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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来总结一下前两节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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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朝贵族政治下，既没有考课进阶制度，也没有泛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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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代不为官员设“阶”，当然也不存在进阶制度。爵级不构成任官资格，与秩级疏离。普赐爵位采用“赐满”形式，是一种身份调整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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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北朝与唐宋，考课进阶与泛授位阶的制度，同时发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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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清的“阶”已经变质。考课所获资格，其品位化程度大为下降。泛阶之事消沉了，“恩科”算是一个小小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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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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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贡献与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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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占庭帝国，行省以下的官职曾经可以买卖，其收入由皇帝和大区长分赃(15)。在法国18世纪，卖官鬻爵风行一时，遍及市政、财政和司法部门。买官既是为了法外捞钱，也是为了获得合法贵族身份，晋升上流社会。高等法院曾权倾一时，部分就是因为官职的油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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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爵买卖的变迁 在中国古代，向国家提供财物以换取官爵之事，很多朝代都有。除了财物，还可以用劳务换取。当然，这是指正式制度，而不是非法的、个人性的卖官鬻爵。卖官与王朝品位结构，有什么的关系呢？卖官的样式及其背后的观念，历史前后期有过变化，这就涉及了王朝品位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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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有这样的政策：对战争期间提供了劳务或财物者，国家给予爵号或官职作为奖酬，就是“使民以粟出官、爵”，“粟爵粟任”。《墨子·号令》：“又用其贾贵贱多少赐爵。欲为吏者许之；其不欲为吏，而欲以受赐赏、爵禄，若赎出亲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许之。”(17)秦始皇曾给纳粟千石者拜爵一级。汉文帝时晁错倡议，鼓励百姓“入粟于官”以拜爵赎罪。很多平民买了五大夫爵。汉武帝还曾另设武功爵，其爵号有千夫、乐卿等，可以用钱购买。战国秦汉的卖爵、买爵特别突出，可见在这时候，“爵”是主干性位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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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本来不能凭爵级起家，但西汉买来的爵级是个例外。汉武帝规定，买武功爵就可以优先补吏，平民也可以凭千夫和五大夫的爵号做郎吏。不过很奇怪，朝廷规定，不想为吏就得出马，而马价是很贵的；做过吏的还得去干活，如伐棘上林，作昆明池。这就有强迫为吏的意思了。这提示人们：第一，在历史早期，对向国家贡献财物者授爵，被认为是正当的；第二，至少在汉武帝时，让有爵者为吏，不是什么太大的便宜，只是一份差使，甚至是苦差。确实，秦汉附丽于爵级的待遇很优厚，附丽于秩级的待遇则很简薄。千夫与五大夫可以补郎，但做郎不等于做官，郎官是要承担宿卫勤务的。汉初的郎官不但无俸，一度还得向官府交办公费。所以当时有规定，家资达到十万钱才能做郎，叫“赀选”，因为家境贫穷者承受不了郎官的花费。通过勤务换取选官资格，与通过纳粟换取授爵补吏资格，在古人的观念中差不了多少，都是对国家的一种贡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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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获得了中正品、从而拥有选官资格的“王官司徒吏”，虽然还不是官，但需要定期番上服役。就是说，候选人要为国家提供劳务。南朝刘宋有入粟除官之制，有除令史的，有除郡的，还有“署四品在家”、“署三品在家”的(19)。这里的四品、三品，都指中正品，即选官资格。这时候三四品的中正品，已可以用粟来买了，表明南朝皇权复振之后，维护士族特权的中正制开始变质。南北朝的东西省散官，也有值宿、出使等勤务。北朝的东西省官，“任官外戍，远使绝域，催督逋悬，察检州镇”，相当辛苦。又，北朝向从征、出马、纳粟的人赏赐位阶，使之成为“职人”（意谓有官之人），以此候选实官。在成为“职人”之后，仍可以通过纳粟、追捕逃犯或在修缮官府缺乏经费时出绢出砖，来提高位阶，或获得实官(20)。总之在南北朝，提供财物与提供劳务来换取位阶，二者并行，相为表里。劳务的重要性，显示了魏晋南北朝时人力资源的紧缺性，王朝努力“人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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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文武散官四品以下及勋官的参选条件，是先到吏部番上服役。不想番上，就得按年头纳资交钱，三品以上600文，六品以下1000文，灾荒减半。这种身份的人叫“台资”(21)。此外，六至九品官（及三至五品勋官）的儿子，可以通过“品子”叙阶，但要先任杂掌，或给王公官贵当亲事、帐内，否则也要纳课，每年1500文，这笔钱是交给其所服侍的王公官贵的。可见，唐朝的番上与纳资是两个可选项，不选这个就得选那个，不出力就得出钱。在其背后，仍是历史早期的“贡献”观念，以及把官职候选人视为财源及劳力的习惯。唐人不把这种“纳资”看成卖官鬻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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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影响，当时任官交费的现象比较普遍。在五代后唐，诸道节度、观察、防御、经略等使，刺史、县令、诸道幕府参佐，以及诸司带宪衔兼官者，在任命时必须纳钱给御史台，叫做“光台礼钱”或“光台宪衔钱”，交钱后才给告身。任命检校官，则须纳钱给尚书省，叫做“光省礼钱”(22)。想挣钱，就得先交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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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有“进纳”制度，明朝有“纳粟”制度，清朝有捐纳制度。除了官职之外，学历也可以买，例如“例监”。这都是人所熟知的。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的“进纳”曾包括劳务。宋仁宗时韩琦曾建议，让富民雇人修城，三万工给予太庙斋郎，五万工给予试监簿或同学究出身，七万工给予簿、尉，八万工给予借职，十万工给予奉职(23)。学者把它看成特例。但也不妨认为，它是历史早期以劳务换取官资做法的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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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进纳制度主要是卖阶，依阶论价。到了南宋之初，因财政困难，差遣也开始卖了。清朝捐纳的花色品种十分丰富，包括捐实官、捐虚衔、捐封典、捐出身、捐加级记录、捐分发等(24)。吏部的候选次序也能捐，交了钱排号就可以前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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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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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前期，爵级买卖比较突出，显示这时候“爵”是主干性位阶；在早期观念中，向国家提供财物与劳务被认为是一种贡献，可以酬以官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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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提供财物与劳务以换取出身、提高位阶，二者相为表里。这与此期经济形态、财政特点与人力资源的特殊状况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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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北朝唐宋，由“卖爵”为主转向“卖阶”为主。这跟同一时期等级管理的重“阶”现象是相关的，是“官本位”即行政本位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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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明清时代，“贡献”观念完全淡化，卖官被视为纯粹的“交易”。明清捐纳，主要是捐实官及捐学历，反映了“阶”的作用大为下降，学历已成为主干性位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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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爵的售价 即令历史早期观念认可用“贡献”换取官资的正当性，也不妨碍其本质上仍是一种交易。那么官爵的售价，就成了其“使用价值”的另一尺度。进而通过官爵售价，就可能查知其时等级秩序的另一些侧面。东汉灵帝“西邸卖官”时的价目，参看下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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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从薪俸看，九卿比郡守高50％。售价却反过来了，大郡守的定价比九卿高4—6倍。九卿与县长的俸禄比是180斛比50斛，即3.6:1；售价比却是500万比400万，即1.25:1。又，“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德”是说这人有名望，可以少收钱；“次”指的是资历，按资历已有条件任其职者，也可以少收钱。那么“德”与“次”价值，占1/2到2/3左右。例如三公的售价是1000万，而崔烈只花了500万就买到了此官，这因为他是“冀州名士”，所以皇帝给他打折。崔烈的儿子对父亲说：“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少有英称”就是“德”，“历位卿守”就是“次”。买官是一种投资，它与所期望的回报直接相关。而这一点，将从官职的售价上体现出来。我们认为郡县长官的售价与秩级、与禄额不符，原因在于灰黑收入。第八章第1节曾论及“灰黑收入增大造成正式品秩效力下降”的规律，而郡县长官的售价与秩级、禄额不符，为此提供了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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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南宋绍兴年间的承宣郎至迪功郎的售价(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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