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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因安排“杂压”时优先考虑差遣，所以“杂压”是“以职事为重”的。但那不是合理的观察方法。薛梅卿、赵晓耕先生认为：“杂压制度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杂压班序的先后标志着等级特权和人格尊严；第二、杂压分类的根据是人而不是事。也就是说，官员的资格是分类的依据。”(34)这个看法更为可取。任何政权在安排等级时，都不可能把“职事”置之度外。区别只是在“职位”之外，是否还兼顾、并在多大程度上兼顾“品位”。“杂压”优先考虑差遣，还不足以证明它“以职事为重”。因为还要考虑此时的品位性安排占多大分量。君臣不惮其烦地推敲每一官职的位序，其时对职事、贴职、服色、资序、封爵、勋官、出身、年齿等因素，是综合考虑的。我们认为，“杂压”的基本精神并不是“以职事为重”，而是“以地位为重”，重点处理的是各类官员的相对地位，或说是各种官号的相对地位。今天若把全国处以上或厅局以上职务做一个纵向单列大排队，肯定毫无必要，而且人们会觉得是大笑话，但宋朝真就是那么做的。朝廷经常下令某官入杂压、某官不入杂压，某官杂压在某官之上、某官之下，以调整官职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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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官品能够正常发挥作用，朝班依官品而定，所以朝班不具有特殊意义。而宋初官品失效，于是出现了“杂压”、“合班”之法。官品有效，则朝位退居二线；官品失效，朝位随即挺身充当替补。这岂不正好说明，朝位与官品具有内在联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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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官品又正常发挥作用了，于是朝位再度淡出，不再用作一种特殊等级手段，只是一种等级礼制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定侍班官，百官朝位同其职类与官署有关，但最基本的排序依据仍是官品：“令礼部置百官朝牌，大书品级，列丹墀左右木栅上，依序立。”(35)据《奉天殿丹墀班位图》，文官以西属上，武官以东属上，各由正一品到从九品东西两行对立。又据《奉天殿常朝侍立图》，诸王之下，文官武官分东西两行，分别依官品排成队列(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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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朝位依然有等级微调的功能。明朝内阁大学士只有正五品，他们侍朝的朝位，永乐初年在金台之东、锦衣卫之西，后来移到了御道东西对立，嘉靖以后内阁“朝班位次俱列六部之上”(37)。品级没变，但朝位变了，这就有很大的象征意义，百官都能看明白。明初的朝班主要依据官品。但明朝中后期因各种微调的累积，逐渐造成了朝班的复杂化(38)。至清，朝班的排序再度回到品级上来。官僚以“品级山”为标志，分东西两班，依品站队。下面是清朝的《太和殿朝贺位次图》(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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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中国礼制的基本功能是区分尊卑贵贱，这不是泛泛而谈。上面的叙述表明，朝礼与中国官阶息息相关。最古老的位阶“爵”，最重要的官阶“品”，都是从朝礼中滋生出来的，或者说跟朝礼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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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从来源上，我们还看到了秦汉秩级与魏晋官品的又一个不同之处：一个来源于薪俸额度，一个来源于朝堂班位。秩级来自薪俸额度，而薪俸是职事的报酬，其重心在“职”。所以秩级的性质是“吏禄”，主要面向行政吏员，不涉及其他身份的官贵。官品却不相同，它来自朝位，是天子朝堂上所有官贵的公共地位尺度，不只是行政吏员。由朝位而来的官品取代了秩级，说明了什么呢？它告诉我们，就发展趋势而言，帝国等级体制的重心是“位”，而不是“职”。两千年中，在对“职”进行等级管理上，中国王朝建树颇多；但更亮丽夺目的建树，却是围绕“位”而发展出来的那些等级安排。中国官阶最终发展为一个以“位”的管理为中心的品位体制，“职”只是“位”的一部分。这就是它与现代文官制的最基本差异——现代文官科层体制，是以“职”为基本单位而建构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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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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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生礼俗与等级礼制：以冠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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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礼制作为一种社会等级安排，它必须面对生活中的原生礼俗。而原生礼俗是自然滋生的，宛如自由生长的树木，还没按人的口味，被修剪成特定的样子。服饰就是如此，它是一种风习、时尚，随生活的变化而变化。那么王朝等级服饰之礼，就处于王朝官阶与原生礼俗的双重影响之下；原生礼俗的等级化，也是等级礼制的形成途径之一，也是王朝塑造社会等级秩序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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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以冠服体制为例，继续观察王朝礼制与王朝位阶之间的关系。官阶的功能，是为官职分等分类，为官员分等分类；而所谓“冠服体制”，就是王朝各色冠服及服饰元素（色彩、图案、款式和质料等）的分等分类样式，及其与品秩位阶配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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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服饰等级，就是制造服饰差异。服饰差异是如何形成或被制造的呢？生活中的冠服本身就有差异，例如南方人戴斗笠，北方人戴皮帽，这是“自然差异”。所谓“自然”，指的是还没被人为改造，由此而等级化。至如校服、军服、警服、各色工作服之别，及邮电、工商、城管等部门的制服之别，与行业、职事相关，可以名为“职事差异”。你还可能拥有很多套服装，穿哪套，因活动的场合与规格而异，隆重的典礼上穿礼服，家居穿休闲装。妆束打扮依活动的场合与规格而异，这种差异姑称“场合差异”。还有一种情况：军人穿着彼此类似、同样风格的军服，但以肩章、领章、徽章等区分军衔高下。在同一类服装上，利用服饰元素来制造等级差别，我们叫它“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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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服饰差异的身份标识功能，服饰社会学的研究者已有阐述了(40)。上揭4种差异，是我们针对这里的研究对象而特别设计的。围绕不同差异，可以形成不同的分类分等。基于“自然差异”，就会有“自然分类”；基于“职事差异”，就会有“职事分类”；寻求“场合差异”，将导致“场合分等”；寻求级别差异，将导致“级别分等”。某一时代的冠服体制中，几种差异往往是同时被利用的；但冠服体制的重心落在了哪种分类或分等上，却不相同。所谓“重心”，是就官僚队伍的主体而言的，主体就是品官。品官之外还有各种杂色人等，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各有其服；但他们的杂服，相对而言不构成王朝冠服体制的主体。品官冠服和杂色人等的杂服，其变迁趋势是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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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面向官贵的主体部分，观察历代“冠服体制”，就能看到如下变迁：周朝冠服以“自然差异”和“级别差异”为特点，秦汉冠服的“自然差异”和“职事差异”比较鲜明；中古以下冠服体制的变迁趋势，则是“级别分等”和“场合分等”的不断强化。略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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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材料中所看到的商周冠服，是形制各异、多彩多姿的，也就是说，其“自然差异”相当之大。同时因社会分层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人为规划的等级冠服也出现了。《左传》等史料表明，周代大夫以上可以“乘轩服冕”。荀子云“天子袾裷衣冕，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41)。大夫的“裨冕”即小冕，天子、诸侯戴较大的冕，也叫“山冕”。士戴爵弁，爵弁其实就是无旒的冕。“冕”成了贵族身份的视觉标志。“裷”即“衮”，是绣有卷曲龙纹的礼服。“袾裷”是红色衮服，“玄裷”是黑色衮服。又周代册命赐物，其中有命服。金文中能看到“玄衮”、“玄衣”，前者绣有龙纹，有龙纹就高一等。又《礼记·玉藻》：“一命缊韨幽衡，再命赤韨幽衡，三命赤韨葱衡。”“韨”、“衡”的组合也有等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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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材料显示，周王朝对冠服的人为规划，主要是围绕“分等”而展开的，由此制造出和强化了“级别差异”。具体说来，就是用一套相似的礼服，进而再通过是否戴冕，戴大冕或小冕，以及纹章、佩玉、服色等差异，来区分等级。那么“职事差异”，即特定职事者穿着特定服饰的做法呢？这方面的人为安排，史料所记就少多了。当时的社会缺乏职能分化，身份分等则非常严明，所以统治者对服饰的关注，主要是区分尊卑贵贱，让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各得其所。因此，周代冠服的“自然分类”仍很浓重，冠服体制的重心落在了“级别分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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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社会发生剧变，贵族服饰的传统被冲破了，新兴服饰在各处大量涌现，异彩纷呈，显示了多元化时代的蓬勃活力。到了秦统一，就出现了秦始皇定冠服的事件：“自三代服章皆有典礼，周衰而其制渐微。至战国时，各为靡丽之服。秦有天下，收而用之，上以供至尊，下以赐百官。”(42)秦始皇把掳获的列国冠服，包括王冠，分给了御史、侍中、谒者、郎中等近臣戴。由此，战国的新兴冠服在秦欢聚一堂，并以全新方式与王朝等级制配合起来。这是中国等级服饰史的一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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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汉书·舆服志》阐述东汉冠服，有长冠、委貌冠、皮弁、爵弁、通天冠、远游冠、高山冠、进贤冠、法冠、武冠、建华冠、方山冠、巧士冠、却非冠、却敌冠、樊哙冠、术氏冠、鹖冠等等。这是秦汉王朝冠服的一个发展结集。文官所戴的进贤冠，武官所戴的武冠，都是新起之冠。刘邦年轻时喜欢戴长冠，当了皇帝后，就把长冠用作宗庙礼冠，“尊贵之至”。一人得道，长冠升天。樊哙冠则因樊哙而得名，此人原先只是个杀狗的。长冠、樊哙冠由微而显，暗示那是一个“布衣皇帝”、“布衣将相”时代。诸冠多系新起，各有来源，形制各异。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原生形态，统治者还没来得及按等级需要做“深加工”，精雕细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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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汉书·舆服志》叙述冠服的模式，是“以冠统服，由服及人”，即，以冠为纲领，先叙冠，后叙服，再叙使用其冠其服的其人其事。“以冠统服”，源于历史早期的“重冠”传统，古人是“以首饰为尊”的。“由服及人”的叙述模式，是以冠服为中心的，意在展示王朝搜罗和拥有了多少种冠服，随后才是什么人如何使用这些冠服。这也表明，汉代的冠服体制比较“原生态”，仍然保留着浓厚的“自然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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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秦始皇拿列国的王冠赐百官，其赐冠之法，“职事分类”的意味特别浓：他是按职事、职类来赐的，而不是按秩级来赐的。在汉代，“不同冠服用于不同职事”的做法，十分明显。如宗庙祭祀，用长冠；辟雍大射，公卿、诸侯、大夫用委貌冠，执事者用皮弁；祠天地五郊明堂，云翘舞乐人用爵弁；天地、五郊、明堂之礼，育命舞乐人用建华冠；大予、八佾、四时五行之舞，乐人用方山冠；郊天，宦官黄门四人用巧士冠，等等。文官戴进贤冠，服黑；武官戴武冠，服赤；侍御史、廷尉戴法冠；宫殿门吏仆射戴却非冠，卫士戴却敌冠，司马殿门大难卫士戴樊哙冠；侍中、郎官等“宦皇帝者”，戴插貂尾的武冠、插羽毛的鹖冠。不同职事使用不同的冠服，也就是“因职而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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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冠服中的分等元素，主要就是进贤冠的一梁、二梁、三梁了，由此造成了“级别分等”。然而这“三分法”是比较粗略的，远不像后世那么等级细密。比之前朝后代，秦汉冠服体制的特点，就是其“自然分类”和“职事分类”比较突出。其所提供的分类信息，多于分等信息；其分类功能比周朝强，但其分等功能比周朝及后代弱。这可以从周代贵族传统在战国发生断裂，秦汉帝国重事不重人，其品位结构相对松散、一体化程度不高等方面，得到解释。周朝贵族带着其传统冕服、爵弁、玄冠之类，退出了政治舞台的中心；战国秦汉的大批新兴冠服背后，是拔地而起的一批批新兴人员和新兴职事。那些新兴职事，对帝国来说至关重要而不容马虎；而那些新兴人员的个人荣耀与服饰尊卑，统治者一时还操心不多。秦汉皇帝还没有太迫切的压力，觉得必须去精细区分官场尊卑，并用严整的等级服饰体现之。秦汉官阶的特点是“重事不重人”，是“职位分等”，给官僚的品位特权不如前朝后世。而汉代冠服体制之所以分类功能相对较强，分等功能相对较弱，就生发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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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早期政治文化中，已蕴涵着冠服等级化的强大动力了。魏晋以下，王朝冠服的变化趋势，就是渐趋一元化，强化等级性，服饰上的等级元素由疏而繁，等级服饰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冠服体制的重心向“级别分等”和“场合分等”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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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沿用了很多汉式的冠类，但变化也发生了。首先是服饰元素的等级化，日趋繁细。北齐五品以上命妇，以品秩定花钗钿数，一品九钿、二品七钿、三品五钿、四品三钿、五品一钿。北周搞冕服复古，制造了一套极复杂的冕服等级。天子之服有12种，官贵之服有方冕、衮冕、山冕等十几等。隋唐弁服上的玉琪、身上的腰带、常服的服色等，都依品而定。南北朝的皇帝用通天冠五梁，官僚用进贤冠三梁、两梁、一梁。由唐至宋，皇帝的通天冠变成了二十四梁，皇太子的远游冠变成了十八梁。宋神宗时，官僚的梁冠有貂蝉笼巾七梁、七梁、六梁、五梁、四梁、三梁、二梁7等。明朝梁冠增至8等，最高等的是貂蝉笼巾八梁冠。在这个过程中，间或也有新兴冠帽进入冠服体制；但总的说来，日益繁密的等级使冠服远离了“原生态”，远离了“自然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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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等级服饰的调整范围，也超过了秦汉。比如说，汉王朝只规定到了官僚妻子的服饰，而唐宋对官贵父母、妻子、儿女的衣帽饰物，一一规定之。明朝服制不厌其烦，旁及官僚的父祖、伯叔、子弟、侄孙、母妻女，以至女婿、子妇，下及庶民、工商、僧道，甚至规定到了异族藩邦，对“外国君臣冠服”亦有专门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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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朝始，流内与流外的冠服开始一分为二。在此之后，品官的冠服类别逐渐减少，一元化程度明显提高，“职事分类”不断淡化。唐代的朝服分文武，文官用进贤冠、黑介帻，武官用武弁、平巾帻。宋朝文武官的朝服都用梁冠，文武合一了。常服也没有文武之分，都用幞头，曲领大袖。谒者专用的高山冠消失了，法官专用的獬豸冠，成了梁冠的变体。明朝的朝服与公服都不分文武，只是在常服上，以鸟兽图案的补服来分别文武而已。品官的服类减少，其目的，就是尽量在同一套冠服上用服饰元素分高下，以凸显“级别分等”。也就是说，王朝规划冠服的指导思想，不是突出职类差异，而是突出等级尊卑。不同职类用不同冠服的做法，只保留在流外和杂职部分了，与品官显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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