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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冠服叙述模式的变化背后，是什么呢？“由服及人”仅仅依据于冠服的“自然差异”，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做法，这时候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冠”本身的差异上；“由人及服”则把视线引到了“人”，“人”就是王朝统治者、各色官贵，他们的地位、权力与职能构成了一个等级金字塔。所以看《续汉书·舆服志》，好像看服装博览会的说明书，眼中首先是各种冠服；而看《明史·舆服志》，却像看单位结构图，各色人等、各色官职赫然在目。简言之，“人”的背后是帝国品位结构。在“由人及服”模式下，“人”的等级安排鲜明起来了。各种典章对冠服的叙述模式，也是冠服体制的一个侧面。帝国冠服等级性的强化，也体现在叙述模式从“由服及人”到“由人及服”的转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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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然分类”、“职事分类”、“场合分等”、“级别分等”几个概念，我们展示了王朝冠服与王朝位阶关系的变迁大势。周朝冠服体制的特点是“自然分类”和“级别分等”，汉朝的特点则是“自然分类”和“职事分类”。其变化背景，就是从贵族政治到官僚政治的转型。可见在历史前期，冠服还是比较“自然”、比较“原生态”的，与原生礼俗比较贴近的。而至历史后期，冠服越来越不“自然”了，其等级结构越来越精致了。中古以降，“级别分等”和“场合分等”成了冠服体制的发展趋势(43)。冠服的例子，使我们看到了王朝是如何改造原生礼俗，将之变成一种精致的等级礼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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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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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礼等级与现行官阶：以六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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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原生礼俗，影响王朝等级礼制的，还有经学因素。王朝制礼时，通常要参考“古礼”，这就要以儒家经书、特别是礼书为依据。在这时候，“古礼”能否跟帝国现行等级协调一致，就成了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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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确信，礼书所记礼制就是真实的“古礼”，就是“周礼”。但在我们看来，问题不那么简单。周朝的真实礼制，可称“原生礼制”。这种原生礼制，因战国社会转型而崩坏了。同时在战国秦汉，儒者细针密缕地记述“礼”，踵事增华地编排“礼”，使礼书之中的“礼”变得更系统、更整齐、更宏大了。这是对“礼”的“初次建构”。随后汉魏经学家们尝试补足礼书阙遗，弥合诸书矛盾，又形成了“二次建构”。原生礼制生发于周朝特定政治结构之中，儒者建构的礼制含有空想的成分，它们未必能跟帝国现行位阶丝丝入扣，与之发生牴牾扞格是完全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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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以冕服礼制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长孙无忌等大臣集体上疏，指责现行冕制，说是根据《新礼》，皇帝在祭社稷时用三章的绣冕，祭日月时用无章的玄冕，然而这三章的绣冕、无章的玄冕，只是四五品官的冕服等级；当时助祭的一品三公用九章衮冕，二三品的孤、卿用七章的毳冕、五章的冕，其冕服等级全都比皇帝高。“斯乃乘舆章数，同于大夫，君少臣多，殊为不可！”(44)皇帝的冕服等级，怎么会只相当四五品官呢？怎么会比公卿还低呢？这种君臣冕服等级倒置、臣下的礼制等级高于皇帝的怪事，在中国等级制度史上，极其罕见。帝国等级秩序，明显被“古礼”扭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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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怪现象的发生，长孙无忌指出其原因，是因为遵循了《周礼》六冕之礼，以及东汉经学家郑玄《周礼注》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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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六冕是怎么导致“君少臣多”的呢？所谓“六冕”，即大裘冕、衮冕、冕、毳冕、冕、玄冕。这六等冕服的外观相似，其差别在于冕服上的服章之数，及冕上的玉旒之数。下面根据东汉郑玄的《周礼注》，列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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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是这样阐释六冕用法的：天子依六等祭祀而分服六冕之一，即祭昊天上帝用大裘冕、享先王用衮冕之类，如表格第一、二栏所示，这可以称为“规则一”。助祭者的冕服却不依祭祀等级而变，只依爵级而服冕，公助祭都用衮冕、侯伯助祭都服冕，即如表格“公”以下诸栏所示，这可以称为“规则二”。若“规则一”、“规则二”同时运用，君臣的冕服等级一变一不变，问题就发生了。在享先公时，“君臣冕服倒置”就将出现，因为此时天子依“规则一”而改服冕七章，而助祭之公依“规则二”仍服衮冕九章，公之冕服就高于天子了。与此同理，在祀四望山川时，天子改服毳冕五章，这时助祭之侯伯仍服冕七章，也高于天子了。继续看下去，祭社稷时天子改服冕三章，助祭之子男的毳冕五章也高于天子了。问题最大的是祭群小祀，其时天子改服玄冕一章，而助祭之孤仍服冕三章，此时公、侯伯、子男、孤的冕服，全都高于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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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君臣冕服倒置”之事，就不那么神秘了，它跟服冕规则有关。然而《周礼》为什么规划了这样一种冕制呢？这就要从“原生礼制”、“初次建构”和“二次建构”的过程，来观察古冕之礼的变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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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冕服史料表明，当时的原生冕制相当简单；《周礼》所载整齐宏大的六冕礼制并非真实制度，而是《周礼》作者建构出来的。六冕礼制是由三个制度转换生成的。第一，天子、诸侯、大夫体制，这是一种“等级君主制”。第二，天地、山川、社稷、五祀、祖先祭祀，也是分等级的，天子可以祭天地以下，诸侯可以祭境内山川以下，大夫可以祭五祀以下，士就只能祭祖了。这是一种“等级祭祀制”。第三，周朝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样一个习惯：特定祭祀穿着特定祭服。《周礼》作者在规划冕服时，有意张大其事、恢弘其制。他利用等级君主制，把王、公侯伯子男及公卿大夫的服冕资格分为6等；再利用等级祭祀制，把相关祭祀分为6等；又搜罗与编造了6等冕名，赋予它们以同样外观，用服章与玉旒之数来定其等级，并参考“特定祭祀使用特定祭服”的礼俗，让6等冕服与6等祭祀对应起来。六冕礼制由此问世。简言之，六冕礼制是由等级君主制、等级祭祀制及周代祭服礼俗三个制度，经整合、变换而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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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按照《周礼》本意，只有“规则一”，没有“规则二”，因为六冕礼制是以“等级祭祀制”为基础的。给天子配上大裘冕、衮冕、冕、毳冕、冕、玄冕六冕，是以天子有权从事昊天上帝、先王、先公、山川、社稷、群小祀6种祭祀为考虑的；给公配上衮冕、冕、毳冕、冕、玄冕五冕，是以公有权从事先王、先公、山川、社稷、群小祀5种祭祀为考虑的；余类推。虽然天子的冕服多，臣下的冕服少，但他们有共同的冕服，因为他们有同类的祭祀，只不过爵级低者可以从事的祭祀较少，从而拥有的冕服种类较少而已。六冕的结构性特征，乃是周朝“等级君主制”和“等级祭祀制”的曲折折射；而“等级君主制”和“等级祭祀制”，则体现了周朝政权和神权的特定分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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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六冕为什么会造成“君臣冕服倒置”呢？这是因为“初次建构”与“二次建构”之间，“主祭”与“助祭”发生了“错位”。由上可知，被“初次建构”的《周礼》六冕，本来是以诸侯卿大夫在自己的领地上自祭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在《周礼》作者的想象中，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各祭各的，他们根本不在同一祭祀场面中出现，更不会有臣下冕服高于天子的景象。然而进入帝制时代，皇帝专制取代等级君主制，诸侯卿大夫的祭祀权被大大压缩，人们转从诸侯公卿为皇帝助祭出发，来规划祭祀冕服了。在面对《周礼》六冕之时，汉代经学家满脑子想的，都是皇帝主祭而诸侯公卿助祭，在这时候，《周礼》中诸侯公卿的自祭冕服，就被看成，或更准确地说，被误解为他们给天子助祭时所穿的冕服了。由此，在“规则一”之外又出现了上述“规则二”：助祭者依品级而服冕。“君少臣多”的怪事，就这么发生了。可见君臣冕服的等级倒置，其实并不是《周礼》“初次建构”出了错儿，而是在“二次建构”时，汉代经学家在理解《周礼》时发生了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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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至今，从没什么人发现这个误读。那么皇帝在用《周礼》定冕服时，若照搬这个误读，就有可能惹上“君臣等级倒置”的麻烦。秦与西汉，只有皇帝用冕服，臣下不用。随帝国独尊儒术，汉唐间出现了一场“古礼复兴运动”，冕服也随之复兴。王莽变法，依古礼而定冕服。汉明帝也组织学者厘定了冕服制度。当然面对“古礼”之时，各朝的处理仍不相同。有时王朝为标榜宗经、复古而照搬古礼，有时王朝就出于尊君和实用的政治需要而改造古礼。有些王朝采用六冕，有些则否。汉明帝就没有照搬《周礼》六冕，而是另参《礼记》，采用天子十二章、公侯九章、卿七章的冕服等级，这样就不会发生“君臣倒置”之事。而北周隋唐诸政权，都利用“周礼”来争取文化号召力，以标榜自己是中华礼乐的正宗继承者，其祭祀冕服之制日益向《周礼》六冕靠拢。唐初那种取法《周礼》的、造成了“君臣倒置”的冕制，就这样问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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