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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价值变化律 由于上述两律，品位处于变动之中，那么其“含金量”也将处于变动之中。有时候某种品位很值钱，有时候就不值钱了。秦与汉初二十等爵本来可以“名田宅”，后来这个待遇没了(89)。唐朝的勋官本来也可以授田，后来就逐渐难以满足了。王国维先生指出，唐时的勋田有名无实，敦煌资料显示，唐玄宗时沙州很多拥有勋官者，其名下有应授而未授的勋田(90)。唐初散官有俸，唐高宗时俸、料改依职事品，不依本品发放了。以上都是品位待遇由厚而薄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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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事官的阶官化过程中，品位价值会发生变化。除了品级高低、待遇厚薄之外，投入和回报也须考虑。投入就是占有官职时应付出的劳务，回报则是利益、权势、位望等。这时就有一个“性价比”的问题。付出劳务而取得回报，属于按劳取酬，其付出与回报是1:1。然而这只是职位价值，而不是品位价值。若这个官职被当做荣衔授人，则领受者不承担权责、不付出劳务，却仍能消受其全额待遇，这时的付出与回报就不相称了，付出小而回报大了，“品位价值”出现了。但这个官职若继续被用作品位，逐渐趋滥，朝廷就将减少其品位收益，使之有名无实。而且拥有这种品位的人增多，则其荣耀也相应降低。由此可以推知，一种官职刚刚品位化时，通常具有最大品位价值，此后逐渐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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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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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宋间职事官的阶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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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阶转化”现象及与之伴随的品位趋滥和品位价值的变化，都是在品位结构方面发生的现象。同时我们看到，“职阶转化”还会对职位结构造成影响：第一，造成职位结构某些部分的畸形膨胀；第二，造成“代偿性职位”的设立，取旧职位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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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现象，在唐宋之间表现得特别突出。唐后期职事官持续、剧烈地品位化，最终导致了省部寺监体系的整体性变质，在宋初变质为一套“本官”序列；同时作为其“代偿性职位”，“使职差遣”发展起来，变成了一套新的政务系统，以弥补旧职位品位化而造成的功能缺失。好比一座办公大楼塌了一大块儿，便在其侧再盖起一堆临时建筑，用以办公。在这个过程中，甚至连九品官品都为之而失效了。这是中国官阶史的一大变故。本节对之做专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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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官缺尚不紧张，冗官冗号现象也不突出。但好景不长。武则天时期，滥授形成了一个高峰。安史之乱之后，又一波滥授的浪头来临，一发而不可收拾。“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兴焉；职员不足以容功，而散试之号行焉”，“是时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91)。试官、检校官、员外官、散试官、加宪衔及各种兼官、加号，铺天盖地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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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臃肿通常会造成效率下降，有时就另创机构以为解决之道。帕金森认为，一个委员会成员若达到19—22人，其效率就开始下降。他说，英国内阁曾5次因逐渐臃肿而以新的名义另起炉灶(92)。对此唐斯有更透辟的分析，指出因旧机构过于累赘并反对新事物，所以在面临新的复杂紧迫任务时，往往要创建新官署来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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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官署）整体看来，比原官僚组织要小得多，尽管它可能拥有许多成员，但这些成员具有比较突出的能力，比原官僚组织的一般成员更胜任工作，因为他们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而被特意挑选出来的。他们在一段时期内免于日常轮换，所以人员更替率很低。此外，它拥有足够的专家和足够的资源，它可以独立于日常运作的命令链条。它被豁免了几乎所有现存的控制、管制以及程序，并且可以自由创造它自己的控制、管制与程序。最后，它具有充分的优先特权来使用资源，资源配置无须直接与正规部门中其他的资源使用者竞争(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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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频繁、割据成灾、财政紧张，王朝亟须高效地处理例行事宜和随机事宜，然而省部寺监各机构，已因官爵滥授而变得臃肿庞杂了，还有大量拥有其官号而不在其署、不司其事之人。本署的行政效率已大大下降。而中央派出执行专门事宜者，若仍以中央职事官衔来督办某事，又不足以体现其职权的专门性，因为同类官号遍地都是。所以王朝宁愿另行新创“使职差遣”。在旧的架构运转不灵之时，另行创设新的官职与官署，一般都能立竿见影地提升效率。因为新官署精干简练，新创官衔通常更具专门性与权威性，任事者的身份权责明确清晰，发布的指令不会淹没在一大堆虚实莫辨的官号之中。就是说，在新官职、新官署这边，效率一时提升了。使职在唐朝前期就有了。中唐以后，以使职差遣的形式委托专项政务的做法，被大量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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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安先生区分出了宰相的使职化、翰林学士使职、财经部门的使职化、宦官的使职、地方官制的使职化，及其他临时使职(94)。唐朝的使职，据何汝泉先生统计有142个，其45％出现于肃宗到唐末期间(95)。宁志新先生继续爬搜，所得达350个，并把它们分为财经系统、军事系统、行政监察系统、宫廷服务系统、礼法杂类系统5大类。其职名为五代及宋所沿用者，有三司使、延资库使、监太仓使、出纳使、教坊使、盐铁使、左右巡使、知匦使、礼仪使、山陵使、宣徽使、群牧使、制置使、閤门使、五坊使、闲厩使、飞龙使、宫苑使、洛苑使、皇城使、内园栽接使、军器使、弓箭库使、卤簿使、指挥使（都指挥使）、节度使、招讨使（都招讨使）、度支使、户部使、经略使、按察使、转运使、营田使、团练使、防御使、按抚使、劝农使、观察使、作坊使、宫使、功德使、斩斫使、军使、宣慰使、兵马使（都兵马使）、发运使、榷盐使、市舶使、枢密使、粮料使、招抚使、染坊使、抚谕使、翰林使、尚食使、八作使、左藏使、庄宅使、宣抚使、租庸使、铸钱使、馆驿使等(96)。可见使职所设，遍及各类行政事务。它们逐渐地、全面地接管了省部寺监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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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采用使职差遣，虽然提高了效率，然而反过来又促成了官号猥滥和职事官的阶官化。首先，新设使职分割了原职能官署的权责，使之进一步虚衔化了，更便于滥授；其次，新设使职的任职者也强烈要求位阶保障，王朝也得把各种品位性官号，包括省部寺监的职事官号授给他们做虚衔，利益均沾。使职不但人数众多，而且还有一大群僚属，如有副使、行军司马、判官、支使、掌书记、巡官、衙推、参谋、奏记等等，他们也用中央官衔确定地位。可见这里有一个恶性循环：越嫌省部寺监运转不灵、职官虚衔化，就越增设使职差遣；越增设使职差遣，就越弄得省部寺监运转不灵，职官虚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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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职差遣以中央职事官为官阶，对此张国刚先生称为“带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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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通儒：以大理司直为河东留后判官。大理司直为带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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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骈：右神策军右厢兵马使兼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检校国子祭酒为带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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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玄：忠武军都押衙、检校太子宾客。检校太子宾客为带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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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武俊：成德节度使，检校太尉、中书令。检校太尉、中书令为带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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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弘正：魏博节度使，加兼侍中，后兼中书令。兼侍中、兼中书令为带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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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奉忠：承天军大使，太常卿。太常卿为带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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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明：承天军防城副使，试光禄卿。试光禄卿为带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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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师贞：凤翔节度押衙，知进奏官，检校秘书监。检校秘书监为带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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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使职及其僚属所带之职，都是中央职事官。如张先生所云：“行政体制趋于瓦解，结果形成了君相撇开原来的职官体系直接指挥各种使职的行政格局。而按年资迁授的职事官则成为像散官那样仅仅表示使职等级资格的名誉称号。”(97)冯培红还指出，晚唐五代的“带职”，逐渐形成了检校官与试官的上下对接，二者分别用于高级与低级官员，从而把藩镇幕职纳入了升迁轨道(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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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职事官的阶官化持续推进，省部寺监之官组成的职位结构逐渐被淘空、崩塌。到北宋之初，它们整个变质为一套位阶系统了，用来给官僚做本官。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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