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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取向与自利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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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时候，冗官冗吏的现象特别严重，王朝倾向于向品位发俸；有些时候，冗官冗吏现象并不严重，王朝倾向于向职位发俸。如果采用“功能—身份”模式来观察，那么就得说官僚的身份性，在不同时候是有变化的。为什么变化了呢？变化的是什么呢？在这时候，就得引入下一组概念“服务取向”与“自利取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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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斯塔得提出，帝国官僚可能呈现的政治取向，大略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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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时为统治者和主要阶层维持服务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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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演变为仅仅是统治者的被动工具，几乎没有内在的自主性，或几乎不为民众的不同阶层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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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代了其为不同阶层和政权服务的目标，代之以自我扩张目标，或为一己和（或）他们与之密切认同的群体的利益而僭夺权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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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自我扩张和谋取政治权力的目标取代了其服务于主要阶层的目标，但同时又保持了为政权和统治者服务的目标(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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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的官僚取向，被认为是以上四者之一或其重叠；中华帝国的官僚，被认为属于第一类“同时为统治者和主要阶层维持服务的取向”，他们极大地顺从于统治者，同时因科举制度，他们也构成了士人群体或绅士阶层的一部分；不过在各王朝的衰落时期，则官僚们往往显现出第3种“自利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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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艾森斯塔得之所述，我们重点观察其第2项和第3项，即“服务取向”（service orientation）和“自利取向”（self orientation），这是两种极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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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取向”的情况下，官僚完全顺从于君主，只有很小的自主性。统治者坚持认为，他们只是统治者或“国家”的“个人仆从”，对官僚强大的、经常是残酷无情的支配，使之成为动员资源、统一国家和压制反抗的卓有效能的工具。这时统治者有能力不循规蹈矩而把官僚任意调任，破坏确定的晋升模式，并施以严刑峻法。在这时候，中上层官僚总是从下等阶层或弱小的中等阶层中录用的。录用程序使官僚与其所来自的阶层疏离，与传统身份疏离，并建立了一个以权力为基础，以官僚为唯一顶端的身份等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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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自利取向”情况下，官僚则极力强调其自主性和自我利益，甚至要求摆脱政治监督，淡化职业责任。这时官僚将变成一个效率低下、谋求私利的群体，主要通过内部引荐亲私的方式进行铨选，把职位视为薪俸之源、视为私有甚至世袭财产。由此便有超出行政需要的官额膨胀，部门增殖而效率下降，越来越多的繁文缛节和形式主义。这时官僚已演化为独立的半贵族阶层或“绅士”阶层，甚至变成了贵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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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斯塔得提供的两种取向，及其对君主、官僚和贵族与两种取向的关系的阐述，极有理论价值。那么推演就将在这两种取向，以及皇帝、官僚与贵族三种角色之间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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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皇帝与官僚是高度一致的，而我们不这么看，认为二者经常存在着不一致的方面。首先，官僚体制必须以“理性行政”为基础，这里就将形成“常规权力”。“常规权力”与皇帝的专制权力有冲突的一面，官僚将自觉不自觉地努力把皇权同化于“常规权力”。正好比一个新领导试图大刀阔斧、突破成规之时，下属可以利用“规章制度”做有效抵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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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官僚群体的自主性可能逐渐增大，特权增加，谋求私利，身份性强化，而皇帝只能优容。这类变化的不断推进，将以官僚变成半贵族或贵族为终点。就是说，官僚可能发生“贵族化”。黑格尔就曾论及官僚获得贵族式独立地位的可能性(32)。政治学家拉斯基也已说过：“在极端的情况下，官僚还会变成世袭阶级（a hereditary caste），为他们的个人私利而操纵政权。”18世纪的法国官僚就曾变成贵族(33)。王亚南先生讨论官僚政治，也曾揭举“官僚贵族化”的论题(34)。若是官僚发生了“贵族化”，皇权就开始削弱，甚至会降格到只是一位“第一贵族”的程度。贵族与专制，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35)。所以，谋求建立专制的统治者，通常都从任用官僚、打击贵族开始(36)。罗森伯格区分出两种专制主义：“王朝专制主义”和“官僚专制主义”(37)。在我们看来，前者是皇权较强而官权较弱的专制主义，可称“皇帝专制主义”，后者则是皇权较弱而官权较强的专制主义。这种排斥与亲和关系，如同一个“三角恋”：皇帝任用官僚打击贵族，而官僚的“贵族化”侵蚀皇权。总之，强悍的专制皇权与工具性的、“服务取向”的官僚，往往同时出现；软弱的皇权与贵族化了的、“自利取向”的官僚，往往同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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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斯基也看到，“当执政者更强大时，会牺牲贵族政治而发展官僚政治”，他进而提出，应把“衡量官僚和贵族的连续统”作为一种分析工具(38)。这个“连续统”的提法非常之好。我们也把官僚阶层的自主性、特权化、封闭化、身份化，视为一个“过程”，其起点是官僚，终点是贵族；而各时代的官僚与皇权的具体关系，则可能处于“连续统”中的某一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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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再回到官阶研究的主题上来。服务取向、自利取向这对概念，与职位分等与品位分等这对概念，是什么关系呢？从技术上说，职位分等与品位分等，是两种各有优劣的人力资源管理手段，前者讲科学、重效率、保障同工同酬，后者能更好地处理能力与资历的矛盾，给官员更多的稳定感、安全感与品位荣耀。而从政治上说，品位既是官僚的一种身份，又是官僚的一种利益，是官僚在与皇权的政治博弈中所赢得的身份保障和利益保障。所以我们做如下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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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官僚的服务取向，与重效率、以“事”为中心的职位分等，具有较大亲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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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官僚的自利取向，与重身份、以“人”为中心的品位分等，具有较大亲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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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比方说，如果你是老板，你将如何安排雇员等级？一种极端的可能，是你像黑心矿主一样，打算榨干矿工的每一滴血汗，那么你对雇员将“以事为中心”，只发“劳务薪俸”，干活就给钱，不干就没钱；干得多就多给钱，干得少就少给钱。在这时候，雇员的等级就是其工钱等级，此外别无等级。另一种极端的情况，是你开了个家族公司，雇员来自大哥二姐三姑六舅八大爷。他们很不听使唤，时时要求各种待遇、补贴而你无法拒绝。你反而要讨他们的好，生日送礼，生病送花。他们还把侄子外甥什么的全拉进你的公司，而你不能不给面子。在这时候，通常你就得发放“身份报酬”，没事儿干也得给职位、给工资；还得奉送各种华丽名号，如董事、主管、主任、部门经理什么的，以满足他们的名位渴望。简言之，你的公司“以人为本”了，公司中的等级秩序品位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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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更重身份，而身份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地位，体现在位阶上，就是品位。所以历史上较早出现的文官制，一般都是品位分类，因为越传统的社会越重身份。日本平安时代初期的位阶制，学者对其“令外禄制”中“马料”一项的考察显示，这种制度“以最能体现官僚体制的位阶为支给基准，而不是以官职为基准”(39)。英国文官制度产生很早，采用品位分等，其“出身与考选均有不同，次一等级的人员，很难晋升高的等级，身份难以流通升晋，男女待遇亦不平等，有似封建时代的贵族制”(40)。相反的例证是美国。美国在20世纪初率先实行职位分类，学者认为，这与美国行政文化的平等精神、成就主义和专业原则息息相关(41)。还有学者把德国、法国的文官制称为“官僚型”，把英国的文官制称为“贵族型”，而把美国的文官制称为“民主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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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史对于上述论断，即服务取向与职位分等具有亲和性、自利取向与品位分等具有亲和性的论断，同样提供了有力支持。周代实行贵族政治，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贵族化程度也相当之高，正是在这两个时代，品位分等特别发达。周代公卿大夫士的森严爵列，保障了贵族的优厚待遇；魏晋南北朝的繁复位阶，保障了士族门阀的品位特权。在周王朝，周天子还称不上专制君主；对魏晋南朝间门阀与皇权的此消彼长，田余庆先生有精彩揭示(43)。门阀现象显示，其时的官僚沿“官僚和贵族的连续统”大幅度右移了。唐宋官僚的贵族化程度下降，沿“官僚和贵族的连续统”左移，然而繁复位阶和冗官冗吏依然表明，此期的官僚，依然拥有向皇权争取身份保障与品位利益的较大能力。秦汉官阶属职位分等，明清官阶的品位化程度大为下降，薪俸向职位靠拢，则对应着皇帝的更大专制程度，以及官僚较低的身份化程度。所以学者指出，明朝散阶制的衰落，“反映了明代不像唐代那样，面临着士族门阀势力犹盛，官贵子弟需要优容的社会背景”(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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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讨论过的“劳务报酬”与“身份报酬”问题，也可以从皇权与官权的博弈角度加以观察。我们曾以成年儿子在家里吃白食的比喻，来说明“品位薪俸”是一种“身份报酬”，然而不同的家庭会有不同情况。宽纵的老爹和娇生惯养的儿子，是一种情况；而对一个严厉的父亲，情况就反过来了，他不会允许成年子女不干事，赖在家里“啃老”。皇权较强，官僚的“服务取向”强化，这时皇帝就倾向于发“劳务报酬”，向职位发钱，干活就给钱，不干活就不给钱，有意见就滚蛋。而若皇权较弱而官僚的“自利取向”较强，“身份报酬”的分量就会重起来，向品位发薪的比重就会大起来。格罗夫林曾把南朝官僚机构，称为“流亡贵族的福利体制”(45)。这“福利体制”的提法很发人深思，可以跟前文“身份组织”、“生活组织”的提法参互理解。有时观察某些行政组织，真就像一个“福利体制”。质言之，魏晋南北朝和唐宋薪俸结构的高度品位化，是官僚组织高度身份化、而皇权不能充分压制官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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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特权，同样可以从上述视角观察。历代官员特权的大小，本书第五章提供了这样一个轮廓：周朝贵族官员最大，秦汉官僚很小，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门阀与部落贵族很大，唐宋官僚减小，明清继续减小。这个变化的轮廓，也就是历代官员“自利取向”之强弱的变化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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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如果某时代存在发达的品位序列与品位特权，那么就可以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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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统治者安排位阶时以“身份考虑”而不是“运作考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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