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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禄官 这是宋朝的一种独特制度，就是让罢任的大臣提举宫观、岳庙（及少量寺院）以示优礼，挂衔食禄，称“祠禄”。有时候，祠禄官也是排挤政坛敌手或安置失意者的手段。其官称形式，有神霄宫使、玉清宫使、万寿宫使、醴泉观使、提举洞霄宫、提举会灵观、管勾祥源观之类。祠禄官有等级。宫观使等级很高，以前宰相、前使相任之。北宋后期及南宋，提举、管勾及监岳庙，构成了3个等级。中散大夫以上充提举，朝议大夫以上充主管（管勾）(53)。祠禄官还可理为资任，即允许计算为官资。南宋之初，因北来士大夫流离失所，无官缺安置，于是允许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在选人众多无缺可补时，也破格给予岳庙祠禄，但要降资序二等支给，理为资任。宋朝还形成了传统，凡六十以上（南宋为七十以上）不能理事的知州资序官员，应自请罢现任，就任为宫观。南宋孝宗时的祠禄官，总数可达到9000余人，是一支庞大的闲职队伍；岁费可达数百万缗(54)，是一笔巨额耗费。这种宗教与政治相结合的品位，是宋廷的尊崇道教政策与“优士政策”的产儿(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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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降官 品位性官职也有用于贬斥惩处的，例如“左降官”。唐朝对犯了公罪的官吏，“授以文武远官”以为惩罚，即贬到远方做州司马、录事参军等，称“左降官”。左降官一般置为“员外同正员”，待遇低于正员但高于员外，虽有官名，却不许任职，任期也不能计入资历。左降官有“量移”的机会，即从偏远的州县移到近处，朝廷往往在“大赦”之时开恩，准许左降官“量移”(56)。起初左降官“遭忧皆不得离任”，唐玄宗时允许遭忧放还，唐肃宗时又允许亲老者停官留养。宰相、重臣也有被贬为远州司马或录事参军的。“永贞革新”失败后，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被贬为远州司马，是为“八司马”。他们纵逢恩赦，也不在量移之限。“左降”诚然是沉重的官场蹉跌，但皇帝对他们不是一脚踢开，仍让他们任职领俸，仍是很有人情味儿的。因政局变化，有由左降官起为宰相的，如唐德宗时的杨炎即是。所以地方官对左降的朝官往往另眼相看，不敢以僚属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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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司官 唐宋的陪都官员，称“分司官”，往往用于安排闲人及贬降官员。唐前期，东都洛阳的分司官以事务官为主，后期则主要用以安排老病闲冗，以及犯罪遭贬的官员。分司官的中央官主要有以下几种：东宫王府官、御史台官、尚书省官、诸卫官、卿监官、秘书省官(57)。有趣的是，贬为分司官者的官职，可能不降反升，例如宪宗时左拾遗杨归厚被贬为国子主簿分司，他的原官是从八品上，现任分司官升到了从七品下。这虽是一种“明升暗降”(58)，但仍然包含着皇帝的优容体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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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以西京、南京、北京作为东京的陪都，也是南宋临安的名义上的陪都。三京的分司官数量众多，但属于闲官，老病官员可以申请分司；犯罪官员转任分司，则是一种轻微惩罚。王钦若擅自离任，赵君锡挪用公款，钱伯言弃城逃跑，张城一孝行有亏，其惩罚都是责降分司，让他们换个地方做闲官(59)。明成祖定都北京后，在南京保留了一套中央机构，官员约200—500余，职闲俸薄，“凡刚直不容于人，或老而为人景仰者，多调南官”(60)。可见分司官具有很浓厚的品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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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号 现代中国有一种特殊表彰手段：授予荣誉称号(61)。宋朝的“功臣号”或“功臣名”，也是一种荣誉称号，但不同之处在于，功臣号是预定的，按一定规则普授，而不是只授给某个人，并针对其事迹特别拟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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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号始于唐德宗，他对奉天随从将士，赐号“元从奉天定难功臣”；对谷口以来随从将士，赐号“元从功臣”(62)。从此以后，藩镇以下直到从军资深者，例赐之。北宋的功臣号共3等(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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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曾加“推诚保德功臣”之号。还有个叫赵抃的，也加了同样的名号，所以他在《宋故明州延庆寺法智大师行业碑》中如此署名：“宋推诚保德功臣、资政殿大学士、守太子少保致仕、上柱国、南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五百户食实封六百户、赐紫金鱼袋赵抃撰”。韩琦的功臣名有一大串：“推诚保德崇仁守正协恭赞治亮节佐运翊戴功臣”。这是他多次累加之所得。宋神宗时，废除了功臣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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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功臣号，与封爵之制结合起来了。功臣号有4等，与公、侯、伯3等封爵相配合。辅佐明太祖定天下的，其号为“开国辅运推诚”；随从明成祖起兵的，其号为“奉天靖难推诚”；其余两号是“奉天翊运推诚”和“奉天翊卫推诚”。武臣称“宣力武臣”，文臣称“守正文臣”(64)。比如李善长，为“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韩国公；徐达，为“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魏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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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的勋阶 太平天国的勋阶，作为名号而缀于官衔之中。其制大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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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凡在金田参加庆祝天王生日起义的，都称“功勋加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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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凡自金田起义以后参加，从永安突围北上，称“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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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凡参加进攻扬州三河战役的，称“平胡加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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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凡担任考官监试一次的，称“监试加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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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情况要累加合计：若同时具备以上4项，则称“功勋平胡监试加三等”；若另有功绩又加了一等，就变成“功勋平胡监试加四等”了。记过降等，也得在名号上体现出来，例如“功勋平胡监试加三等降二等”。有个叫陈承瑢的，其结衔是“真天命太平天国真忠报国佐天侯加一等世袭陈”；还有个叫吴如孝的，其结衔是“真天命太平天国钦差大臣功勋殿左五检点平胡加二等督理镇江瓜州等处水陆军务”。其中的“加一等”、“功勋平胡加二等”，都是勋阶(65)。把加等列于官衔，以及把监考视作资格，是从清朝学来的，清朝官僚往往把加级和做考官的经历，列在头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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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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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品位趋滥与职阶转化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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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品位性官号，以上只是撮述而已，不是两千年中品位性官号的全部。中国古代到底出现过多少种品位，很难统计。因为，除了典型的品位序列和品位性官号之外，若把“偶或一用”也考虑在内，即把随机性的职位用如品位之事也都算上，那就不计其数了。现代学者把“职位”的内涵确定为一份事务与权责，这是很“单纯”的；而中国古代的官职，却往往含有丰富的品位意义。如果把前者比作产品包装，后者就是礼品包装，礼品很小，盒子却又大又华丽，附有各种装饰。从“职权视角的官制研究”看，把职位用如品位，是一种不规范现象，职位中的品位功能是“冗余”成分，或用官僚制理论的术语说，属于“多余行为”；而从“品位视角的官制研究”看，情况就不同了，千姿百态的品位手段，显示了中国王朝安排身份的高超技巧。这个王朝不但是一个“功能组织”，而且是一个“身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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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制度投入运行后，都必然发生变形。制度就像一个有机体，存在着演生、变迁、消亡的周期。官阶也是动态的，变动不居。下面来讨论三种经常性现象。为了方便，这里分别称之为品位趋滥律、职阶转化律和品位价值变化律。所谓“律”，是“经常性现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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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趋滥律 品位趋滥，是传统官僚政治的普遍现象。其原因之一，在于“品位”不含权责要素，即便滥授，也不会马上影响行政。对这一点，汉朝政治家晁错说得特别直白：“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66)这话就说到了点子上。与职位不同，品位想授多少有多少，无穷无尽。原因之二，在于品位的颁授是刚性的，做加法容易，做减法难。官阶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若官僚消受某种品位利益已成习惯，想取消它们就很困难，有如“与虎谋皮”或“猴嘴里掏枣”，只能继续授下去，越授越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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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趋滥的情况，很早就出现了。春秋时，晋文公俘获了曹伯，随即指责曹伯统治下“乘轩者三百人”。“轩”是大夫乘坐的车子。这话意思是曹国的大夫太滥，“无德居位者多”(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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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军功爵制规定，斩一甲首者爵一级，“甲首”是军官的脑袋。斩军官的脑袋肯定比斩小兵的脑袋难，得爵难度是很大的。然而汉初的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显示，其时连求盗、亭校长、发弩、狱史这样的走卒胥吏，都拥有了大夫、大庶长的爵位；一个案件的4位主犯，赫然拥有大庶长之爵。“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秦汉之际战事频仍，赐爵冗杂。”(68)大庶长是第18级爵，比商鞅的爵位大良造还高两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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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初创立足未稳，有必要广施名号以结人心。“及中兴建，帝欲赐诸吏投刺劝进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赐司徒吏，凡二十余万。”(69)劝进的官员都提升了位阶，投效的百姓都给予“司徒吏”身份，从而有了选举资格。司徒吏原先二万多人，此时骤增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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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在汉代权势赫赫，位在九卿之上，“大夫”也相当清贵。魏晋以下，将军由军职变成了军阶，在南北朝后期明显趋滥。北魏后期“边外小县，所领不过百户，而令长皆以将军居之”(70)。一块《李仲璇修孔子庙碑》的碑阴上，列有太守、县令、别驾、治中、功曹、主簿、参军等63人，其中有军号的达35人之多(71)。尚书令史只是八九品吏员，但在东魏北齐，他们“皆加戎号”(72)。简直遍地都是“将军”了。“大夫”的滥授跟军号差不多少。在北魏末年，将士们“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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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武则天时出现了一个滥授的高峰。“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盌脱校书郎。”(74)官儿多到了办公室装不下，宰相、御史、员外郎没地方坐的程度：“内外盈溢，居无廨署，时人谓之‘三无坐处’，言宰相、御史及员外官也。”(75)安史之乱开启了又一个滥授高峰，一发而不可收拾。例如散官：“唐自肃代以来，赏人以官爵，久而浸滥，下至州郡胥吏军班校伍，一命便带银青光禄大夫阶，殆与无官者等。”(76)勋官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战士授勋者动盈万计。……据《令》乃与公卿齐班，论实在于胥吏之下”；因“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郎将，听临事注名。其后又听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异姓王者”(77)。一份大将军的任命书，只值一顿酒钱。干杂活的僮仆，都穿着高干的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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