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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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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代官员一职一爵，但二者不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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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汉大多数情况下，官僚是一职一爵，头衔简练，而且多数情况下不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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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末魏晋以降，职、爵并列。此期因品位结构的复杂化，官员结衔也大为复杂化了，直到南北朝唐宋，及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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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清因品位结构的变化，出现了学历居首的做法，反映了学历是此期的主干性位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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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式官衔与人事任命的复杂化 官僚头衔结构如此繁琐，人事任命的复杂性便大为上升。南朝的军号曾达数百号之多，对之我曾这样评价：“在这堆积如山的炫目军号里挑拣出官员应得的那一号，选曹不知要白搭多少无谓的功夫。假使君臣还乐此不疲，就更无聊透顶，只能说嗜痂成癖。”(63)对南朝的复式官衔，汪征鲁先生有论：南朝“一个入仕者所任的官职往往不是一个，而是一系列，这一系列官职的质量与数量又都不同程度地决定这一官员的实际政治等级与社会地位”(64)。这时候官僚的一堆官号，便像天平上的大小砝码，任命时为求平衡，就得加上这个、换下那个，格外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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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看一个刘宋前废帝时的例子。薛安都、殷恒二人即将升官，然而对二人的拟官，吏部尚书蔡兴宗与太宰刘义恭之间出现了分歧(65)。先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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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职位看，薛安都的原职是太子左卫率，殷恒的原职是太子中庶子，二官都是五品。虽然太子左卫率的班次低于太子中庶子，然而薛安都任职已十年了，而且他另有一个征虏军号和散骑常侍加号，若把职位与品位三官并计，薛的官资显然重于殷恒。所以，蔡兴宗给薛安都拟的职位是四品左卫将军，但官升一品，又嫌过多过快，所以还得撤销其军号三品征虏，只保留其散官三品常侍。刘义恭则想把薛的常侍也一块撤了，单做左卫将军。对这个办法，蔡兴宗就不赞成了，说如果这样的话，薛安都只剩一官，将由三品变成四品，不升反降了。至于殷恒，蔡的拟官是五品黄门侍郎领校尉，刘的拟官是三品侍中领校尉。蔡认为侍中过高了。最后皇帝居间折中，以薛安都为右卫将军加给事中，略重于刘的拟官，但轻于蔡的拟官。这个例子显示：“官员官资的轻重、地位的高低不只是正职一个指标，还要看军号、加官、领职、节等的有无及高低，即综合值的高低。官位的升降也是在这几者之间平衡，达到综合值的上升或下降。”(66)两相比较，秦汉的任官像切瓜，南朝的任官像绣花，一简一繁，判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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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曾为皇帝起草过一篇《韩琦加恩制》。皇帝只是想给韩琦增加封户，但制书上要先列其旧衔，再申明其新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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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衔：推诚保德崇仁守正协恭赞治亮节佐运翊戴功臣，淮南节度、扬州管内观察处置营田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检校太师，兼侍中，行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魏国公，食邑一万三千七百户、食实封五千户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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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衔：可特授依前守司徒，检校太师，兼侍中，行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魏国公，充淮南节度、扬州管内观察处置营田等使，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四百户，仍赐推诚保德崇仁守正协恭赞治亮节佐运翊戴功臣，散官、勋、封如故(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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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变动官僚名位的任何一项，则其他项目如功臣号、差遣、散官、本官、检校官、兼官、勋官、爵号及封户等，都得一一重新确认。至少也得说一句“余官如故”，马虎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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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的每一个官衔发生变动，有司都得发布文书。则唐宋官员拥有的衔号总量，就将是秦汉的数倍。可想而知，有司为官衔升降而发布的文书总量，必定也数倍于秦汉，甚至更多。官僚机器的负荷是一定的，这方面的能量耗费多了，那方面就少了；在内部等级管理上投入精力多了，在国计民生上投入精力就少了。内部等级管理变成了头等大事，其“外向性”即公共管理的方面，就难以两全其美、难免顾此失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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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张帆先生指出，明清文集中所收录的颁官授爵加号进阶文书，比唐宋文集所见少得多。这也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即，唐人宋人对位阶衔号最为热衷，明清就不尽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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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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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迁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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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府的职系、职组的划分是很细密的。在本部门、本职组沿特定路线升迁，可以体现专才专用，但也可能限制晋升。中学的体育老师，大学的保卫干部，一般不大容易晋升为学校领导。政工干部往往比技术干部晋升更快。一些大型组织中，有时又会因各种机缘，而形成了一些晋升的“快车道”，为那些在刚起步时就被认定为“明星”者，提供加速晋升的机会。还有，由于“高估外来者”的心理，外招人员可能比内部员工晋升更快。官阶好比一座若干层的高楼，进入其内，人们却发现了更复杂的构造：里面有各种阶梯和通道，由之所能到达的楼层与花费的时间很不一样。同样是那么多楼层，有人觉得高不可攀，有人却举足即至。所以，迁转路线也是一种等级。迁转路线，即由某官迁某官的惯例，也是一个“沿何路线可以更快晋升”的问题。古罗马共和国的官员等级（cursus honorum），就是由“财务官—保民官—平民营造司和高级营造司—行政长官—执政官”的迁转顺序形成的(68)。可见迁转路线本身也是一种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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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迁转路线既跟官职的分等有关，也跟官职的分类有关；既涉及了等级结构，也涉及了个人资格。迁转路线的分析，至少有如下几点应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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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迁转阶梯的构造，即依次迁转的不同职位的结构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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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迁转路线的排他性，即是否只向某种资格者提供，限制排斥他人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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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路线的迁转方式（如超迁）造成的晋升速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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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官场的迁转路线，严耕望先生有考：“汉世任职者多起于地方属吏，贤俊之士多获乡誉，由守相刺史贡于中央，曰孝廉，曰茂才，处散则补三署诸郎，任职则除尚书侍郎、诸卿令佐。即习律令威仪中都故事，则出补令长，敷政百里。三年考绩，或直迁刺史、守、相。或再入京师，除闲散则为大夫、议郎，谏讽左右；秉机枢，则任尚书、诸校、中郎将等职。然后出补守相，宰制百里。守相高第，擢任九卿，亦有超至三公者。”严耕望评价说：“则汉世治权寄付之允当，官吏阶品之简妥，上下内外之脉贯，人才运用之灵活，与夫中央统治之政策，地方吏治之优良，皆可即此推申。”(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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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所云，是一般迁转阶梯。具体说来，汉朝的文与武、儒与吏，其迁转路线略有区分，但不是排他性的，互迁的情况也相当普遍。“出身”之异对迁转迟速的影响不算太大，沿各条通道，大家都可以凭能力往上走。当然到了东汉，情况还是发生了某些变化。例如察举孝廉与公府征辟，就构成了“快车道”。廷尉是“执法之臣”，往往任用文法吏或法律世家。可是随着汉廷尊儒轻法，逐渐就形成了一种惯例：廷尉不能做三公，诸卿之迁转以太常迁三公为惯例。太常主管礼仪文教，大多由儒生担任。“廷尉之材，不为三公，自昔然也”(70)。那么法吏的迁转，至廷尉就到头了。通向廷尉的迁转路线，与通向太常的迁转路线相比，低了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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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降出现的所谓“清途”，显然是一种排他性的迁转路线，为士族提供了“快车道”，寒门无由阑入，难以由之起家。门下侍从如给事中、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侍中等，此期地位明显提高，权贵子弟从此入仕，出为实职，再入门下，不须几出几入便至高官。东宫的太子庶子、舍人、洗马，也属“清途”的一部分。南朝选官，“清官”与“浊官”各有不同选例，各有习迁之官。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门资”决定着不同的迁转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