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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覆盖效力”不同的是“比例效力”。它指的是相对于特定参考群体,名号拥有者所占比例。“覆盖效力”是覆盖面越大,则此位阶的效力越大;而“比例效力”则是反过来的,名号拥有者人数越少,则此名号的效力越大。假设一所大学,原有100名教授,现有200名教授,那么“教授”在这所大学贬值一半。改革开放之初,大学文凭就很被社会看重;而在今天,博士学位都不稀罕了,因为中国培养的博士太多了,都超过美国了。西汉丞相只有一人,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西汉后期实行三公制,则丞相的名望由三人分割。西晋八公并置,再加上其他“位从公”的官儿,则“公”的实际位望贬值了,或说比例效力下降了。曾读过一份研究,文中对一个家族在北朝隋唐的任官品级进行了统计。然而在那位作者所考察的时段,不止一次出现名位猥滥的现象。这时若忽略了比例效力,其统计的价值就要打折扣:在名位猥滥时,此家族成员的官居高品,不足以证明其显赫,因为拥有同样品级者比比皆是。所以“比例效力”所指示的,是位阶与名号的“物以稀为贵”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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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等级安排,只在特定场合发挥作用,由此又出现“场合效力”的问题。春秋有这样的制度:“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5)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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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上中下卿及上下大夫,有5等之异,而大国、次国、小国之间,卿大夫有7等之差。5等通用于国内,7等只用于外交场合,后者的效力是有限的。7等的架构,只在外交场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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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合效力”的问题,在等级礼制方面比较明显。例如冕服礼制。周礼,卿大夫以上服冕,所以“冠冕”成了卿大夫的代称。战国秦汉间冕服衰落了。汉明帝搞复古,起用冕服,但只用于天地明堂祭祀而已。较之先秦,可以说冕服的“场合效力”下降了。南北朝时,随着“周礼”的影响不断上升,冕服的使用场合不断增加。除祭祀外,皇帝正旦、朔望和临轩,也用衮冕。隋朝皇帝祀圆丘、方泽、感帝、明堂、五郊、雩、蜡、封禅、朝日、夕月、宗庙、社稷、籍田、庙遣上将、征还饮至、元服、纳后、正月受朝及临轩拜王公,皆用衮冕。李唐六冕,周锡保先生列举了其44种用途(6)。连官僚子弟的冠礼、婚礼,都用古冕。冕服已不只是祭服,还成了隆重的礼服(7)。而宋朝以下,冕服的使用场合越来越少,只在祭祀时用。明朝只有皇帝及皇子服冕,官僚在祭祀时也不能服冕。等级冕服的场合效力,大大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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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导致品秩效力下降的可能性 有些时候,品秩很为官僚看重,有些时候就看得轻一些。这都有其具体的情况。品秩效力是可以分解开来的。比如出现滥授现象时,度量效力、比例效力通常会下降,但覆盖效力反而增大。造成品秩效力下降的,有各种可能性,例如非正式身份强化,灰黑收入增加,以及迁转路线与一般品秩脱节等,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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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正式身份强化造成的正式品秩效力下降。由于传统政治的个人性和不确定性,正式品秩经常不能反映职位或人员的实际地位。俗话说:“宰相家人七品官”(8)。君主周围可能有一些宠幸,地位不高但权势炙手可热。在政治形态较为原始,或非正常情况下,就容易发生正式品秩与非正式身份的脱节。周朝的膳夫只是给天子做饭的,在《周礼》中也不过是上士而已,然而一度权势煊赫,能跟卿士、司徒齿列,甚至能使用七鼎、九鼎(9)。西晋石崇是三品卫尉,贾谧是三品秘书监,看上去俩人平起平坐,但因贾谧恃宠弄权,故石崇谄事之,竟至望尘而拜(10)。南朝宋齐有“寒人掌机要”之事。中书舍人茹法良、吕文度等“并势倾天下,太尉王俭常谓人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11)这都是非正式身份强化,而导致正式品秩效力下降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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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灰黑收入增加造成的品秩效力下降。若实际收入中,灰黑收入所占比例上升,就会改变官场对职位等级的评价,导致品秩效力下降,因为品秩只能反映合法收入。明清官僚评价“肥缺”、“美缺”的标准,就是灰黑收入。“俗所指美缺,大率陋规较多之地,岁例所入,人人预筹分润。”(12)知县都是七品官,然而“缺的美恶就如天上地下一般”(13)。苏州七县,人称“金太仓,银嘉定,铜常熟,铁崇明,豆腐吴江,叫化昆山,纸长洲,空心吴县。言金银富厚,铜臭,铁刚,豆腐淡,叫化龌龊,纸薄,空心虚伪也”(14)。太仓有“困十万”之称,意思是说,不用特意搜括,只要卧床懒睡,就能到手雪花银子十万两。中央六部也有类似情况。清朝“旧之六部,户曹管财政,最为膏腴之地。吏部掌铨衡外省官员,谒选入觐者奉为神明。刑部操生杀之权,兵部典戎政。礼部事简,最为清贫。工部多杂流,所与接近者,木厂商人而已,颇为士流所轻。故时人之喻六部者,曰:富、贵、威、武、贫、贱”(15)。“肥瘠”这个令人作呕的字眼儿,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官文书中,成为正式用语。1898年黄思永建议发行“自强股票”,其拟定的办法,就是“先按官之品级、缺之肥瘠、家道之厚薄,酌定借数之多少,查照官册分派,渐及民间”(16)。“缺之肥瘠”,都成了派购股票的标准了。总之,若灰黑收入增大,则正式品秩效力下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明清吏胥通为“流外”而已,不设流外九品:吏胥的生计全赖灰黑收入,“品级”对他们完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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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迁转路线与品秩脱节造成的品秩效力下降。迁转路线,指特定职位构成的迁转次序或方式(例如超迁),须特定资格者才能进入。迁转路线有可能与正式品秩不一致。如果同一品级的不同职位,被赋予了不同的迁转前景,或品秩相同但出身不同的人,被给予了不同的迁转前景,则一般品秩的效力将会下降。详见第九章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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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的获得方式与占有状态 这个指标,包括如下两点:第一,品位获得方式的开放或封闭程度;第二,品位占有的变动或稳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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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二十等爵、唐代的勋官之类,据军功而授予;唐宋明清的科举学历,来自考试。可见古代有一些品位,其获得途径是开放的,没有身份限制。而且这类品位是可变动的,即可晋升的,如从低爵晋升到高爵,从低级勋官晋升到高级勋官,或生员经考试而成为举人,举人经考试而成为进士。而周朝的卿、大夫、士爵,依宗法贵族身份获致,一旦拥有就不大变动了。中正品在魏晋还时有升降之事,到东晋南朝,其升降就相当罕见了,因为中正品与士族门第的对应关系已凝固化了,高门照例上品,“吏门”照例下品,“役门”即平民无品。开放性或封闭性,变动性或稳定性,是一个与身份和阶层相关的问题。当官员固定来自某个特定阶层时,品位的封闭性、稳定性必然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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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安排的发达和重要程度 在区分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时,我们会做出“某时代品位安排比较发达”或“不发达”、“重要”或“不重要”的判断。在这时候,“发达”、“重要”是指什么?这里提供两个评估指标:第一,品位待遇的优厚或微薄程度;第二,品位安排的复杂或简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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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是待遇厚薄。若某时代由品位而获得的待遇优厚,则可以说其时品位分等较发达;若某时代由品位而获得的待遇微薄,而且待遇更多附丽于职位,则可以说其时品位分等不发达。与之类似,若某一位阶上配置的品秩要素比较丰厚,则可以认为它比较重要;如果某一位阶上配置的品秩要素不够丰厚,则可以说它不算重要。所谓待遇,包括资格、薪俸、特权与礼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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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项指标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参考第二项,即制度简繁。一般说来,复杂的制度总比简单的制度发展程度更高。有些时代存在着繁复的品位序列,另一些时代的品位安排却简单得多。这种区别,不是无关紧要的。所谓“复杂”,包括两个方面:一、位阶结构的复杂程度,例如某一位阶的繁密整齐,多种位阶的并存与配合,等等;二、位阶运用规则的复杂程度,包括升降、转改、回授、承袭等方面的复杂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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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厚薄与制度简繁,在逻辑上能排出4种不同组合:待遇优厚与制度复杂,待遇优厚与制度简单,待遇微薄与制度复杂,待遇微薄与制度简单。那么各种组合的不同意义,就将提供新的研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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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厚的品位待遇,在政治组织还很粗糙原始的时候,照样能够出现,因为其在技术上相当简单,很容易做到。但复杂的位阶体制就不同了,它是精致化了的行政管理手段,只能出现在官僚制度充分发展的时代。品位的结构样式与运用规则的复杂性,也就是政治体制的复杂性;若政治体制还很粗糙原始,就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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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以“世袭”和“采邑”为内容的爵级特权,是非常优厚的。然而其时位阶却很简单,只是公、卿、大夫、士而已。另一个极端是唐宋,其时品、阶、勋、爵,及各种品位性官号,繁复多端而琳琅满目,还有细密冗杂的条文规定其如何使用。官僚的品阶衔号叠床架屋、升降频繁。这是因为,唐宋官僚政治的发达程度,已远远超过周朝政权了。当然,品位安排的复杂程度,并不总与官僚体制的发达程度成正比。明清位阶的复杂程度,比唐宋就有所下降;但明清政府的复杂精致程度,却不逊色于唐宋,还超过之。更不必说,美国政府组织之发达超过明清,然而却采用职位分等,不为文官设置个人品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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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把“品位的获得方式与占有状态”与“品位安排的发达和重要程度”两项结合起来,对品位的描述就更精细了。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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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代的爵位获得具有较大封闭性,爵位占有具有较大稳定性,品位待遇丰厚,但制度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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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汉禄秩是开放的、流动的,但禄秩的性质不是品位;官僚依秩级而取得的品位待遇相当微薄。作为品位的封爵待遇优厚,二十等爵的待遇在早期也很优厚,爵级的运用与传袭的制度趋于复杂。但爵级与秩级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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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北朝的中正品和“清浊”选例,明显优待士族,呈现了强烈的身份性,其获得方式是封闭的,其占有状态是稳定的。中正品、散官、军阶及十八班制并用,表明此期品位待遇优厚,制度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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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宋的品、阶、勋、爵及繁杂的品位性官号,在制度上高度发达,在待遇上则不如两晋南北朝优厚,因为官僚“坐享天禄”的空间业已缩小,品位的开放性增加,入仕和晋升依赖于考试与考课。品位的占有并不稳定,流动性大,升降频繁,所以品位的运用规则,也比魏晋南北朝更为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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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清品位结构的复杂性、重要性有较大下降,开放性与流动性继续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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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要特别强调:魏晋南北朝官僚的“自利取向”较强,“贵族化”程度较高,所以品位占有的稳定性较大;唐宋官僚政治复兴,品位占有的稳定性减小、流动性大增,升降频繁。所以,魏晋南北朝的品位化对职位结构的影响,反而相对较小;而唐宋品位的频繁变动,则对职位结构造成了严重冲击,以至在唐宋之间,省部寺监的职位体制一度整体崩溃,在北宋之初变质为一套位阶体系,使职差遣作为新的职位体制取而代之。详见本章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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