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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性会议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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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朝礼，与后一种会议场面很像，即，具有展示身份与权力的意义。所谓“朝班”，即官贵们在朝堂上的位置——又称朝位、班位、班序——得以成为一种重要的等级手段，并与官阶相为表里、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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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一看古代的乡饮酒礼，这是一种源于乡人聚餐的古老礼俗。儒家对乡饮酒礼特别推崇，高度评价其维系尊卑长幼之功。“所以十月行乡饮酒之礼何？所以复尊卑长幼之义。”(23)在乡饮酒礼上，尊者长者雍容自得地居于上座，卑者幼者谦卑恭顺地居于下座，敬酒行爵依此而进行，等级秩序由此而强化了。而且，用作礼器的“爵”，由此而成了等级之名。学者认为，作为等级之名的“爵”，其实发源于乡饮酒礼上敬酒行爵的次序(24)。孟子说“朝廷莫如爵”，把“爵”列在“三达尊”之首(25)。还有，“尊卑”之“尊”，也来自作为酒器的“尊”。正如侯外庐先生所说：“在器谓之‘尊’、‘爵’，在人谓之亲、贵。”(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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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饮酒礼通过空间布局与人的占位，强化了乡里的尊卑长幼秩序；朝堂上的空间布局与人的占位，则强化了王朝的尊卑贵贱秩序。《周礼·秋官·朝士》：“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27)左右“九棘”与天子对面的“三槐”，形成三面合围，每面又分前后两部分，秩序井然。这种“位”是具体的、直观的“位”；至于抽象的“位”之概念，也出现了。晋国的中行伯，在“六卿”中位第三；郑国的子产，在四位上卿中位第四。郑国的公孙挥对列国大夫的班位贵贱了如指掌，子产便让他做自己的外交助手。“位”本指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后来变成了官位、地位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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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确定了18位功臣的位次。吕后又让陈平“录弟下竟”，一气儿给140多位诸侯确定了朝位，有如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草莽英雄刘邦刚当皇帝时，礼仪疏简，以致功臣在朝廷上争功打架，还不觉得失礼。在这时候，传承礼乐的儒生挺身而出，来展示“儒效”了。叔孙通定朝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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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哗失礼者(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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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肃穆的朝仪，给了刘邦一个从未品尝过的惊喜：“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出身底层的朱元璋做皇帝之后，对朝礼的排场居然心领神会：“朝廷之礼，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贱加贵，不以卑逾尊。百官在列，班序有伦，奏对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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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徐天麟《西汉会要》中，收有一份西汉班序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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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廷的朝位以官员居左，以诸侯居右；而叔孙通为刘邦所定朝仪，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列于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列于东方，西向。这是具体的朝堂班位。而在抽象的、作为一般等级的班序之中，各种人员混同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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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序的排队顺序，首先以秩级为基本依据；但对特殊身份或官职，则通过“某官位在某官上”、“某官位次某官”的个案规定，进行微调。像“以卫青为大将军，位在公上”，“太师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太傅位在三公上”，“元寿二年，赐大司马位在司徒上”之类，都是利用朝位调整等级的例子。东汉之司隶校尉比二千石，御史中丞、尚书令只是千石之官，但因为他们都是要职，所以朝廷上给他们专席，号称“三独坐”。这种“位”仍可以抽象运用。郡守、国相平时不在京师、不与朝会，但也有其“位”。汉宣帝时，诸侯国相位在郡守上；而汉元帝下令，诸侯国相位在郡守下。从禄秩看，郡守、国相都是二千石官，并无轩轾；而从“位”看，就不一样了，汉宣帝时是国相高于郡守，汉元帝之后是郡守高于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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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朝位除了配合秩级安排等级之外，还有秩级所不及的特殊功能，这就是它更大的“覆盖效力”。汉代秩级的覆盖面有限，到中二千石而止，中二千石以上官——如上公、三公——必须靠“位”来区分地位。又，汉代诸侯实际是有等级的。东汉诸侯，依其所封，有乡侯、县侯、亭侯之别；依礼制，有特进侯、朝侯、侍祠侯、猥诸侯之别。但各种诸侯都没有秩级。又，八号常设将军有高下之分、有品位功能，但各级将军也没有秩级。这反映了汉朝尚处帝国初期，其品位结构不无粗疏杂乱之处；秩级最初只是“吏”的等级尺度，所以未能覆盖所有官贵，未能覆盖上公、三公、诸侯、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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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时候，朝位就显示了秩级所不及的更大覆盖效力，或说总体化、一元化功能。朝会是王朝大典，其时各种身份、各种位阶的官贵“欢聚一堂”，这时他们必须排出席位先后来，这是其相对地位的直观反映。朝位给各种身份者综合排序，从而发挥了贯通和汇总各种位阶的特殊作用。东汉规定，特进侯位在三公下，朝侯位在九卿下，侍祠侯位在大夫之下，猥诸侯位在博士、议郎下。拥有秩级的官员与上公、三公、列侯及将军，在等级安排上本来是“各行其是”的；而在共处朝堂之时，朝位成了公共尺度，他们的相对高下一目了然了，可以衡量比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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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作为等级手段，朝位的特点就是“涵盖性”与“大排队”。而这一点，就使朝位变成了九品官品的主要来源。九品官品的形成，与朝位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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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魏晋九品官品的来源，学者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来自九品官人法(31)，还有人认为来自朝位(32)。我们认为，后一说法，即“来自朝位”的意见，更具说服力。魏晋官品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其“涵盖性”，它把职事官、文散官、将军号、封爵熔铸一炉，全部容纳于九品之中，使之具有了清晰严格的对应性、可比性，由此在“覆盖效力”上大大超越了秦汉秩级。魏晋官品的第二个特点，是“大排队”：在各品之内，同品官职进一步用“居前”还是“居后”来区分资位，由此各个官职排成了一个纵列。而这两个特点，显然都是来自朝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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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朝禄秩未废，与官品并行，形成“双轨制”；此外中正品与“清浊官”制度也在影响官职资望评定，官品体制的一元性还不够高；所以在确定官职资位时，仍能经常看到“某官在某官上”、“某官在某官下”这样的规定，仍须用“位”来具体确定官职高下。北朝废弃了禄秩，官品成了官职高下的主要尺度，品位结构的一元性再度提升，所以北朝很少看到“某官在某官上”、“某官在某官下”一类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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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上承北朝，朝位基本依照官品。品同，则以省府为前后；省府同，则以局署为前后。唐制与隋相同，而且还补充规定，官同者按爵位序先后，爵同者按年齿序前后。同时也有特例，比如兼、加、检校、常参官错杂于本品之间；又，中书、门下官员被给予了“侍臣”身份，在朝班中拥有特殊席位。与秦汉及魏晋南朝不同，在北朝隋唐，朝位不具有超越官品的特殊意义，班序基本与官品同构。唐朝的文武百官的朝谒班序，有一品班、二品班、三品班、四品班、五品班概念(33)，就反映了官品是班序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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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后期及五代时发生了职事官的阶官化，到了北宋，省部寺监之官变成了衡量官员资位的“本官”。由于这个变化，官品的效力大大下降，已不能反映官职的实际地位了。在这时候，王朝便充分利用朝位的等级功能，实行“杂压”、“合班”之法。所谓“杂压”、“合班”，就是不论文官、武官、内侍官、宗室官，也不分职事官（差遣）、寄禄官（本官）、职名、伎术官，都按照位之高下，混同排出先后次序。所谓“杂”，就是各种职类、各种官号混合排队；所谓“压”，就是某官位在某官之上，如“宰相压亲王、亲王压使相”之类。所谓“合”，也是把各职类、各官号合为一班、共同排序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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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说明，若从具体占位来说，朝堂“合班”时还是要依文官武官等等不同，而分别排队的；但就抽象的“杂压”、“合班”而言，诸官混同排序。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有司进呈《合班仪》，从太师、太傅一直排到司天五官正。《宋史》卷一一八《礼志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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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嗣王，郡王，左右仆射，太子少师、少傅、少保，三京牧，大都督，大都护，御史大夫，六尚书，常侍，门下、中书侍郎，太子宾客，太常、宗正卿，御史中丞，左右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丞，诸行侍郎，秘书监，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国子祭酒，殿中、少府、将作监，前任节度使，开封、河南、太原尹，太子詹事，诸王傅，司天监，五府尹，国公，郡公，中都督，上都护，下都督，太子左右庶子，五大都督府长史，中都护，下都护，太常、宗正少卿，秘书少监，光禄等七寺少卿，司业，三少监，三少尹，少詹事，左右谕德、家令、率更令、仆，诸王府长史、司马，司天少监，起居舍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左右补阙、拾遗，监察御史，郎中，员外郎，太常博士，五府少尹，五大都督府司马，通事舍人，国子博士，五经博士，都水使者，四赤令，太常、宗正、秘书丞，著作郎，殿中丞，尚食、尚药、尚舍、尚乘、尚辇奉御，大理正，太子中允、赞善、中舍、洗马，诸王友、谘议参军，司天五官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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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宋太祖指示，应提高尚书中台、节度使、检校师傅、三公的班序，“给事、谏议、舍人宜降于六曹侍郎之下，补阙次郎中，拾遗、监察次员外郎，节度使升于六曹侍郎之上、中书侍郎之下”。没有列入杂压的官名、职名，就不能入班位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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