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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徐天麟《西汉会要》中，收有一份西汉班序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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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廷的朝位以官员居左，以诸侯居右；而叔孙通为刘邦所定朝仪，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列于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列于东方，西向。这是具体的朝堂班位。而在抽象的、作为一般等级的班序之中，各种人员混同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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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序的排队顺序，首先以秩级为基本依据；但对特殊身份或官职，则通过“某官位在某官上”、“某官位次某官”的个案规定，进行微调。像“以卫青为大将军，位在公上”，“太师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太傅位在三公上”，“元寿二年，赐大司马位在司徒上”之类，都是利用朝位调整等级的例子。东汉之司隶校尉比二千石，御史中丞、尚书令只是千石之官，但因为他们都是要职，所以朝廷上给他们专席，号称“三独坐”。这种“位”仍可以抽象运用。郡守、国相平时不在京师、不与朝会，但也有其“位”。汉宣帝时，诸侯国相位在郡守上；而汉元帝下令，诸侯国相位在郡守下。从禄秩看，郡守、国相都是二千石官，并无轩轾；而从“位”看，就不一样了，汉宣帝时是国相高于郡守，汉元帝之后是郡守高于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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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朝位除了配合秩级安排等级之外，还有秩级所不及的特殊功能，这就是它更大的“覆盖效力”。汉代秩级的覆盖面有限，到中二千石而止，中二千石以上官——如上公、三公——必须靠“位”来区分地位。又，汉代诸侯实际是有等级的。东汉诸侯，依其所封，有乡侯、县侯、亭侯之别；依礼制，有特进侯、朝侯、侍祠侯、猥诸侯之别。但各种诸侯都没有秩级。又，八号常设将军有高下之分、有品位功能，但各级将军也没有秩级。这反映了汉朝尚处帝国初期，其品位结构不无粗疏杂乱之处；秩级最初只是“吏”的等级尺度，所以未能覆盖所有官贵，未能覆盖上公、三公、诸侯、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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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时候，朝位就显示了秩级所不及的更大覆盖效力，或说总体化、一元化功能。朝会是王朝大典，其时各种身份、各种位阶的官贵“欢聚一堂”，这时他们必须排出席位先后来，这是其相对地位的直观反映。朝位给各种身份者综合排序，从而发挥了贯通和汇总各种位阶的特殊作用。东汉规定，特进侯位在三公下，朝侯位在九卿下，侍祠侯位在大夫之下，猥诸侯位在博士、议郎下。拥有秩级的官员与上公、三公、列侯及将军，在等级安排上本来是“各行其是”的；而在共处朝堂之时，朝位成了公共尺度，他们的相对高下一目了然了，可以衡量比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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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作为等级手段，朝位的特点就是“涵盖性”与“大排队”。而这一点，就使朝位变成了九品官品的主要来源。九品官品的形成，与朝位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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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魏晋九品官品的来源，学者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来自九品官人法(31)，还有人认为来自朝位(32)。我们认为，后一说法，即“来自朝位”的意见，更具说服力。魏晋官品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其“涵盖性”，它把职事官、文散官、将军号、封爵熔铸一炉，全部容纳于九品之中，使之具有了清晰严格的对应性、可比性，由此在“覆盖效力”上大大超越了秦汉秩级。魏晋官品的第二个特点，是“大排队”：在各品之内，同品官职进一步用“居前”还是“居后”来区分资位，由此各个官职排成了一个纵列。而这两个特点，显然都是来自朝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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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朝禄秩未废，与官品并行，形成“双轨制”；此外中正品与“清浊官”制度也在影响官职资望评定，官品体制的一元性还不够高；所以在确定官职资位时，仍能经常看到“某官在某官上”、“某官在某官下”这样的规定，仍须用“位”来具体确定官职高下。北朝废弃了禄秩，官品成了官职高下的主要尺度，品位结构的一元性再度提升，所以北朝很少看到“某官在某官上”、“某官在某官下”一类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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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上承北朝，朝位基本依照官品。品同，则以省府为前后；省府同，则以局署为前后。唐制与隋相同，而且还补充规定，官同者按爵位序先后，爵同者按年齿序前后。同时也有特例，比如兼、加、检校、常参官错杂于本品之间；又，中书、门下官员被给予了“侍臣”身份，在朝班中拥有特殊席位。与秦汉及魏晋南朝不同，在北朝隋唐，朝位不具有超越官品的特殊意义，班序基本与官品同构。唐朝的文武百官的朝谒班序，有一品班、二品班、三品班、四品班、五品班概念(33)，就反映了官品是班序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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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后期及五代时发生了职事官的阶官化，到了北宋，省部寺监之官变成了衡量官员资位的“本官”。由于这个变化，官品的效力大大下降，已不能反映官职的实际地位了。在这时候，王朝便充分利用朝位的等级功能，实行“杂压”、“合班”之法。所谓“杂压”、“合班”，就是不论文官、武官、内侍官、宗室官，也不分职事官（差遣）、寄禄官（本官）、职名、伎术官，都按照位之高下，混同排出先后次序。所谓“杂”，就是各种职类、各种官号混合排队；所谓“压”，就是某官位在某官之上，如“宰相压亲王、亲王压使相”之类。所谓“合”，也是把各职类、各官号合为一班、共同排序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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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说明，若从具体占位来说，朝堂“合班”时还是要依文官武官等等不同，而分别排队的；但就抽象的“杂压”、“合班”而言，诸官混同排序。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有司进呈《合班仪》，从太师、太傅一直排到司天五官正。《宋史》卷一一八《礼志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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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嗣王，郡王，左右仆射，太子少师、少傅、少保，三京牧，大都督，大都护，御史大夫，六尚书，常侍，门下、中书侍郎，太子宾客，太常、宗正卿，御史中丞，左右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丞，诸行侍郎，秘书监，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国子祭酒，殿中、少府、将作监，前任节度使，开封、河南、太原尹，太子詹事，诸王傅，司天监，五府尹，国公，郡公，中都督，上都护，下都督，太子左右庶子，五大都督府长史，中都护，下都护，太常、宗正少卿，秘书少监，光禄等七寺少卿，司业，三少监，三少尹，少詹事，左右谕德、家令、率更令、仆，诸王府长史、司马，司天少监，起居舍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左右补阙、拾遗，监察御史，郎中，员外郎，太常博士，五府少尹，五大都督府司马，通事舍人，国子博士，五经博士，都水使者，四赤令，太常、宗正、秘书丞，著作郎，殿中丞，尚食、尚药、尚舍、尚乘、尚辇奉御，大理正，太子中允、赞善、中舍、洗马，诸王友、谘议参军，司天五官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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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宋太祖指示，应提高尚书中台、节度使、检校师傅、三公的班序，“给事、谏议、舍人宜降于六曹侍郎之下，补阙次郎中，拾遗、监察次员外郎，节度使升于六曹侍郎之上、中书侍郎之下”。没有列入杂压的官名、职名，就不能入班位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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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因安排“杂压”时优先考虑差遣，所以“杂压”是“以职事为重”的。但那不是合理的观察方法。薛梅卿、赵晓耕先生认为：“杂压制度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杂压班序的先后标志着等级特权和人格尊严；第二、杂压分类的根据是人而不是事。也就是说，官员的资格是分类的依据。”(34)这个看法更为可取。任何政权在安排等级时，都不可能把“职事”置之度外。区别只是在“职位”之外，是否还兼顾、并在多大程度上兼顾“品位”。“杂压”优先考虑差遣，还不足以证明它“以职事为重”。因为还要考虑此时的品位性安排占多大分量。君臣不惮其烦地推敲每一官职的位序，其时对职事、贴职、服色、资序、封爵、勋官、出身、年齿等因素，是综合考虑的。我们认为，“杂压”的基本精神并不是“以职事为重”，而是“以地位为重”，重点处理的是各类官员的相对地位，或说是各种官号的相对地位。今天若把全国处以上或厅局以上职务做一个纵向单列大排队，肯定毫无必要，而且人们会觉得是大笑话，但宋朝真就是那么做的。朝廷经常下令某官入杂压、某官不入杂压，某官杂压在某官之上、某官之下，以调整官职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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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官品能够正常发挥作用，朝班依官品而定，所以朝班不具有特殊意义。而宋初官品失效，于是出现了“杂压”、“合班”之法。官品有效，则朝位退居二线；官品失效，朝位随即挺身充当替补。这岂不正好说明，朝位与官品具有内在联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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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官品又正常发挥作用了，于是朝位再度淡出，不再用作一种特殊等级手段，只是一种等级礼制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定侍班官，百官朝位同其职类与官署有关，但最基本的排序依据仍是官品：“令礼部置百官朝牌，大书品级，列丹墀左右木栅上，依序立。”(35)据《奉天殿丹墀班位图》，文官以西属上，武官以东属上，各由正一品到从九品东西两行对立。又据《奉天殿常朝侍立图》，诸王之下，文官武官分东西两行，分别依官品排成队列(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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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朝位依然有等级微调的功能。明朝内阁大学士只有正五品，他们侍朝的朝位，永乐初年在金台之东、锦衣卫之西，后来移到了御道东西对立，嘉靖以后内阁“朝班位次俱列六部之上”(37)。品级没变，但朝位变了，这就有很大的象征意义，百官都能看明白。明初的朝班主要依据官品。但明朝中后期因各种微调的累积，逐渐造成了朝班的复杂化(38)。至清，朝班的排序再度回到品级上来。官僚以“品级山”为标志，分东西两班，依品站队。下面是清朝的《太和殿朝贺位次图》(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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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中国礼制的基本功能是区分尊卑贵贱，这不是泛泛而谈。上面的叙述表明，朝礼与中国官阶息息相关。最古老的位阶“爵”，最重要的官阶“品”，都是从朝礼中滋生出来的，或者说跟朝礼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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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从来源上，我们还看到了秦汉秩级与魏晋官品的又一个不同之处：一个来源于薪俸额度，一个来源于朝堂班位。秩级来自薪俸额度，而薪俸是职事的报酬，其重心在“职”。所以秩级的性质是“吏禄”，主要面向行政吏员，不涉及其他身份的官贵。官品却不相同，它来自朝位，是天子朝堂上所有官贵的公共地位尺度，不只是行政吏员。由朝位而来的官品取代了秩级，说明了什么呢？它告诉我们，就发展趋势而言，帝国等级体制的重心是“位”，而不是“职”。两千年中，在对“职”进行等级管理上，中国王朝建树颇多；但更亮丽夺目的建树，却是围绕“位”而发展出来的那些等级安排。中国官阶最终发展为一个以“位”的管理为中心的品位体制，“职”只是“位”的一部分。这就是它与现代文官制的最基本差异——现代文官科层体制，是以“职”为基本单位而建构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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