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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5679 列在“北宋前期官阶”中的那些官号,人们并不陌生,在唐前期,它们都是职能性官职,现在却完全变成官阶了,有名无实了。它们本来的职事,王朝另用“差遣”委寄,采用判某事、知某事、管勾某事等形式。正如《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序》所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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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5681 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常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阶官未行之先,州县守令,多带中朝职事官外补。阶官既行之后,或带或否,视是为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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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5683 旧说宋制有官有职有差遣,明人王鏊辨析说:“台省寺监卫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廪禄之厚薄,多无职业。其所谓‘官’,乃古之爵也;所谓‘差遣’,乃古之官也;所谓‘职’,乃古之加官也。”(99)帝国行政的核心部分中央省部寺监之官,竟然全盘阶官化了,使职差遣取而代之。所以我们这样打比方:中央职位结构的崩溃,好比一座办公大楼的中心塌了一大块儿,其建筑材料被官僚私用了;而使职差遣,就是另行搭建的一片简易房,用作临时办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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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5685 唐宋间的品位化浪头非常强劲,以至于作为职事之寄托的使职差遣本身,居然又发生了阶官化。例如内诸司使。内诸司使是宦官系统内的各种使职,最初只是职而不是阶,自身没有品级,所以要另用散阶、爵号、勋官、加官及职事官衔来确定个人品位。然而在五代后期,这些使职开始虚衔化了,在北宋竟然变成了武选官的官阶。北宋武阶分横班、诸司使、使臣三大段落,有五六十阶,采用内诸司使的职名为阶号。宋神宗“以阶易官”,武官阶却没变动;直到宋徽宗政和年间,才改用某某大夫、某某郎为武官阶(100)。而且用以寄托权责的差遣,居然也逐渐形成了“关升资序”,并有“充”、“权”、“权发遣”之分,从而带有了品位的意义(参看本书第三章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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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5687 我们看到,这次品位化浪潮的冲击力,令人震撼。它是如此强大,竟使中央职位体制全盘崩溃,九品官品几近失效。这是很“骇人听闻”的。《宋史·职官志》把唐宋间职事官的阶官化,溯源到武后时的试官、员外官、检校官、摄官及判、知做法,认为是其远因。孙国栋先生不赞成将此视为远因,认为只是唐后期散阶贬值造成的:“散官益发不为人所重,于是以职事官酬功勋、叙位望自是必然的趋势。”由此,“初唐时的兵部、刑部和九寺、三监、秘书省、殿中省、十六卫等行政单位完全萎缩”(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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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5689 其实,不必把武后滥授与晚唐的位阶变迁分割开来。魏晋南北朝及唐宋,同属中国官阶“品位化”的时代。具体到位阶形式的变迁,此期出现过两道“长波”。在始于魏晋的第一道“长波”中,分别以汉代的侍从、大夫、郎官和汉代的将军、校尉为基础,经复杂演变,在唐初形成了文散阶和武散阶,由此告一段落。随后又开始了第二道“长波”。唐初的官制简练和官缺宽松,没多久就成了明日黄花。冗官冗吏及各种品位性官号,在武后时开始泛滥,并因“安史之乱”而在晚唐持续推进,直到北宋本官产生,位阶形式全盘翻新了。简言之,武后滥授与唐后期散阶贬值,乃同一道“长波”的持续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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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5691 上面所说的“长波”,主要是从位阶形式上说的。北宋的“本官”体制,到了宋神宗时发生转折。宋神宗实行“以阶易官”,这个措施的目的,是向唐前期的位阶样式回归。元丰三年(1080年)颁《以阶易官寄禄新格》,重新起用唐式的、由大夫与郎官组成的文散阶,取代省部寺监之官构成的“本官”体系,省部寺监之官得以“官复原职”,还原为职事官。这道“长波”中涌现的试官(试衔)、检校官、兼宪衔、功臣名,都被宋神宗废除。(检校官保留了仆射以上。宋徽宗还废除了勋官。南宋恢复了勋官,但实际没有使用。)在五代及北宋前期这段时间里,因使职自有高低,却没有官品,而省部寺监体制已扭曲变质,结果造成了宋人所说的“品不可用”,九品官品几近失效,几乎只跟服色相关了。而宋神宗“以阶易官”之时,九品官品也死灰复燃,再获新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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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5693 关于唐宋间职事官阶官化的原因,学者提出了多种解释,包括庶族地主要求参政,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新问题,唐朝官制的缺陷,皇帝加强中央集权等等(102)。还有人透过“唐宋变革论”的理论框架,来观察中晚唐的使职:“由贵族支配之中央律令体制逐渐崩坏,出现了以独裁君主为权力中心之各种新机构。通过对机构之私人任使,帝王之意志能由上至下直接厘行而畅通无阻。”(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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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5695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经济、军事及社会的变动,固然可能导致新机构、新官职的设置,这在很多朝代都有过,但没像唐末那样,使职全盘取代中央职能机构;“以职事官酬功勋、叙位望”,在很多朝代也都有过,但也没造成中央行政体制的全面阶官化。陆贽用天宝末“财赋不足以供赐”、司马光用肃宗时“府库无蓄积”,来解释“专以官爵赏功”的做法。但也如刘琴丽君的分析:安史之乱以前唐朝并不贫穷,但已大量使用员外官等赏赐将士了,“所以国家财赋不足,难以准确解释军功滥授现象”(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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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5697 滥授位阶、别设使职,首先是一种官僚制现象。前面之所以要详引唐斯的论述,就是为了强调这一点。上述第一道“长波”中,即魏晋南北朝到唐初的位阶变迁,并没有达到让省部寺监全盘阶官化的程度,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此期官僚的“贵族化”程度较高,门品秩序比较凝固,品位的获得方式相对比较封闭,品位的占有状态相对稳定,而且主要是占有散官、名号,职事官的品位化是有限的,所以对职位结构的冲击也是有限的;而唐宋官僚政治复兴,官僚升降频繁,位阶变动剧烈,反使滥授波及了职事官,反而对职位结构形成了强烈冲击。赘言之,魏晋南北朝时,士族门阀与部落贵族拥有家族权势,其身份维系是相对稳定的,所以此时的职事官品位化,还不至达到严重扭曲职位结构的程度;而唐宋官僚失去了门第维系,必须尽力争夺品爵官位来谋求富贵,而皇帝也只好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就造成了品位性官号铺天盖地,及职事官的剧烈品位化。时至明清,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皇帝专制独裁进一步强化,官僚的“自利取向”大受抑制,其品位要求也大受抑制。在明末与清末,虽有滥授,但皇帝仍不打算大把大把地拿职事官酬勋、买官僚的好儿。这时滥授的主要是品位,中央职位结构不至动摇,风雨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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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5699 皇帝独裁与唐宋职事官的阶官化,是什么关系呢?任何时候,专制君主都不会丧失其独裁愿望,所以仅就使职差遣而言,确实含有强化皇权、保障皇权有效行使的意图。但这只能解释使职差遣的设置,若以此来解释职事官的阶官化,依然未达一间。邓小南先生在讨论使职差遣时,指出:“帝王对于臣僚既有任用的一面,又有防范的一面。在官僚群中,在承认帝王人事大权的同时,亦要求自身的基本权益、地位有所保障。双方利益冲突、折衷的结果,使封建君主往往不直接触动在任官员的原有地位,转而临时任用一些身份相对低微者及左右亲从……由此造成了‘秩’与‘命’分离、‘官’与‘权’不侔。”(105)这就开始触及问题的要害了。不滥授,官僚就不满意,就离心离德;皇帝心里也过意不去,觉得对不住官僚们。唐宋间职事官的大量阶官化,表明官僚的品位寻求造成了强大压力,而皇帝妥协了。若说使职差遣还含有皇帝的独裁努力,那么职事官的阶官化,却抵消了这个努力。它是此期皇权与官权在权势分割上的一个动态平衡点。这样看来,北宋寄禄官体制的诞生,并不仅仅是皇帝独裁的发展结果,反倒是皇帝独裁仍不够强悍,而官僚拥有较大博弈能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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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5701 柳立言先生指出,很多学者把“唐宋变革”弄成了“泛称”,其实这个理论所强调的,是唐宋间的社会形态由中古走向近世,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根本转型(106)。不宜不加分别,而把唐宋间的任何变化都一股脑儿装进“唐宋变革”的大筐里。而且在我们看来,两千年中,帝制中国有发展、有波动、有“变态”、有阶段,但没有“变革”。唐宋之间也没有。汉、魏间也有变迁,南北朝、隋唐间也有变迁,唐宋间的变迁幅度未必比它们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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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5703 品位结构的变迁,为理解皇权与官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品位结构实质上是一种权力配置、身份安排和利益分割的制度,它敏锐而鲜明地反映了其时皇权与官僚的关系,以及专制官僚政治的形态与特点。在品位结构方面,我们没看到唐宋间发生了“变革”。对宋神宗的“以阶易官”,这里刻意使用“回到原点”的提法,目的就在于申明,中国官阶史上的那场变故,无法纳入“变革”概念之下。那一波的职事官品位化,造成了散阶贬值,品位性官号泛滥,省部寺监变质,九品官品失效;而宋神宗的“以阶易官”是则令唐式散阶死灰复燃,若干品位性官号被废除,省部寺监的职能完璧归赵,九品官品死而复生。这能说是“变革”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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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5705 而且这一波的“品位化”浪潮,并没有因为宋神宗的“以阶易官”而告结束。在某种意义上说,“以阶易官”是回到了唐初散阶的原点;在这之后,“品位化”的局面仍在持续,并未终止。祠禄官、添差官的泛滥,内侍阶、医阶、道阶、处士号及吏役位阶的存在,以及恩荫、兼官之滥,都是证据。正如宋人岳珂之论:“自元丰定官制……虚名既遍废,而吏劳不可不酬;惟其不可不酬,故官赏不得不滥;惟其不得不滥,故贴职不甚贵重,铨选奏补益袢。”(107)唐宋间的品位结构是有变化的,例如唐更重“门资”而宋更重“官资”。但总的看来,各种事实都证明,唐宋两朝的品位结构相似,进而就是唐宋官僚政治的特性相似,在政治史和制度史上应划入同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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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5707 (1) 秦素银:《两汉封侯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3年硕士论文,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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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5709 (2) 《新唐书》卷一五七《陆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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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5711 (3) 顾江龙:《汉唐间的爵位、勋官与散官——品位结构与等级特权视角的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7年博士论文,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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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5713 (4) 陈奕玲:《魏晋南朝军号散阶化的若干问题》,《燕京学报》新13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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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5715 (5) 《左传》成公三年。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68—669页。谢维扬先生说:“这种分别,可能主要是根据各诸侯国的实力,包括其幅员来决定的。”《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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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5717 (6)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8页。但书中所列偶有不妥,例如“饮止”应作“饮至”;又“元日”、“元会”、“元正”被其分列为3项,其实只是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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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5719 (7) 孙机:《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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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5721 (8) 王有光:《吴下谚联》卷二《宰相家人七品官》,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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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5723 (9) 《诗经·小雅·节南山》:“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克鼎》中的膳夫克,使用大牢七鼎;《此簋》中的膳夫此,使用大牢九鼎。参看俞伟超:《周代用鼎制度研究》,收入《先秦两汉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6—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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