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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职位看,薛安都的原职是太子左卫率,殷恒的原职是太子中庶子,二官都是五品。虽然太子左卫率的班次低于太子中庶子,然而薛安都任职已十年了,而且他另有一个征虏军号和散骑常侍加号,若把职位与品位三官并计,薛的官资显然重于殷恒。所以,蔡兴宗给薛安都拟的职位是四品左卫将军,但官升一品,又嫌过多过快,所以还得撤销其军号三品征虏,只保留其散官三品常侍。刘义恭则想把薛的常侍也一块撤了,单做左卫将军。对这个办法,蔡兴宗就不赞成了,说如果这样的话,薛安都只剩一官,将由三品变成四品,不升反降了。至于殷恒,蔡的拟官是五品黄门侍郎领校尉,刘的拟官是三品侍中领校尉。蔡认为侍中过高了。最后皇帝居间折中,以薛安都为右卫将军加给事中,略重于刘的拟官,但轻于蔡的拟官。这个例子显示:“官员官资的轻重、地位的高低不只是正职一个指标,还要看军号、加官、领职、节等的有无及高低,即综合值的高低。官位的升降也是在这几者之间平衡,达到综合值的上升或下降。”(66)两相比较,秦汉的任官像切瓜,南朝的任官像绣花,一简一繁,判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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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曾为皇帝起草过一篇《韩琦加恩制》。皇帝只是想给韩琦增加封户,但制书上要先列其旧衔,再申明其新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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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衔:推诚保德崇仁守正协恭赞治亮节佐运翊戴功臣,淮南节度、扬州管内观察处置营田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检校太师,兼侍中,行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魏国公,食邑一万三千七百户、食实封五千户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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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衔:可特授依前守司徒,检校太师,兼侍中,行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魏国公,充淮南节度、扬州管内观察处置营田等使,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四百户,仍赐推诚保德崇仁守正协恭赞治亮节佐运翊戴功臣,散官、勋、封如故(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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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变动官僚名位的任何一项,则其他项目如功臣号、差遣、散官、本官、检校官、兼官、勋官、爵号及封户等,都得一一重新确认。至少也得说一句“余官如故”,马虎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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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的每一个官衔发生变动,有司都得发布文书。则唐宋官员拥有的衔号总量,就将是秦汉的数倍。可想而知,有司为官衔升降而发布的文书总量,必定也数倍于秦汉,甚至更多。官僚机器的负荷是一定的,这方面的能量耗费多了,那方面就少了;在内部等级管理上投入精力多了,在国计民生上投入精力就少了。内部等级管理变成了头等大事,其“外向性”即公共管理的方面,就难以两全其美、难免顾此失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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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张帆先生指出,明清文集中所收录的颁官授爵加号进阶文书,比唐宋文集所见少得多。这也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即,唐人宋人对位阶衔号最为热衷,明清就不尽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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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迁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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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府的职系、职组的划分是很细密的。在本部门、本职组沿特定路线升迁,可以体现专才专用,但也可能限制晋升。中学的体育老师,大学的保卫干部,一般不大容易晋升为学校领导。政工干部往往比技术干部晋升更快。一些大型组织中,有时又会因各种机缘,而形成了一些晋升的“快车道”,为那些在刚起步时就被认定为“明星”者,提供加速晋升的机会。还有,由于“高估外来者”的心理,外招人员可能比内部员工晋升更快。官阶好比一座若干层的高楼,进入其内,人们却发现了更复杂的构造:里面有各种阶梯和通道,由之所能到达的楼层与花费的时间很不一样。同样是那么多楼层,有人觉得高不可攀,有人却举足即至。所以,迁转路线也是一种等级。迁转路线,即由某官迁某官的惯例,也是一个“沿何路线可以更快晋升”的问题。古罗马共和国的官员等级(cursus honorum),就是由“财务官—保民官—平民营造司和高级营造司—行政长官—执政官”的迁转顺序形成的(68)。可见迁转路线本身也是一种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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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迁转路线既跟官职的分等有关,也跟官职的分类有关;既涉及了等级结构,也涉及了个人资格。迁转路线的分析,至少有如下几点应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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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迁转阶梯的构造,即依次迁转的不同职位的结构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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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迁转路线的排他性,即是否只向某种资格者提供,限制排斥他人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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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路线的迁转方式(如超迁)造成的晋升速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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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官场的迁转路线,严耕望先生有考:“汉世任职者多起于地方属吏,贤俊之士多获乡誉,由守相刺史贡于中央,曰孝廉,曰茂才,处散则补三署诸郎,任职则除尚书侍郎、诸卿令佐。即习律令威仪中都故事,则出补令长,敷政百里。三年考绩,或直迁刺史、守、相。或再入京师,除闲散则为大夫、议郎,谏讽左右;秉机枢,则任尚书、诸校、中郎将等职。然后出补守相,宰制百里。守相高第,擢任九卿,亦有超至三公者。”严耕望评价说:“则汉世治权寄付之允当,官吏阶品之简妥,上下内外之脉贯,人才运用之灵活,与夫中央统治之政策,地方吏治之优良,皆可即此推申。”(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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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所云,是一般迁转阶梯。具体说来,汉朝的文与武、儒与吏,其迁转路线略有区分,但不是排他性的,互迁的情况也相当普遍。“出身”之异对迁转迟速的影响不算太大,沿各条通道,大家都可以凭能力往上走。当然到了东汉,情况还是发生了某些变化。例如察举孝廉与公府征辟,就构成了“快车道”。廷尉是“执法之臣”,往往任用文法吏或法律世家。可是随着汉廷尊儒轻法,逐渐就形成了一种惯例:廷尉不能做三公,诸卿之迁转以太常迁三公为惯例。太常主管礼仪文教,大多由儒生担任。“廷尉之材,不为三公,自昔然也”(70)。那么法吏的迁转,至廷尉就到头了。通向廷尉的迁转路线,与通向太常的迁转路线相比,低了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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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降出现的所谓“清途”,显然是一种排他性的迁转路线,为士族提供了“快车道”,寒门无由阑入,难以由之起家。门下侍从如给事中、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侍中等,此期地位明显提高,权贵子弟从此入仕,出为实职,再入门下,不须几出几入便至高官。东宫的太子庶子、舍人、洗马,也属“清途”的一部分。南朝选官,“清官”与“浊官”各有不同选例,各有习迁之官。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门资”决定着不同的迁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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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迁转路线因“出身”而异。唐代迁官存在着“最优路线”,而且清浊分途。五品是一个关口,凡入五品清官的,多先任六品清官,主要是中央尚书诸司的员外郎,然后迁至从五品上的郎中,由此穿越五品大关。继续升迁,以中书舍人为多;再向上,是中书、门下、尚书省的侍郎;此后就可以展望三省领袖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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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科举及第者特称“有出身”,被提供了最优越的仕途。据龚延明先生的概括,其时的出身被分为如下几等(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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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之异,造成了“同是一官,迁转凡数等”。以北宋中期的“叙迁之制”为例,其京官第五阶(最低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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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寺、监主簿,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正字,有出身转大理评事,无出身转太常奉礼郎,内带馆职同有出身;后族、两府之家转太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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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常寺太祝、奉礼郎,有出身转诸寺、监丞,无出身转大理评事,内带馆职同有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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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评事,有出身转大理寺丞,第一人及第转著作佐郎;无出身转诸寺、监丞,内带馆职同有出身;后族、两府之家,审刑院详议,刑部详覆、详断、检法、法直官,转光禄寺丞(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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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出身者,有不同迁转路线。有出身、带馆职者可以超资转,无出身者则逐阶转。宋朝还实行过这样的制度:寄禄官中由朝请大夫到承务郎的各阶,各分左、右;进士出身者,其寄禄官加“左”字,其余人加“右”字,用以区别流品。进士出身者若犯赃罪,则改其寄禄官为“右”(74)。这无疑是对无出身者的严重歧视,他们位阶上的“右”字,与赃罪者混为一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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