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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邓小南先生的阐述，在仁宗、英宗两朝，朝官在员外郎、郎中范围内的迁转，“更清晰地体现出迁叙设计者的独具匠心：常调磨勘者皆转右曹，即在兵、刑、工三部九司（除名曹）的郎官范围内迁叙。其中有出身者，自太常博士阶，循屯田—都官—职方的路径上迁；无出身者，自国子博士阶，沿虞部—比部—驾部晋升；杂流出身或赃罪叙复者，自水部—司门—库部递进。”下表用1、2、3的数字，标示3条不同迁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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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迁转路线，比上表所示更为复杂(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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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选官，号称进士、举贡、吏员三途并用。最优越的当然是进士了，他们的选任，京官有翰林院编修、检讨、修撰，六部主事及科道官，外官有直隶州、上县的掌印官。翰林官的升迁路线可称“快车道”：一般是由编修、检讨（七品）而讲、读（五六品），此后可以直升詹事府的少詹事（正四品），然后是侍郎、尚书，直至入阁为大学士。至于六部主事（六品），经考满可升为郎中、员外郎（五品），随后或外补上府知府（正四品），或转升寺少卿（四品），随后升侍郎、尚书。科道官六科给事中、监察御史（均七品），在数考之后，可能升为佥都御史或左右通政（均正四品），然后或递升副都御史、都御史，或转升六部侍郎、尚书。至于上县知县（七品），则可升知州、府同知（均为五品）乃至知府，知州则可升府同知、知府，他们还有机会被“行取”为科道官乃至翰林官。而初选由举贡以下所授的中下县知县及属州正官、府州县佐贰官等，升迁机会就很少、留滞时间就很长了(76)。至于吏员出职，七品官即封顶。正如赵翼所说：“然有明一代，终以进士为重。凡京朝官清要之职，举人皆不得与。即同一外选也，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仅得边远简小之缺。其升调之法亦各不同，甲科为县令者，抚按之卓荐，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数年即得御史、部曹等职。而乙科沉沦外僚，但就常调而已。积习相沿，牢不可破。”(77)庶吉士、翰林出身，最为优越。“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78)。明朝宰辅170余人，绝大多数出自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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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对铨政的定义，就是“别其流品，观其身言，核其事故，定其期限，密其回避，验其文凭”(79)。“别其流品”的原则居首。清朝“六班”是对候用人员的总分类。其中又根据身份和情由分为不同的选班，散馆庶吉士、进士、举人、贡生、荫生、议叙、捐纳、推升等等，其任用次序是不同的(80)。翰林院编修、检讨，汉内阁学士，各省学政，汉詹事府赞善以上官，国子监祭酒、司业，奉天府丞，汉吏部郎中、员外郎，宗人府主事，仅限于进士出身者。医官、僧官、道官只能在本职类中迁转，不能进入其他职类(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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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做一个概括的话，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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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汉官员的迁转路线，排他性并不明显，出身因素对升迁速度无大影响。东汉情况逐渐有所变化，孝廉察举与公府掾出身者，迁转逐渐居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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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晋南北朝时，士族与寒人各有不同迁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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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唐后期到宋明清，迁转路线继续保持排他性，“出身”——主要是学历，成了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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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迁转路线与一般品秩脱节，那么就可能造成品秩效力的下降。虽然处于同一品秩，但某官能迁某官，而某官难以迁某官；进入某一迁转序列则升迁较易，未能进入则升迁较缓；还有某些迁转路线，到一定品秩就难以上升了。那么，品秩所显示的职位高下，与迁转路线所显示的职位价值高下，就可能出现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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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的三署侍郎与秘书郎、黄门郎、尚书郎，都在四百石左右。但三署侍郎外补，只能担任县长国相；而“清官”秘书郎、黄门郎、尚书郎外补，却是担任郡守二千石。毋庸赘言，这时候就出现了秩级效力下降的情况。“四百石”这个秩级，不能充分反映这些官职的实际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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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州县之任，经历过一个由轻而重的变化。究其原因，便与迁转路线的变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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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极重郎署，凡御史，九年称职者始升为主事。既而台省渐重，有大臣保荐者，得同部属出为藩臬知府，而给事御史，多从新进士除授。以故外官极轻，如程篁墩之言曰：“国家初以他途授令，至宪宗始重视民之任，乃以第三甲进士为之，然久袭重内轻外之说。自任其劳，受人之挫，任是职者情多不堪。”罗一峰之言曰：“人中进士，上者期翰林，次期给事，次御史，又次期主事，得之则忻。其视州县守令，若鸾之视腐鼠，一或得之，魂耗魄丧，对妻子失色，甚至昏夜乞哀以求免。”盖当时邑令之轻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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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考选法兴，台省二地，非评博中行及外知推不得入，于是外吏骤重。而就中邑令，尤为人所乐就，盖宦橐之入，可以结交要路，取誉上官。又近年乙酉科以后，令君悉充本省同考，门墙桃李，各树强援，三年奏最，上台即以两衙门待之，降颜屈体，反祈他日之陶铸。而二甲之为主事者，迹资待次，不过两司郡守，方折腰手板，仰视台省如在霄汉。其清华一路，惟有改调铨曹，然必深缔台省之欢，游扬挤夺，始得入手。而三甲进士，绾墨绶出京者，同年翻有登仙之羡，亦可以观世变矣(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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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前期州县官很不值钱，官僚们“其视州县守令，若鸾之视腐鼠”；明中后期则“翻有登仙之羡”，官僚们刮目相看，视若“登仙”了。州县官的品级一直没变，变化了的是迁转路线，但这就足以使“邑令之轻如此”，变成“外吏骤重”了。在这个过程中，品级显然没有发挥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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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卷第553页；又《莎士比亚全集》，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3卷第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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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可风：《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国家制度》，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2004年博士论文，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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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景云：《十六、十七世纪俄国的衙门制度》，《历史教学》1986年第8期；白玉：《莫斯科国家衙门制度起源考略》，《宁波师院学报》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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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许金秋：《俄国国家机构和官员制度（19世纪—20世纪初）》，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2008年博士论文，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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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宝华：《试论唐代循资制度》，收入《唐史论丛》第4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刘后滨：《唐代文官铨选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从“长名榜”到“循资格”的历史考察》，收入《中国考试史专题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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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邓小南：《关于宋代政绩考察中的“实迹”：要求与现实》，收入《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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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艾永明：《清代文官制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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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赐满”是顾江龙君的命名。见其《汉唐间的爵位、勋官与散官：品位结构与等级特权视角的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7年博士论文，第58页。对“赐满”的分析，还可参看拙作：《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4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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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汪兆镛：《稿本晋会要》卷二八《职官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