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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拙作：《王莽保灾令所见十二卿及州、部关系辨疑》，《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诗国：王莽庸部、曹部探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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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分见《续汉书·百官志二》引《汉官目录》；《通典》卷二十《职官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3页下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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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参看《韩诗外传》卷八、《白虎通义·封公侯》及《论衡·顺鼓》引《尚书大传》。分见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718页；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上册第131页。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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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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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张帆：《金元六部及相关问题》，《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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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伪官制·伪朝内官》制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册第100—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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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十二月令侍卫问题，参看荣孟源：《太平天国的侍卫》，《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又，荣先生认为日干侍卫、节气侍卫的位阶应是总制，而非检点与指挥，《贼情汇纂》的叙述有误。月令侍卫的位阶则在总制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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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天国按五行、数字创制的名号，于立夫先生认为来自天地会等帮会组织。《太平天国的官级》，《中华文史论丛》第4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荣孟源先生对其来源也有考察，参看前注所引文。在监军名号的解释上，郦纯先生与于立夫有不同看法。参看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第2次修订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6—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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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传》。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106页；张高、姜华昌、关颖：《渤海国管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王成国：《唐代渤海国官制概述》，收入《渤海的历史与文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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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王辑五选译：《世界史资料丛刊·中世纪部分·1600年以前的日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页。又参依田熹家：《简明日本通史》，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张世响：《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山东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第127页；陈伟：《试论日本早期国家官制的形成与发展》，《古代文明》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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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第八章 品位序列与品位性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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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问题，是官阶研究的核心问题。不含权责要素，却配置有薪俸、资格、特权及礼遇要素，而且具有个人属性的官号，就是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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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有两种形式：品位序列与品位性官号。成熟的品位是序列化的，拥有整齐的阶次，是品位发展的“最高阶段”。此外还有一些官职，形式上仍是职位，但又有很强的品位功能，可以用来提供一个起家之位，一个升迁之阶，增添一分荣耀，加重一分资望，多享受一份俸禄，甚至只是让人拥有一个朝廷名号、从而成为“官人”而已。这类官职，就是“品位性官职”。还有一些名号不独立使用，而是用来“兼”、用来“加”的，它们算是“品位性衔号”。品位性官职、品位性衔号，合称“品位性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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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性官号”概念的建立，将大大拓宽官阶研究空间。因为这类官号，在很多王朝被普遍使用，花样繁多，极大丰富了等级管理手段，是中国官阶制的重要特色。从其来源、功能、演变规律，及其与职位的关系之中，可以提出众多研究课题，由此深化对中国官僚政治的认识。比如职事官的品位化现象，在现代文官制中相当罕见，在中国古代却是经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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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品位性官号本来是职事官，是在后来才发生了品位化的，存在着从职事官到品位性官号、进而到品位序列的演化规律。职事官的品位化，还能反过来影响职位结构，造成职位结构的畸变。当然品位序列也有消亡的时候，其消亡往往与滥授和贬值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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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计划，是讨论品位序列与品位性官号的分析方法，介绍若干比较重要的品位性官号，对品位的演生和变迁的规律性现象进行概括。最后，唐宋间职事官的品位化现象很有解剖价值，所以要提供一个专门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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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品位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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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职位”是本书的主要视角，至此为止，已有大量叙述是围绕二者关系而展开的。已能看到，“品位分等”与“职位分等”只是个简化说法，实际上它们有多种形式，还存在着居间的形态。两种分等可能在同一王朝下并存，例如在秦汉，二十等爵是一种品位，秩级则有浓厚的职位分等色彩。两种分等有可能交融，比如这样的情况：在品秩的高端，品位薪俸的分量较重；在品秩的低端，职位薪俸的分量较重。有些时代能看到发达的品位性安排，而另一些时代就不是如此了。那么对品位序列和品位性官号，应如何分析与评估呢？下面就对品位的分析方法进行总结与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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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秩要素的配置 大多数王朝通常使用不止一种位阶，那么权责、资格、薪俸、特权及礼遇诸要素，就可能被配置在不同位阶之上。不妨想象：某朝有A、B、C三个等级序列，它们各有分工，有可能A序列配置了权责和薪俸，而B序列用于确定入仕迁转资格，C序列则更多附丽着特权与礼遇。秦汉二十等军功爵不构成任官资格，北朝隋唐的爵级就可以叙阶了。魏晋南北朝的中正品，梁武帝的十八班，所配置的主要是资格，但不涉权责、薪俸。有人认为，公、卿、大夫、士是汉朝最重要的身份等级。汉朝以六百石以上为大夫、以下为士，然而这种大夫、士的概念大多运用于礼制场合，用于比附礼书上的古礼。就是说这种大夫、士的上面主要配置礼遇而已，其重要性不能跟爵级、秩级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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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责通常附丽于职位，但也不能说与品位一点儿关系没有。比如爵可以看成一种品位，周朝的公侯伯子男爵，其拥有者是国君，拥有君权；其时的公、卿、大夫、士爵，存在着官、爵、职不分的情况；卿大夫还能在个人的采邑中行使领主之权。汉代前期列侯拥有议政权，参议军国大事；还拥有选举权，可以察举贤良、方正、秀才等(1)。汉代列侯的议政、选举之权，来自周爵的历史影响。在异族政权之下，统治部族的王公往往拥有较大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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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秩的效力 品位及一般品秩，都有效力大小的问题。品秩效力通常都处在变化之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定其效力大小。唐代陆贽云：“故锡货财、列廪秩，以彰实也；差品列，异服章，以饰虚也……”(2)这番话中的所谓“虚”、“实”，就是对当时不同位阶的效力评价。“实”的，就是效力较大的等级；“虚”的，就是效力较小的等级。陆贽判断虚实时所着眼的，有“货财”、“廪秩”、“品列”、“服章”、“赋事”、“资荫”、“崇贵”、“功劳”等事项。决定品秩效力的，还不止这些因素。下面提示“度量效力”、“覆盖效力”、“比例效力”及“场合效力”4个观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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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秩的效力，首先来自品秩上所附着的资格、薪俸、特权及礼遇的高下、丰薄。这些东西的高下、丰薄是可度量、可比较的，所以这种效力，可称“度量效力”。它们等于是品爵位阶的“含金量”，又好比是货币的面值，对官僚有实质意义，官僚也分外敏感。秦汉的二十等爵本来可以授田，但后来“授田”成了一纸空文，则二十等爵的度量效力下降了。唐初依本品领俸，五品以上散阶在无职事官时依然有俸，待遇可称丰厚；唐中期改向职事品发俸，散阶上的待遇大大减少，其度量效力也下降了。当然，唐后期的散阶仍残留着若干待遇，仍可以受田、免役、官当，维系官员服色，并用于计算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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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位阶所覆盖的层级与职类，是不相同的。为此，这里揭举“覆盖效力”。有的位阶通用于多个层级、多种职类，其纵向与横向的覆盖面大，就可以说它的覆盖效力大；另一些位阶只覆盖了少数层级或少数职类，其纵向与横向的覆盖面小，则可以说它覆盖效力小。在战国之时，禄秩只覆盖了中低级官员；到了汉代，其纵向在伸展，覆盖了从丞相到佐史的各级官职；其横向在扩张，覆盖了“宦皇帝者”、文学之官、掾属、国官及军吏；则其覆盖效力大大增加。秦汉的二十等爵超越了行政组织的边界，一直覆盖到了社会成员。后代面向医官、画师、天文官的位阶，只能覆盖本职类的官员。顾江龙君认为，北魏军号还不能看成官员的本阶，其理由之一，就是“北魏后期军号的应用范围远未覆盖官僚主体”，只有部分而不是全体官员都拥有军号(3)。至于南朝军号，据陈奕玲君的统计及估算，约有30％的中央文官拥有军号(4)，军号的覆盖面也没达到100％。这两个论点，都算是就“覆盖效力”立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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