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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在“北宋前期官阶”中的那些官号，人们并不陌生，在唐前期，它们都是职能性官职，现在却完全变成官阶了，有名无实了。它们本来的职事，王朝另用“差遣”委寄，采用判某事、知某事、管勾某事等形式。正如《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序》所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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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常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阶官未行之先，州县守令，多带中朝职事官外补。阶官既行之后，或带或否，视是为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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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说宋制有官有职有差遣，明人王鏊辨析说：“台省寺监卫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廪禄之厚薄，多无职业。其所谓‘官’，乃古之爵也；所谓‘差遣’，乃古之官也；所谓‘职’，乃古之加官也。”(99)帝国行政的核心部分中央省部寺监之官，竟然全盘阶官化了，使职差遣取而代之。所以我们这样打比方：中央职位结构的崩溃，好比一座办公大楼的中心塌了一大块儿，其建筑材料被官僚私用了；而使职差遣，就是另行搭建的一片简易房，用作临时办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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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间的品位化浪头非常强劲，以至于作为职事之寄托的使职差遣本身，居然又发生了阶官化。例如内诸司使。内诸司使是宦官系统内的各种使职，最初只是职而不是阶，自身没有品级，所以要另用散阶、爵号、勋官、加官及职事官衔来确定个人品位。然而在五代后期，这些使职开始虚衔化了，在北宋竟然变成了武选官的官阶。北宋武阶分横班、诸司使、使臣三大段落，有五六十阶，采用内诸司使的职名为阶号。宋神宗“以阶易官”，武官阶却没变动；直到宋徽宗政和年间，才改用某某大夫、某某郎为武官阶(100)。而且用以寄托权责的差遣，居然也逐渐形成了“关升资序”，并有“充”、“权”、“权发遣”之分，从而带有了品位的意义（参看本书第三章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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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这次品位化浪潮的冲击力，令人震撼。它是如此强大，竟使中央职位体制全盘崩溃，九品官品几近失效。这是很“骇人听闻”的。《宋史·职官志》把唐宋间职事官的阶官化，溯源到武后时的试官、员外官、检校官、摄官及判、知做法，认为是其远因。孙国栋先生不赞成将此视为远因，认为只是唐后期散阶贬值造成的：“散官益发不为人所重，于是以职事官酬功勋、叙位望自是必然的趋势。”由此，“初唐时的兵部、刑部和九寺、三监、秘书省、殿中省、十六卫等行政单位完全萎缩”(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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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必把武后滥授与晚唐的位阶变迁分割开来。魏晋南北朝及唐宋，同属中国官阶“品位化”的时代。具体到位阶形式的变迁，此期出现过两道“长波”。在始于魏晋的第一道“长波”中，分别以汉代的侍从、大夫、郎官和汉代的将军、校尉为基础，经复杂演变，在唐初形成了文散阶和武散阶，由此告一段落。随后又开始了第二道“长波”。唐初的官制简练和官缺宽松，没多久就成了明日黄花。冗官冗吏及各种品位性官号，在武后时开始泛滥，并因“安史之乱”而在晚唐持续推进，直到北宋本官产生，位阶形式全盘翻新了。简言之，武后滥授与唐后期散阶贬值，乃同一道“长波”的持续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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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说的“长波”，主要是从位阶形式上说的。北宋的“本官”体制，到了宋神宗时发生转折。宋神宗实行“以阶易官”，这个措施的目的，是向唐前期的位阶样式回归。元丰三年（1080年）颁《以阶易官寄禄新格》，重新起用唐式的、由大夫与郎官组成的文散阶，取代省部寺监之官构成的“本官”体系，省部寺监之官得以“官复原职”，还原为职事官。这道“长波”中涌现的试官（试衔）、检校官、兼宪衔、功臣名，都被宋神宗废除。（检校官保留了仆射以上。宋徽宗还废除了勋官。南宋恢复了勋官，但实际没有使用。）在五代及北宋前期这段时间里，因使职自有高低，却没有官品，而省部寺监体制已扭曲变质，结果造成了宋人所说的“品不可用”，九品官品几近失效，几乎只跟服色相关了。而宋神宗“以阶易官”之时，九品官品也死灰复燃，再获新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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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宋间职事官阶官化的原因，学者提出了多种解释，包括庶族地主要求参政，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新问题，唐朝官制的缺陷，皇帝加强中央集权等等(102)。还有人透过“唐宋变革论”的理论框架，来观察中晚唐的使职：“由贵族支配之中央律令体制逐渐崩坏，出现了以独裁君主为权力中心之各种新机构。通过对机构之私人任使，帝王之意志能由上至下直接厘行而畅通无阻。”(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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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经济、军事及社会的变动，固然可能导致新机构、新官职的设置，这在很多朝代都有过，但没像唐末那样，使职全盘取代中央职能机构；“以职事官酬功勋、叙位望”，在很多朝代也都有过，但也没造成中央行政体制的全面阶官化。陆贽用天宝末“财赋不足以供赐”、司马光用肃宗时“府库无蓄积”，来解释“专以官爵赏功”的做法。但也如刘琴丽君的分析：安史之乱以前唐朝并不贫穷，但已大量使用员外官等赏赐将士了，“所以国家财赋不足，难以准确解释军功滥授现象”(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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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授位阶、别设使职，首先是一种官僚制现象。前面之所以要详引唐斯的论述，就是为了强调这一点。上述第一道“长波”中，即魏晋南北朝到唐初的位阶变迁，并没有达到让省部寺监全盘阶官化的程度，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此期官僚的“贵族化”程度较高，门品秩序比较凝固，品位的获得方式相对比较封闭，品位的占有状态相对稳定，而且主要是占有散官、名号，职事官的品位化是有限的，所以对职位结构的冲击也是有限的；而唐宋官僚政治复兴，官僚升降频繁，位阶变动剧烈，反使滥授波及了职事官，反而对职位结构形成了强烈冲击。赘言之，魏晋南北朝时，士族门阀与部落贵族拥有家族权势，其身份维系是相对稳定的，所以此时的职事官品位化，还不至达到严重扭曲职位结构的程度；而唐宋官僚失去了门第维系，必须尽力争夺品爵官位来谋求富贵，而皇帝也只好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就造成了品位性官号铺天盖地，及职事官的剧烈品位化。时至明清，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皇帝专制独裁进一步强化，官僚的“自利取向”大受抑制，其品位要求也大受抑制。在明末与清末，虽有滥授，但皇帝仍不打算大把大把地拿职事官酬勋、买官僚的好儿。这时滥授的主要是品位，中央职位结构不至动摇，风雨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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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独裁与唐宋职事官的阶官化，是什么关系呢？任何时候，专制君主都不会丧失其独裁愿望，所以仅就使职差遣而言，确实含有强化皇权、保障皇权有效行使的意图。但这只能解释使职差遣的设置，若以此来解释职事官的阶官化，依然未达一间。邓小南先生在讨论使职差遣时，指出：“帝王对于臣僚既有任用的一面，又有防范的一面。在官僚群中，在承认帝王人事大权的同时，亦要求自身的基本权益、地位有所保障。双方利益冲突、折衷的结果，使封建君主往往不直接触动在任官员的原有地位，转而临时任用一些身份相对低微者及左右亲从……由此造成了‘秩’与‘命’分离、‘官’与‘权’不侔。”(105)这就开始触及问题的要害了。不滥授，官僚就不满意，就离心离德；皇帝心里也过意不去，觉得对不住官僚们。唐宋间职事官的大量阶官化，表明官僚的品位寻求造成了强大压力，而皇帝妥协了。若说使职差遣还含有皇帝的独裁努力，那么职事官的阶官化，却抵消了这个努力。它是此期皇权与官权在权势分割上的一个动态平衡点。这样看来，北宋寄禄官体制的诞生，并不仅仅是皇帝独裁的发展结果，反倒是皇帝独裁仍不够强悍，而官僚拥有较大博弈能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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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立言先生指出，很多学者把“唐宋变革”弄成了“泛称”，其实这个理论所强调的，是唐宋间的社会形态由中古走向近世，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根本转型(106)。不宜不加分别，而把唐宋间的任何变化都一股脑儿装进“唐宋变革”的大筐里。而且在我们看来，两千年中，帝制中国有发展、有波动、有“变态”、有阶段，但没有“变革”。唐宋之间也没有。汉、魏间也有变迁，南北朝、隋唐间也有变迁，唐宋间的变迁幅度未必比它们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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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结构的变迁，为理解皇权与官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品位结构实质上是一种权力配置、身份安排和利益分割的制度，它敏锐而鲜明地反映了其时皇权与官僚的关系，以及专制官僚政治的形态与特点。在品位结构方面，我们没看到唐宋间发生了“变革”。对宋神宗的“以阶易官”，这里刻意使用“回到原点”的提法，目的就在于申明，中国官阶史上的那场变故，无法纳入“变革”概念之下。那一波的职事官品位化，造成了散阶贬值，品位性官号泛滥，省部寺监变质，九品官品失效；而宋神宗的“以阶易官”是则令唐式散阶死灰复燃，若干品位性官号被废除，省部寺监的职能完璧归赵，九品官品死而复生。这能说是“变革”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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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一波的“品位化”浪潮，并没有因为宋神宗的“以阶易官”而告结束。在某种意义上说，“以阶易官”是回到了唐初散阶的原点；在这之后，“品位化”的局面仍在持续，并未终止。祠禄官、添差官的泛滥，内侍阶、医阶、道阶、处士号及吏役位阶的存在，以及恩荫、兼官之滥，都是证据。正如宋人岳珂之论：“自元丰定官制……虚名既遍废，而吏劳不可不酬；惟其不可不酬，故官赏不得不滥；惟其不得不滥，故贴职不甚贵重，铨选奏补益袢。”(107)唐宋间的品位结构是有变化的，例如唐更重“门资”而宋更重“官资”。但总的看来，各种事实都证明，唐宋两朝的品位结构相似，进而就是唐宋官僚政治的特性相似，在政治史和制度史上应划入同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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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秦素银：《两汉封侯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3年硕士论文，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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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唐书》卷一五七《陆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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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顾江龙：《汉唐间的爵位、勋官与散官——品位结构与等级特权视角的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7年博士论文，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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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奕玲：《魏晋南朝军号散阶化的若干问题》，《燕京学报》新13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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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左传》成公三年。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68—669页。谢维扬先生说：“这种分别，可能主要是根据各诸侯国的实力，包括其幅员来决定的。”《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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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8页。但书中所列偶有不妥，例如“饮止”应作“饮至”；又“元日”、“元会”、“元正”被其分列为3项，其实只是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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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孙机：《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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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有光：《吴下谚联》卷二《宰相家人七品官》，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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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诗经·小雅·节南山》：“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克鼎》中的膳夫克，使用大牢七鼎；《此簋》中的膳夫此，使用大牢九鼎。参看俞伟超：《周代用鼎制度研究》，收入《先秦两汉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6—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