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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双重衔号”之说，其中一类用作“某一特定阶级的一般标志”，另一类用来“确认其拥有者的职能”。在本书的“品位—职位”的视角中，“确定拥有者的职能”的衔号，首先是职位的名称及职位的等级；而用作“某一特定阶级的一般标志”的衔号，因其是人的等级，所以在“品位”的范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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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中国官阶制的了解，当然比艾森斯塔得所见更为复杂。这里不止有“双重衔号”，甚至还有多重衔号，多种位阶并存互补，形成了“复式结构”。但无论如何，“双重衔号”之说提示人们，在等级安排上有“职能”和“身份”两个观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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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功能与人员身份的二元性，由此成为我们推演的出发点。这个推演，将沿三个方面展开：规划官阶的目的，等级组织的特性，官僚群体的特性。问题将被这样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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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统治者将出于什么考虑来规划官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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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等级组织的基本特性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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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官僚的基本行为取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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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第一个问题，这里提供“运作考虑”和“身份考虑”一组概念；针对第二个问题，这里提供“功能组织”和“身份组织”一组概念；针对第三个问题，这里提供“服务取向”和“自利取向”一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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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考虑与身份考虑 统治者在为官职和人员分等分类时，会有各种不同考虑，由此造成不同的等级样式及运用规则。在各种各样的考虑中，我们重点讨论“运作考虑”和“身份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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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即行政机器的正常运作。这是以“事”为本的，是一种技术考虑，即根据技术的需要，来规划科层结构与人员等级。其目的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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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定职位之间的科层关系，即指挥、统属和协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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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示职位的重要程度，把较重要的职位置于较高品级，通常以权力、责任及事务的大小简繁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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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人员的录用、薪俸、待遇、激励和奖惩提供等级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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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职与官署的不同等级，应体现其间的行政统属、协作与监管关系；不同职类的划分，应适应于事务性质和人员条件；通过级别高下，授予官吏应得报酬；通过级别升降、位阶予夺，实施激励和惩处；针对不同事项，如功绩、资历、能力和技能，设定灵活精致的等级管理办法；层级和品秩的形式，既要具有覆盖效力，又要简练整齐，以便于操作、降低管理成本，等等。官僚政治的基本结构就是集权，即通过各官署的单一首长制，最终组成金字塔式的指挥体制，并把最高决策者的意志范围扩张到最大限度。那么等级安排，就必须确保上级对下级的权威地位，中心对边缘的权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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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运作考虑”而言，中国官阶与现代文官制有很多相通之处，遵循着若干类似的规律。当然，不同之处也随处可见。帝国体制下并无三权分立，立法人员、司法人员是被当做“文官”来管理的，使用同样的官阶。现代政府职能复杂，官员分类也复杂；传统农业社会分工简单，政府为社会提供管理与服务的机构少得多。但传统体制也有其复杂之处，存在扈卫皇帝、供养皇室的特殊官署，及侍从、宦官、女官等特殊职类，这是现代文官制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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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考虑”则是以“人”为本的。其目的也可归纳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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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官爵来安排地位与身份，首先是安排体制内的地位与身份，进而去调整或适应社会等级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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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配权势利益，首先是在体制内分配，进而是调整整个社会的再分配。在这时候，官爵是作为一种“权益”甚至“福利”而被授予和赐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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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维持政治效忠，比如通过特定衔号或身份安排，来维系“拥戴群体”，构建“效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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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阶是一种安排社会身份的手段，是一种分配权势利益的手段，是一种维系政治效忠的手段。身份考虑虽然也将体现于职位结构，例如为安排人员而设置特殊职位；但主要体现在人员结构方面，体现在品位安排之上。因为身份是人的身份，而“品位”是个人的位阶。从“身份考虑”看，传统王朝与现代法治政府呈现出了最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用于安排身份的品阶勋爵，其繁复精巧，在前现代社会中少有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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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戴群体与效忠机制 对上文所揭“拥戴群体”与“效忠机制”，这里做一个简略陈述。统治者在安排品阶时，不是“无私”的，必然考虑强化臣民政治效忠的问题。现代文官被要求政治中立，对政治效忠的过度考虑，被认为会带来各种弊端(2)。然而也如斯考切波所论：“在任何情况下，最为重要的都不是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与默认，而是在政治上最有权力而且是被动员起来的集团、而且常常是特定政权自己的干部的支持与默认。”领导人若在这些集团中丧失了合法性，动乱就会发生(3)。钱穆亦云：“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有拥护他独裁的一个特定的集团。”(4)等级、名位，就是维系拥戴群体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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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帝国的各色人等都应向皇帝效忠，“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然而“拥戴群体”又是有层次、有梯度的。现代组织只要求职员的一般效忠，然而事实上也可能有“亲信”或“自己人”的存在，他们向领导人提供了特殊忠诚。拥戴者将得到隐性或显性的品位优待，及额外利益；但领导人并未因此而“超支”，甚至还会获利，因为他的权势强化了，便能较苛刻地对待其余组织成员，削减其福利并迫使其更勤奋地工作。一个黑心矿主花钱养活若干打手，就能收到这种效果。从“成本—收益”看，把全部组织成员都当成拥戴者而给予优惠，很不划算，正像黑心矿主决不会把所有矿工都看成心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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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二十等爵号的拥有者，晋朝五等爵的拥有者，都是“拥戴群体”。宋廷以全体官吏为拥戴群体，收获的政治忠诚很大。苗书梅先生说，“对士大夫的礼遇无与伦比”的做法，“大大激发了宋代士大夫践履儒家理想的道德自律精神……以天下为己任”(5)。可是成本也相当浩大。清人赵翼罗列宋朝的制禄之厚、祠禄之制、恩荫之滥、恩赏之厚及冗官冗费，评论说：“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然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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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皇帝优待科举士大夫，却很恶劣地对待胥吏，因为他们不指望胥吏的太多政治忠诚。掏钱买官的捐纳出身者，在品位安排上低于科举功名，统治者只盯着他们捐出的钱，却不要求他们捐出特殊忠诚。然而士大夫有时申言“天下为公”，表明自己不是皇帝私人，这时皇帝转而依靠宦官。有人把明朝皇帝、文臣、太监的关系，比拟为“三角恋”(7)。余英时先生指出，清朝以满族八旗构成统治集团。但明朝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统治集团为后援，只有广封诸子为屏藩，以及重用家奴宦官(8)。清朝有满族权贵做拥戴群体，于是宦官的重要性大大下降。这种种情况，往往就会影响到品位安排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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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功能组织与身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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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统治者在安排官阶时，会有“身份考虑”呢？因为中国官僚组织不光是一个“功能组织”，也是一个“身份组织”、“生活组织”和“仪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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