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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滥授滥封，当然也是其予取予夺能力的一种宣示。但除非昏主，统治者一般也都晓得滥授不能过分。所以滥授往往出于特殊需要。政局剧变或王朝易代之时，容易出现官爵大派送，因为送出一顶官帽子，政权就多了一位拥戴者。而太平年份的名位滥授，则反映了当时官僚具有更强的“自利取向”，被滥授的品位，是官僚在与皇权博弈时赢得的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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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品位趋滥”和“品位趋繁”，还要略作区别。前者指授予的猥滥，后者指结构的繁密。“滥”不一定“繁”，但二者又是相关的。品位趋繁，往往出于官僚占有禄位的压力。魏晋的散骑常侍、散骑侍郎，因受权贵子弟青睐，于是在正任之外，又设员外常侍、员外侍郎、通直常侍、通直侍郎，由此其等级趋繁了。当然，品位加繁也可能有限制的意思，即以此来延长品位阶梯、增加晋升难度。陈苏镇先生指出，梁武帝在三品将军和四品将军间插入了十六班共160个将军号，目的就是增大寒人、军人升到三品以上的难度(78)。宋神宗重新起用唐式散官做阶官，最初只有25阶。但宋哲宗感觉阶数太少、官员迁转过快，便把若干阶分出左右，由此京朝官增至45阶，迁转速度被压低了。但即令如此，我们依然认为，从根本上说，这仍是王朝无力从根本上整饬名器，不得不屈服于官僚之品位要求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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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趋滥与冗官冗吏，是同一问题的两种表现。比如有100个人，但只有50份职事，假如这皇帝不敢让官僚“失业”，他可以在两种办法间二中择一：一是让50个人做职事官，另50个人用品位供起来；二是把50份职事分给100个人做，每人“减负”一半，把职事“稀释”了。两种办法往往同时运用，因为它们是同一原因造成的。在现代中国，设置巡视员、调研员之类，属于前一种办法；某市设有9位副市长、20位副秘书长，属于后一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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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指出：“诸设官者，憙废置旧名不用，而有作于新名。新名既成，则旧名不为最尊，必为冗散矣。”(79)一种位阶滥到无可再滥，往往就有新的位阶取而代之。好比旧币贬值了，就得用新币取而代之。那么新的位阶是从哪儿来的呢？下面来看“职阶转化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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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阶转化律 位阶的来源有各种情况。英国中世纪的五等爵，是在13—15世纪逐渐定型的。伯爵的原意是“方伯”，男爵的原意是“自由者”或“国王的臣仆”，公爵一般授予守疆拓土的指挥官，侯爵原指边疆的领主，子爵源于法国的郡守(80)。可见英国五等爵，主要来自地方长官、领主。18世纪俄罗斯的文官14品，最初只是职位等级；但后来不升职时也能升品了，于是14品就变成了个人级别；再后，俄罗斯政府又用官号给14品命名，例如名之为大臣、特级秘密参议、秘密参议、特级文职参议等，这些官号由此变成阶名(81)。这又是一种品位来源，是由职位等级演化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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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能看到很多官号，最初是职位，后来却变成了品位。很多品位序列，起源于职事官的阶官化。从职到阶的转化，从而呈现为普遍现象。兹举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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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朝使用的爵称，有侯、甸、男、卫等。裘锡圭先生认为，它们原先都是职官之名。侯的本职是为王斥候，甸的本职是为王治田，卫的本职是为王捍卫，男的本职是为王任事。“后来，这些称号好像就只有区分等级的作用了”，变成诸侯之名了(82)。换言之，商爵经历了一个由“职”而“爵”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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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二十等爵，来自军职。魏人刘劭《爵制》一文，就是用军职来解释二十等爵名的来源的(83)。那些爵名，本来是步卒、军吏、军将的职名；在频繁战争中，它们被当成衔号来奖励军功；商鞅变法时，再把那些有名无实的衔号变成爵号，另以五百主、二五百主、百将、国尉、大将等职名来编制军队。由此，军职就完成了“军爵化”的过程，与军职分离开来了。这种“职”转化为位阶，然后另行设“职”的过程，参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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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间战事频繁，将军号因不断繁衍、普授，而向军阶演化；军队之中，则另外形成了都督、军主、幢主、队主的军职体制(84)。若以图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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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勋官，是从西魏府兵制度发源的。府兵的军职，最初是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体制，其下有开府，及大都督、帅都督、都督和子都督(85)。没多久，统治者就开始滥授府兵官号。周武帝重新排定了上柱国到仪同大将军的名号。在隋朝，形成了11等“散实官”，进而在唐初演变为十二转勋官，并被沿用至宋。其变化过程参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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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府兵军职发生了阶官化之后，为避免阶、职混淆，隋朝把府兵军职改名，改为大将军、将军、鹰扬郎将、鹰扬副郎将；又，大都督改校尉，帅都督改旅帅，都督改队正。参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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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为当差的衙前设置的职级，由都知兵马使、左右都押衙、都教练使、左右教练使、散教练使、押衙、军将等组成。这些名号十分响亮。苗书梅先生指出：“衙吏诸职名，在五代多是权势显赫的武官，宋朝借用了其名称，但剥夺了其原有的职权。”(86)以往权势显赫的武官官号，现在成了衙前的职级了，所以宋人的观感变了，又觉得那些职级“名称鄙俗”，有“僭拟”之嫌了(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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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民世爵，包括公侯伯子男及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9位。这套爵号又称“世职”，它们也确实是由“职”演变而来的，与八旗军职密切相关。努尔哈赤时，八旗建立了固山、甲喇、牛录三层组织结构，以及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和牛录额真4级职官。天命五年（1620年）增设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5等13级，它们既与八旗结构相适应，同时又具有了独立的等级意义。皇太极天聪八年（1634年）变换其名号，成为一等公、一二三等昂邦章京、一二三等梅勒章京、一二三等甲喇章京、牛录章京及半个前程的世职体制。虽然它们被名为“世职”，其实恰好不是“职”，而具有“爵”的意义。只从名称看，它们与八旗旧职很容易混淆。例如，启心郎穆成格被“革牛录章京职，解部务及牛录任”，其“牛录章京”是世职，“革牛录章京”等于夺爵；“解部务及牛录任”才是解职，这里的“牛录任”是事任。顺治之时，世职改用精奇尼哈番、阿思哈尼哈番、阿达哈哈番、拜他喇布勒哈番、拖沙喇哈番之名。乾隆再次改名，公至恩骑尉的世职体系由此变成了定制(88)。也就是说，清朝的民世爵，源于八旗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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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可以当品位用，甚至脱离职事而完全转化为品位了，这是中国古代官阶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也是其与现代文官体制的最大区别之一。它的基本变化过程，就是由随机的、个别的把职位当作品位来用，进而变成经常性的品位性官号，再进一步则变成品位序列。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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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价值变化律 由于上述两律，品位处于变动之中，那么其“含金量”也将处于变动之中。有时候某种品位很值钱，有时候就不值钱了。秦与汉初二十等爵本来可以“名田宅”，后来这个待遇没了(89)。唐朝的勋官本来也可以授田，后来就逐渐难以满足了。王国维先生指出，唐时的勋田有名无实，敦煌资料显示，唐玄宗时沙州很多拥有勋官者，其名下有应授而未授的勋田(90)。唐初散官有俸，唐高宗时俸、料改依职事品，不依本品发放了。以上都是品位待遇由厚而薄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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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事官的阶官化过程中，品位价值会发生变化。除了品级高低、待遇厚薄之外，投入和回报也须考虑。投入就是占有官职时应付出的劳务，回报则是利益、权势、位望等。这时就有一个“性价比”的问题。付出劳务而取得回报，属于按劳取酬，其付出与回报是1:1。然而这只是职位价值，而不是品位价值。若这个官职被当做荣衔授人，则领受者不承担权责、不付出劳务，却仍能消受其全额待遇，这时的付出与回报就不相称了，付出小而回报大了，“品位价值”出现了。但这个官职若继续被用作品位，逐渐趋滥，朝廷就将减少其品位收益，使之有名无实。而且拥有这种品位的人增多，则其荣耀也相应降低。由此可以推知，一种官职刚刚品位化时，通常具有最大品位价值，此后逐渐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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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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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宋间职事官的阶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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