，我们推断当时司隶校尉秩比六百石。因其秩级不到六百石，所以享受不到“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的待遇。汉代官吏的经济特权，跟秦朝相比是增大了。但跟后代相比呢？六百石是县令的秩级，曹魏六百石县令是七品官。若比拟官品，汉代是七品以上官吏其家庭才能免役，但不免赋税。在此等级之下，其家庭赋、役皆不能免。这样看来，汉代官吏依秩级而取得的经济特权，仍然不太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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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实行品官占田制(68)，第一品依法占田50顷，依次而降，直到第九品10顷。查西晋户调之式，在叙述民户时，规定了占田与课田两种定额，占田是占有土地的限额，课田数则用来表示课税的额度；而在叙述官吏时，只规定了占田限额，却没规定课田的定额。这就表明，品官在限额之内的占田，不必承担田租之课。换言之，西晋官僚不纳田租。从占田额度看，九品官10顷的占田额度是民户（100亩）的10倍，远远超过了“禄以代耕”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