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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职位看，薛安都的原职是太子左卫率，殷恒的原职是太子中庶子，二官都是五品。虽然太子左卫率的班次低于太子中庶子，然而薛安都任职已十年了，而且他另有一个征虏军号和散骑常侍加号，若把职位与品位三官并计，薛的官资显然重于殷恒。所以，蔡兴宗给薛安都拟的职位是四品左卫将军，但官升一品，又嫌过多过快，所以还得撤销其军号三品征虏，只保留其散官三品常侍。刘义恭则想把薛的常侍也一块撤了，单做左卫将军。对这个办法，蔡兴宗就不赞成了，说如果这样的话，薛安都只剩一官，将由三品变成四品，不升反降了。至于殷恒，蔡的拟官是五品黄门侍郎领校尉，刘的拟官是三品侍中领校尉。蔡认为侍中过高了。最后皇帝居间折中，以薛安都为右卫将军加给事中，略重于刘的拟官，但轻于蔡的拟官。这个例子显示：“官员官资的轻重、地位的高低不只是正职一个指标，还要看军号、加官、领职、节等的有无及高低，即综合值的高低。官位的升降也是在这几者之间平衡，达到综合值的上升或下降。”(66)两相比较，秦汉的任官像切瓜，南朝的任官像绣花，一简一繁，判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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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曾为皇帝起草过一篇《韩琦加恩制》。皇帝只是想给韩琦增加封户，但制书上要先列其旧衔，再申明其新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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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衔：推诚保德崇仁守正协恭赞治亮节佐运翊戴功臣，淮南节度、扬州管内观察处置营田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检校太师，兼侍中，行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魏国公，食邑一万三千七百户、食实封五千户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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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衔：可特授依前守司徒，检校太师，兼侍中，行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魏国公，充淮南节度、扬州管内观察处置营田等使，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四百户，仍赐推诚保德崇仁守正协恭赞治亮节佐运翊戴功臣，散官、勋、封如故(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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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变动官僚名位的任何一项，则其他项目如功臣号、差遣、散官、本官、检校官、兼官、勋官、爵号及封户等，都得一一重新确认。至少也得说一句“余官如故”，马虎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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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的每一个官衔发生变动，有司都得发布文书。则唐宋官员拥有的衔号总量，就将是秦汉的数倍。可想而知，有司为官衔升降而发布的文书总量，必定也数倍于秦汉，甚至更多。官僚机器的负荷是一定的，这方面的能量耗费多了，那方面就少了；在内部等级管理上投入精力多了，在国计民生上投入精力就少了。内部等级管理变成了头等大事，其“外向性”即公共管理的方面，就难以两全其美、难免顾此失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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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张帆先生指出，明清文集中所收录的颁官授爵加号进阶文书，比唐宋文集所见少得多。这也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即，唐人宋人对位阶衔号最为热衷，明清就不尽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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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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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迁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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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府的职系、职组的划分是很细密的。在本部门、本职组沿特定路线升迁，可以体现专才专用，但也可能限制晋升。中学的体育老师，大学的保卫干部，一般不大容易晋升为学校领导。政工干部往往比技术干部晋升更快。一些大型组织中，有时又会因各种机缘，而形成了一些晋升的“快车道”，为那些在刚起步时就被认定为“明星”者，提供加速晋升的机会。还有，由于“高估外来者”的心理，外招人员可能比内部员工晋升更快。官阶好比一座若干层的高楼，进入其内，人们却发现了更复杂的构造：里面有各种阶梯和通道，由之所能到达的楼层与花费的时间很不一样。同样是那么多楼层，有人觉得高不可攀，有人却举足即至。所以，迁转路线也是一种等级。迁转路线，即由某官迁某官的惯例，也是一个“沿何路线可以更快晋升”的问题。古罗马共和国的官员等级（cursus honorum），就是由“财务官—保民官—平民营造司和高级营造司—行政长官—执政官”的迁转顺序形成的(68)。可见迁转路线本身也是一种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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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迁转路线既跟官职的分等有关，也跟官职的分类有关；既涉及了等级结构，也涉及了个人资格。迁转路线的分析，至少有如下几点应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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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迁转阶梯的构造，即依次迁转的不同职位的结构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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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迁转路线的排他性，即是否只向某种资格者提供，限制排斥他人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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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路线的迁转方式（如超迁）造成的晋升速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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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官场的迁转路线，严耕望先生有考：“汉世任职者多起于地方属吏，贤俊之士多获乡誉，由守相刺史贡于中央，曰孝廉，曰茂才，处散则补三署诸郎，任职则除尚书侍郎、诸卿令佐。即习律令威仪中都故事，则出补令长，敷政百里。三年考绩，或直迁刺史、守、相。或再入京师，除闲散则为大夫、议郎，谏讽左右；秉机枢，则任尚书、诸校、中郎将等职。然后出补守相，宰制百里。守相高第，擢任九卿，亦有超至三公者。”严耕望评价说：“则汉世治权寄付之允当，官吏阶品之简妥，上下内外之脉贯，人才运用之灵活，与夫中央统治之政策，地方吏治之优良，皆可即此推申。”(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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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所云，是一般迁转阶梯。具体说来，汉朝的文与武、儒与吏，其迁转路线略有区分，但不是排他性的，互迁的情况也相当普遍。“出身”之异对迁转迟速的影响不算太大，沿各条通道，大家都可以凭能力往上走。当然到了东汉，情况还是发生了某些变化。例如察举孝廉与公府征辟，就构成了“快车道”。廷尉是“执法之臣”，往往任用文法吏或法律世家。可是随着汉廷尊儒轻法，逐渐就形成了一种惯例：廷尉不能做三公，诸卿之迁转以太常迁三公为惯例。太常主管礼仪文教，大多由儒生担任。“廷尉之材，不为三公，自昔然也”(70)。那么法吏的迁转，至廷尉就到头了。通向廷尉的迁转路线，与通向太常的迁转路线相比，低了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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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降出现的所谓“清途”，显然是一种排他性的迁转路线，为士族提供了“快车道”，寒门无由阑入，难以由之起家。门下侍从如给事中、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侍中等，此期地位明显提高，权贵子弟从此入仕，出为实职，再入门下，不须几出几入便至高官。东宫的太子庶子、舍人、洗马，也属“清途”的一部分。南朝选官，“清官”与“浊官”各有不同选例，各有习迁之官。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门资”决定着不同的迁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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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迁转路线因“出身”而异。唐代迁官存在着“最优路线”，而且清浊分途。五品是一个关口，凡入五品清官的，多先任六品清官，主要是中央尚书诸司的员外郎，然后迁至从五品上的郎中，由此穿越五品大关。继续升迁，以中书舍人为多；再向上，是中书、门下、尚书省的侍郎；此后就可以展望三省领袖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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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科举及第者特称“有出身”，被提供了最优越的仕途。据龚延明先生的概括，其时的出身被分为如下几等(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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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之异，造成了“同是一官，迁转凡数等”。以北宋中期的“叙迁之制”为例，其京官第五阶（最低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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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寺、监主簿，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正字，有出身转大理评事，无出身转太常奉礼郎，内带馆职同有出身；后族、两府之家转太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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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常寺太祝、奉礼郎，有出身转诸寺、监丞，无出身转大理评事，内带馆职同有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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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评事，有出身转大理寺丞，第一人及第转著作佐郎；无出身转诸寺、监丞，内带馆职同有出身；后族、两府之家，审刑院详议，刑部详覆、详断、检法、法直官，转光禄寺丞(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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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出身者，有不同迁转路线。有出身、带馆职者可以超资转，无出身者则逐阶转。宋朝还实行过这样的制度：寄禄官中由朝请大夫到承务郎的各阶，各分左、右；进士出身者，其寄禄官加“左”字，其余人加“右”字，用以区别流品。进士出身者若犯赃罪，则改其寄禄官为“右”(74)。这无疑是对无出身者的严重歧视，他们位阶上的“右”字，与赃罪者混为一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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