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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泰始元年（265年），文武普增位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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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帝即位（290年），增天下位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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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帝中兴建（317年），赐诸吏投刺劝进者加位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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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元年（318年）文武增位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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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太宁二年（323年）皇太子立，增文武位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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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帝即位（326年），增文武位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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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康元年（335年）帝加元服，增文武位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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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帝即位（343年），增文武位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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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帝升平元年（357年）帝加元服、亲万机，增文武位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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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帝临朝，增文武位各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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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帝即位（397年），增文武位一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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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普增位”的做法，与汉代“普赐爵”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可见秦汉的“爵—秩体制”业已告终，“官本位”时代已经降临。频繁增位，南北朝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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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泛阶，始于唐高宗乾封年间。此后“三品以上赐爵，四品以下加阶”的做法，就频繁起来了。“三品已上，其阶已贵，故赐爵；四品以下，其阶未贵，故加阶”；“九品以上，每岁逢赦，必赐阶、勋，无功获赏”(10)。位阶泛授，是为了显示皇帝殊恩，所以通常选择在庆典（如立皇太子、皇帝加元服或南郊祭天）之上，颁布大赦及泛授位阶的“恩诏”。所泛授的，照例是阶、勋、爵三样，如“享于太庙，大赦，赐文武官阶、勋、爵”、“如汾阴祠后土，赐文武官阶、勋、爵”、“南郊，大赦，赐文武官阶、勋、爵”等所显示的那样(11)。下面就是一份“恩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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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大赦天下。……升坛行事官及供奉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诸献官并准此升坛例。内外文武官及致仕并前资陪位者，赐勋一转。缘大礼有职掌并押当者，更加一阶。斋郎并放出身。皇亲诸亲陪位未出身者，并放选；已出身者，赐勋一转。亲王公主各与一子官。三品卫、监门、黄衣、长上、飞骑、万骑并仗内杂色人，在斋宫宿卫，及诸色人有资劳人缘大礼有职掌，并流外行署预见大礼者，亦赐勋一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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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同样也有“文武臣僚各进阶、勋、爵、邑”、“内外文武臣僚咸进阶、封”、“内外文武官并进阶、勋、爵、邑有差”(13)的做法。这时候通常还向官僚提供恩荫机会，是所谓“大礼荫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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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散阶制度变质，“泛阶”的优惠跟着没有了。若逢皇帝即位或其他庆典，就可能在三年一次的例行科举之外，特开“恩科”，额外增加一次“高考”，给学子以考取学位的更多机会。光绪癸卯科（1903年）科举结束，下一科应在第三年（1906年）开考，但甲辰年（1904年）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寿，称“万寿节”，普天同庆，于是此年加试“恩科”。泛阶、恩科都属于资格管理上的优惠，比较而言，恩科比泛阶的优惠小多了，考不上的话就白费一次事儿，什么也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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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来总结一下前两节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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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朝贵族政治下，既没有考课进阶制度，也没有泛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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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代不为官员设“阶”，当然也不存在进阶制度。爵级不构成任官资格，与秩级疏离。普赐爵位采用“赐满”形式，是一种身份调整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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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北朝与唐宋，考课进阶与泛授位阶的制度，同时发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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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清的“阶”已经变质。考课所获资格，其品位化程度大为下降。泛阶之事消沉了，“恩科”算是一个小小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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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贡献与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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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占庭帝国，行省以下的官职曾经可以买卖，其收入由皇帝和大区长分赃(15)。在法国18世纪，卖官鬻爵风行一时，遍及市政、财政和司法部门。买官既是为了法外捞钱，也是为了获得合法贵族身份，晋升上流社会。高等法院曾权倾一时，部分就是因为官职的油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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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爵买卖的变迁 在中国古代，向国家提供财物以换取官爵之事，很多朝代都有。除了财物，还可以用劳务换取。当然，这是指正式制度，而不是非法的、个人性的卖官鬻爵。卖官与王朝品位结构，有什么的关系呢？卖官的样式及其背后的观念，历史前后期有过变化，这就涉及了王朝品位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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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有这样的政策：对战争期间提供了劳务或财物者，国家给予爵号或官职作为奖酬，就是“使民以粟出官、爵”，“粟爵粟任”。《墨子·号令》：“又用其贾贵贱多少赐爵。欲为吏者许之；其不欲为吏，而欲以受赐赏、爵禄，若赎出亲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许之。”(17)秦始皇曾给纳粟千石者拜爵一级。汉文帝时晁错倡议，鼓励百姓“入粟于官”以拜爵赎罪。很多平民买了五大夫爵。汉武帝还曾另设武功爵，其爵号有千夫、乐卿等，可以用钱购买。战国秦汉的卖爵、买爵特别突出，可见在这时候，“爵”是主干性位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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