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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降，官僚及其依附者不课不役的情况，日益普遍了。曹魏对公卿以下给予“租牛客户”，其人可以免役。孙吴正式实行“复客”之制，免除了公卿大臣一定数量依附人口的赋役。西晋颁布品官荫客制：“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官僚还可以“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所荫衣食客，六品以上3人，七八品2人，九品1人；所荫佃客，一二品15户，下至八九品1户。一二品官的荫复范围，学者推测至少也有数十百家。既称“荫”，则不服徭役、不出田租户调。在南朝，官僚依官品而占有的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数量又有增加，这些人同样“皆无课役”(69)。品官占田的规定，荫族、荫衣食客及佃客的规定，显示此期官僚的经济特权大幅度地扩张了。不但官僚的小家庭，而且其大家族，甚至其所荫庇的人户，全都没有课役。此期配置于官品的经济特权，远大于秦汉配置于秩级的经济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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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凡有品、爵者皆免课役(70)。唐朝的官僚家族，是不课户的主体。开元二十五年《户令》，把视流内九品以上官，都列入了不课户。皇亲国戚和五品以上高官还可以荫其亲属：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缌麻以上亲，内命妇及一品以上亲，三品以上职事官及郡王期亲、同居大功亲，五品以上及国公同居期亲，并免课役(71)。张泽咸先生评论说：“唐代，九品以上官吏，为数极多。复除包括期亲及大功亲，凡是从父兄弟之类也属复除之列。可见，唐代复除的范围是比汉代大大放宽了。”(72)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官僚每升几品，就又有一群亲戚受惠不课了。可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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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有“品官之家”概念，“谓品官父祖、子孙及与同居者”(73)。这“家”包括了祖孙四代，相当之大，而且连奶妈都算在内。“品官之家”又称“官户”，享有减免赋役的特权。“命官、形势占田无限，皆得复役”；“古之贵者舍役，止其身耳；今之品官及有荫子孙，当户差役例皆免之，何其优也！”(74)王安石实行募役法，规定当役人户要出“免役钱”，官户的“助役钱”数额减半。宋徽宗又恢复了官户的免役权，还为官户的“科配”规定了免除额度。“科配”是一种无定时、无定类、无定量的重要税目(75)，与差役合称“差科”。《政和令格》：“品官之家乡村田产，得免差科，一品一百顷，二品九十顷，下至八品二十顷，九品十顷。其格外数，悉同编户。”(76)南宋数次改定官户免役之法。《田格》：“品官之家乡村田产免科差，一品五十顷，二品四十五顷，三品四十顷，四品三十五顷，五品三十顷，六品二十五顷，七品二十顷，八品十顷，九品五顷。”(77)甚至在官僚死后，子孙仍可以用这位官僚生前的官职免科差，只不过田顷减半而已。若子孙已经分家，就由各家平分所免之额。比方说：父祖生前是一品官，子孙所免科差，就由其生前的50顷减半为25顷；假设子孙分成10家，则每家分享免科差额度的1/10，即2.5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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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制度，官员及其家户可以免役，但不得免粮，有田土就必须交纳租税(78)，而且没有荫子孙和荫族的规定。官僚的经济特权开始萎缩了。由于官贵们经常蒙混优免，弘治年间刘乔建议明确品官的优免额度，额度之外的丁田，悉照民间均派。嘉靖十年（1531年）颁布《优免则例》，二十四年又提高了优免额度，以为优惠。在京官员，一品免粮30石、免丁30人，二品免粮24石、免丁24人；下至九品官，免粮6石，免丁6人。在外官员各减一半，以礼致仕免十分之七，闲住者免一半。犯赃革职者不免。万历十四年（1586年），“论品免粮”改为“论品免田”，每免粮三升折田一亩，称“优免田”，余田“与民一体编役”。例如，一品京官原先免粮30石，现在折为免田1000亩；仍免30丁(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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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五年（1648年）颁布《优免则例》，照搬嘉靖之制。然而顺治十四年（1657年）户部又重新议定：“自一品以下至杂职、生员、吏承，止免本身丁徭，将优免丁粮悉应停免，以充兵饷。”此举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压缩官绅特权，以苏民困：“绅衿优免，或一人而免数十丁，一户而免千百亩，甚至包揽姻亲，受人投靠，概入已户，竟不循例当差，贻累小民！”自此以后，官员免粮已不复存在，免役也只是免除自身丁徭而已(80)。十几个世纪的官僚优免特权，再次大幅度削减。在需要加税时，朝廷往往不加给平民，只加给官户。例如三藩之乱时，清廷为筹措军费，“加征宦户地亩银”。学者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值得注意”(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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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免税和免役特权的历代变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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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汉官僚的特权较小。秦朝的丞相之子也要服徭役，汉朝六百石以上官员（约相当后代七品以上），本人及家庭可以免役，但不能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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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晋南北朝的官僚贵族，不但本人，其家族成员，以至其依法占有的依附人户，都在不课不役之列。其免役免税范围相当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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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宋九品官本人及亲属，享有较大的减免赋役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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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初曾剥夺官僚免粮权，把免役权限于本人及家庭；至清朝，官僚的免粮免丁特权再遭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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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通观帝制时代，官僚经济特权变化趋势，与他们的任官特权、教育特权、法律特权的各期变化，也具有明显的一致性。综合观察历代官僚的法定特权和习惯性特权，先秦很大，秦汉很小，魏晋南北朝很大，唐宋有所衰减，明清继续萎缩。官僚特权的历史变化，留下了一个“之”字形的轨迹和五阶段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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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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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高容在哀平间为光禄大夫。其子高诩“以父任为郎中”，见《后汉书》卷七九《儒林高诩传》。六百石尚书可以任子，属特殊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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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拙作：《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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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晋书》卷九二《王沈传》；《魏书》卷六十《韩显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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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祥光：《论两晋南朝门阀制度》，《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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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陈长琦：《两晋南朝政治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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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2002年版，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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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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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乌廷玉：《唐代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历史地位》，《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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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宁欣：《唐代门荫与选官》，收入《唐史识见录》，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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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三月壬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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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宋史》卷一五九《选举志五·铨法下》。何忠礼先生考证此制是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制度。见其《宋史选举志补正》，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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