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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本来不能凭爵级起家，但西汉买来的爵级是个例外。汉武帝规定，买武功爵就可以优先补吏，平民也可以凭千夫和五大夫的爵号做郎吏。不过很奇怪，朝廷规定，不想为吏就得出马，而马价是很贵的；做过吏的还得去干活，如伐棘上林，作昆明池。这就有强迫为吏的意思了。这提示人们：第一，在历史早期，对向国家贡献财物者授爵，被认为是正当的；第二，至少在汉武帝时，让有爵者为吏，不是什么太大的便宜，只是一份差使，甚至是苦差。确实，秦汉附丽于爵级的待遇很优厚，附丽于秩级的待遇则很简薄。千夫与五大夫可以补郎，但做郎不等于做官，郎官是要承担宿卫勤务的。汉初的郎官不但无俸，一度还得向官府交办公费。所以当时有规定，家资达到十万钱才能做郎，叫“赀选”，因为家境贫穷者承受不了郎官的花费。通过勤务换取选官资格，与通过纳粟换取授爵补吏资格，在古人的观念中差不了多少，都是对国家的一种贡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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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获得了中正品、从而拥有选官资格的“王官司徒吏”，虽然还不是官，但需要定期番上服役。就是说，候选人要为国家提供劳务。南朝刘宋有入粟除官之制，有除令史的，有除郡的，还有“署四品在家”、“署三品在家”的(19)。这里的四品、三品，都指中正品，即选官资格。这时候三四品的中正品，已可以用粟来买了，表明南朝皇权复振之后，维护士族特权的中正制开始变质。南北朝的东西省散官，也有值宿、出使等勤务。北朝的东西省官，“任官外戍，远使绝域，催督逋悬，察检州镇”，相当辛苦。又，北朝向从征、出马、纳粟的人赏赐位阶，使之成为“职人”（意谓有官之人），以此候选实官。在成为“职人”之后，仍可以通过纳粟、追捕逃犯或在修缮官府缺乏经费时出绢出砖，来提高位阶，或获得实官(20)。总之在南北朝，提供财物与提供劳务来换取位阶，二者并行，相为表里。劳务的重要性，显示了魏晋南北朝时人力资源的紧缺性，王朝努力“人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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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文武散官四品以下及勋官的参选条件，是先到吏部番上服役。不想番上，就得按年头纳资交钱，三品以上600文，六品以下1000文，灾荒减半。这种身份的人叫“台资”(21)。此外，六至九品官（及三至五品勋官）的儿子，可以通过“品子”叙阶，但要先任杂掌，或给王公官贵当亲事、帐内，否则也要纳课，每年1500文，这笔钱是交给其所服侍的王公官贵的。可见，唐朝的番上与纳资是两个可选项，不选这个就得选那个，不出力就得出钱。在其背后，仍是历史早期的“贡献”观念，以及把官职候选人视为财源及劳力的习惯。唐人不把这种“纳资”看成卖官鬻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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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影响，当时任官交费的现象比较普遍。在五代后唐，诸道节度、观察、防御、经略等使，刺史、县令、诸道幕府参佐，以及诸司带宪衔兼官者，在任命时必须纳钱给御史台，叫做“光台礼钱”或“光台宪衔钱”，交钱后才给告身。任命检校官，则须纳钱给尚书省，叫做“光省礼钱”(22)。想挣钱，就得先交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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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有“进纳”制度，明朝有“纳粟”制度，清朝有捐纳制度。除了官职之外，学历也可以买，例如“例监”。这都是人所熟知的。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的“进纳”曾包括劳务。宋仁宗时韩琦曾建议，让富民雇人修城，三万工给予太庙斋郎，五万工给予试监簿或同学究出身，七万工给予簿、尉，八万工给予借职，十万工给予奉职(23)。学者把它看成特例。但也不妨认为，它是历史早期以劳务换取官资做法的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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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进纳制度主要是卖阶，依阶论价。到了南宋之初，因财政困难，差遣也开始卖了。清朝捐纳的花色品种十分丰富，包括捐实官、捐虚衔、捐封典、捐出身、捐加级记录、捐分发等(24)。吏部的候选次序也能捐，交了钱排号就可以前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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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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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前期，爵级买卖比较突出，显示这时候“爵”是主干性位阶；在早期观念中，向国家提供财物与劳务被认为是一种贡献，可以酬以官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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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提供财物与劳务以换取出身、提高位阶，二者相为表里。这与此期经济形态、财政特点与人力资源的特殊状况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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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北朝唐宋，由“卖爵”为主转向“卖阶”为主。这跟同一时期等级管理的重“阶”现象是相关的，是“官本位”即行政本位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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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明清时代，“贡献”观念完全淡化，卖官被视为纯粹的“交易”。明清捐纳，主要是捐实官及捐学历，反映了“阶”的作用大为下降，学历已成为主干性位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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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爵的售价 即令历史早期观念认可用“贡献”换取官资的正当性，也不妨碍其本质上仍是一种交易。那么官爵的售价，就成了其“使用价值”的另一尺度。进而通过官爵售价，就可能查知其时等级秩序的另一些侧面。东汉灵帝“西邸卖官”时的价目，参看下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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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从薪俸看，九卿比郡守高50％。售价却反过来了，大郡守的定价比九卿高4—6倍。九卿与县长的俸禄比是180斛比50斛，即3.6:1；售价比却是500万比400万，即1.25:1。又，“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德”是说这人有名望，可以少收钱；“次”指的是资历，按资历已有条件任其职者，也可以少收钱。那么“德”与“次”价值，占1/2到2/3左右。例如三公的售价是1000万，而崔烈只花了500万就买到了此官，这因为他是“冀州名士”，所以皇帝给他打折。崔烈的儿子对父亲说：“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少有英称”就是“德”，“历位卿守”就是“次”。买官是一种投资，它与所期望的回报直接相关。而这一点，将从官职的售价上体现出来。我们认为郡县长官的售价与秩级、与禄额不符，原因在于灰黑收入。第八章第1节曾论及“灰黑收入增大造成正式品秩效力下降”的规律，而郡县长官的售价与秩级、禄额不符，为此提供了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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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南宋绍兴年间的承宣郎至迪功郎的售价(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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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宣郎至修职郎都是从八品官，然而其售价高低竟相差一倍，骤看上去，很让人奇怪。其实这七郎来自元丰改制前的“选人七阶”，或称幕职州县官。宋神宗元丰改制之后，它们都挤在八九品里，看上去只两等，但就官资而言却是7阶，所以售价依官资而不依官品，也是7等。在这时候，售价比官品更清晰地反映了实际品位结构，在官品上看不清楚的等级关系，在售价上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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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捐纳定价，除了跟官缺肥瘠与品衔高下有关之外，还跟捐纳者的学历与资历有关。比如康熙时的一次捐纳，同是知县之官，举人来捐，定价1000两；五贡来捐，定价2000两。可见举人的“含金量”比五贡高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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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爵的买卖样式和定价高下，也是其时等级秩序的一个侧面。在这方面继续深挖，或有新鲜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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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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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让与回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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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法国卖官风行之时，人们是把官职视为合法私产的，某些情况下还可以继承。在传统中国，官职位阶也是官僚的既得利益，一旦拥有，就具有了某种程度的“个人属性”。位阶的转让，就是其“个人属性”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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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贵族政治之下，爵号当然不能随意转让。汉朝的爵就可以出卖了。这不是说朝廷向民众卖爵，而是说民间自相买卖，老百姓卖、老百姓买，爵级进入市场，自由流通。汉惠帝、汉文帝都有“民得卖爵”之诏。史称“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遇到灾年没钱花了，老百姓除了卖儿子之外，还卖爵级，皇帝还下诏鼓励百姓卖爵，以作为一种救灾措施(27)。汉武帝时，因功而拥有爵级的人想转让、想出卖，但渠道不畅。为活跃爵级市场、拉动内需，汉武帝下诏：“受爵赏而欲移、卖者，无所流，其议为令。”于是，有司奏请置武功赏官。应劭解释说：“言军吏士斩首虏，爵级多无所移与。今为置武功赏官，爵多者分与父兄子弟，及卖与他人也。”颜师古注：“此诏言欲移、卖爵者，无有差次，不得流行，故为置官级也。”(28)按照应劭之说，武功赏官的办法，为爵位的“移”和“卖”提供了便利，“移”就是“分与父兄子弟”。颜师古解释说，朝廷为方便买卖，特意制定了“官级”。“官级”应是指导价格，以促进爵级的“流行”，即交易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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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称为“回授”的爵级转让方式，含有限制的意思。汉廷赐民爵的诏书中，往往规定“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29)，亦即爵级超过公乘的人，需要把超过的爵级回授给兄弟或儿子。公乘是第8级爵，此爵之上可以免役。高敏先生指出，强制回授，其目的就是“要解决民爵过公乘的矛盾，从而杜绝小农因赐爵而获得免役权利的渠道”(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