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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孙国栋：《晚唐中央政府组织的变迁》，收入其《唐宋史论丛》，台湾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88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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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陈仲安：《唐代的使职差遣制度》，《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何汝泉：《唐代使职的产生》；宁志新：《隋唐使职制度研究：农牧工商编》，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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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赵雨乐：《唐宋变革期内诸司使之等级问题初探》，《宋史论文集：罗球老师荣休纪念专辑》，香港中国史研究会1994年版，第70页以下；《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序论。日人的相关研究，参看佐伯富：《宋代の皇城司につぃて》，《东方学报》9，1938年；《宋代走马承受の研究》，《东方学报》14，1944年；砺波护《三司使の成立について——唐宋の变革と使职》，《史林》第44卷第4期，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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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刘琴丽：《唐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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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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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第8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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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岳珂：《愧郯录》卷七《散阶勋官寄禄功臣检校试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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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第九章 进阶、买卖、转让、结衔、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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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作为官员管理的常规手段——进阶，发展得非常成熟。除了劳考进阶，古代还有“泛阶”的做法。这种“大呼隆”集体晋级，在两晋南北朝唐宋很盛行，被用来体现皇帝恩惠、满足官员的位阶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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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正常进阶之外，还存在着提供财物换取位阶的做法。这个制度很早就出现了，明清蔚为大观。但在帝制前期、中期与后期，多少还有些不同。前期以卖爵为主。中期的用财物换取位阶的做法，往往与初仕者的番上劳务结合在一起，算是番上劳务的代役钱。后期则明显成为一种“买卖”，直接拿钱购买学历、实官与品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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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通过各种方式所获位阶，有时候可以转让他人，主要是转让给亲属。有时候朝廷设置了占有位阶的上限，超过了上限的部分被要求转让给亲属。当然这种限制依然表明，皇帝承认了官爵是一种个人既得权益，官僚有一定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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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衔是官员地位、身份与荣耀的展示方式。官僚列衔的复杂化，与王朝位阶的复杂化成正比，进而与人事管理的复杂化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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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晋升？何时晋升？为何晋升？沿何路线可以更快晋升？在被录用而成为文官之后，面对着等级阶梯，就将出现这样的问题。对不同出身的官员，安排了不同的迁转路线，造成了不同的晋升速度和幅度，造成了官僚对等级的不同感受，使有人感觉等级高峻、有人感觉等级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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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用于阐述上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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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阶与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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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中有个旗官伊阿古，他曾这样感叹：“说来真叫人恼恨，军队里的升迁可以全然不管古来的定法，按照各人的阶级依次递补，只要谁的脚力大，能够得到上官的欢心，就可以越级躐升。”(1)伊阿古盼望“按照各人的阶级依次递补”，一语道破了官僚的最大心愿。官僚制的基本性格，就是追求循资渐进而排斥不次颖脱，不独中国为然。在官僚组织度过了初创期与扩张期、发生了“常规化”之后，循资论年头的呼声，就会压倒破格用人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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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共和国的官员任期很短，只有6个月到一年，最长的不过18个月(2)。俄罗斯十六七世纪的衙门（又译政厅）中的助理司书，分青年、中年、老年三等，其晋升年限各为5年与8年(3)。俄罗斯1834年的《文职官阶晋升条例》，规定了14品文官进阶，所需年限为2—4年(4)。1996年《国家公务员职务升降暂行规定》第7条，也明确规定了升职时在前一职务上的必要任职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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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 在中国古代，常规性的升职、进阶制度，发展得相当细密、成熟。当然，这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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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贵族政治下，实行世卿、世官、世禄。官僚政治下的那种考课进阶制度，此期尚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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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的考课制度，已颇具规模了。郡县考课称“上计”，中央官员也有考课。官员的日常勤务，都有记录，有所谓“日迹簿”。考课优等者，可以得到赐金、增秩、升官、加爵等奖励，但并不因此而进阶，因为秦汉不设个人位阶。秦汉爵级与秩级相疏离，不能凭爵级而获得官职与秩级，所以爵级不能标示官资，不同于记录与标示官资的位阶。考课优等，可以“增秩”。二千石郡守治绩突出，朝廷有时就把他的秩级加至中二千石，以示褒奖。考课殿后，则可能遭到“贬秩”。但秩级是附丽于职位的，已往秩级原则上不能带到新职上去，所以增秩、贬秩本质上是一种加俸、罚俸制度，其品位意义并不强烈。“增秩”其实没有提高官员的个人级别，因为秦汉没为官员设置个人级别。所以严格说来，秦汉没有考课进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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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下，“进位”、“加阶”办法迅速普及了。“位”、“阶”有双重意义：第一是官职的“阶”。九品官品之下，各个官职又有阶次高下，这是官职的“阶”。第二是官员的“阶”。它被记录在官员的个人官簿上，是官员所累积的官资，用作其升职的依据。在任命时，官职之阶与个人之阶应该相称。如果个人的阶低而官职的阶高，就属于“超资”。此期很多官职有了固定任期，官员“秩满”即完成一任，即可晋升个人位阶。北魏有“停年格”制度，“专以停解日月为断”，即，任满解职便加入候选队伍，排队等候下一次任命，其排序取决于解职日期，解职早的排在前面，解职晚的排在后面。唐朝的官员资格也以“阶”或“考”作为计算单位。还出现了“循资格”，是一种依资循阶而注官授职的法令(5)。宋廷也制订有《循资格》。古代的考课往往流于形式，俸满即可成资。尽管王朝强调考课必须注重“实迹”，但“实迹”最终也成了套话(6)。不过现代各国的文官考课，同样经常流于形式，不独中国古代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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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建立了“考满”制度。州县官三年一考，再三年“再考”，再三年构成“通考”。通考合格，可以上京朝觐皇帝。清朝考核京官叫“京察”，考核地方官叫“大计”，都是三年一次。在实际上，因考课优异而优先升转的情况是很少的，绝大多数官员按“俸历”即实际的任职年月升转，是所谓“据俸升官”、“论俸升转”。“三年准调，五年准升”，是最基本的原则(7)。清朝有议叙制度，记录3次，即加1级；加级升衔，即有相应的顶戴待遇。对降级者，则有罚俸（一个月到两年）、降级留用（降1—3级）、降级调用（降1—5级）、革职及革职留任等惩罚。加级、记录可以用来抵消降级、罚俸。还可以通过捐纳来捐级、捐记录或抵消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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