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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567 有人认为皇帝与官僚是高度一致的,而我们不这么看,认为二者经常存在着不一致的方面。首先,官僚体制必须以“理性行政”为基础,这里就将形成“常规权力”。“常规权力”与皇帝的专制权力有冲突的一面,官僚将自觉不自觉地努力把皇权同化于“常规权力”。正好比一个新领导试图大刀阔斧、突破成规之时,下属可以利用“规章制度”做有效抵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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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569 进而,官僚群体的自主性可能逐渐增大,特权增加,谋求私利,身份性强化,而皇帝只能优容。这类变化的不断推进,将以官僚变成半贵族或贵族为终点。就是说,官僚可能发生“贵族化”。黑格尔就曾论及官僚获得贵族式独立地位的可能性(32)。政治学家拉斯基也已说过:“在极端的情况下,官僚还会变成世袭阶级(a hereditary caste),为他们的个人私利而操纵政权。”18世纪的法国官僚就曾变成贵族(33)。王亚南先生讨论官僚政治,也曾揭举“官僚贵族化”的论题(34)。若是官僚发生了“贵族化”,皇权就开始削弱,甚至会降格到只是一位“第一贵族”的程度。贵族与专制,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35)。所以,谋求建立专制的统治者,通常都从任用官僚、打击贵族开始(36)。罗森伯格区分出两种专制主义:“王朝专制主义”和“官僚专制主义”(37)。在我们看来,前者是皇权较强而官权较弱的专制主义,可称“皇帝专制主义”,后者则是皇权较弱而官权较强的专制主义。这种排斥与亲和关系,如同一个“三角恋”:皇帝任用官僚打击贵族,而官僚的“贵族化”侵蚀皇权。总之,强悍的专制皇权与工具性的、“服务取向”的官僚,往往同时出现;软弱的皇权与贵族化了的、“自利取向”的官僚,往往同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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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571 伦斯基也看到,“当执政者更强大时,会牺牲贵族政治而发展官僚政治”,他进而提出,应把“衡量官僚和贵族的连续统”作为一种分析工具(38)。这个“连续统”的提法非常之好。我们也把官僚阶层的自主性、特权化、封闭化、身份化,视为一个“过程”,其起点是官僚,终点是贵族;而各时代的官僚与皇权的具体关系,则可能处于“连续统”中的某一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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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573 那么再回到官阶研究的主题上来。服务取向、自利取向这对概念,与职位分等与品位分等这对概念,是什么关系呢?从技术上说,职位分等与品位分等,是两种各有优劣的人力资源管理手段,前者讲科学、重效率、保障同工同酬,后者能更好地处理能力与资历的矛盾,给官员更多的稳定感、安全感与品位荣耀。而从政治上说,品位既是官僚的一种身份,又是官僚的一种利益,是官僚在与皇权的政治博弈中所赢得的身份保障和利益保障。所以我们做如下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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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575 1.官僚的服务取向,与重效率、以“事”为中心的职位分等,具有较大亲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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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577 2.官僚的自利取向,与重身份、以“人”为中心的品位分等,具有较大亲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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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579 打个比方说,如果你是老板,你将如何安排雇员等级?一种极端的可能,是你像黑心矿主一样,打算榨干矿工的每一滴血汗,那么你对雇员将“以事为中心”,只发“劳务薪俸”,干活就给钱,不干就没钱;干得多就多给钱,干得少就少给钱。在这时候,雇员的等级就是其工钱等级,此外别无等级。另一种极端的情况,是你开了个家族公司,雇员来自大哥二姐三姑六舅八大爷。他们很不听使唤,时时要求各种待遇、补贴而你无法拒绝。你反而要讨他们的好,生日送礼,生病送花。他们还把侄子外甥什么的全拉进你的公司,而你不能不给面子。在这时候,通常你就得发放“身份报酬”,没事儿干也得给职位、给工资;还得奉送各种华丽名号,如董事、主管、主任、部门经理什么的,以满足他们的名位渴望。简言之,你的公司“以人为本”了,公司中的等级秩序品位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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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581 传统社会更重身份,而身份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地位,体现在位阶上,就是品位。所以历史上较早出现的文官制,一般都是品位分类,因为越传统的社会越重身份。日本平安时代初期的位阶制,学者对其“令外禄制”中“马料”一项的考察显示,这种制度“以最能体现官僚体制的位阶为支给基准,而不是以官职为基准”(39)。英国文官制度产生很早,采用品位分等,其“出身与考选均有不同,次一等级的人员,很难晋升高的等级,身份难以流通升晋,男女待遇亦不平等,有似封建时代的贵族制”(40)。相反的例证是美国。美国在20世纪初率先实行职位分类,学者认为,这与美国行政文化的平等精神、成就主义和专业原则息息相关(41)。还有学者把德国、法国的文官制称为“官僚型”,把英国的文官制称为“贵族型”,而把美国的文官制称为“民主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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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583 中国古代官阶史对于上述论断,即服务取向与职位分等具有亲和性、自利取向与品位分等具有亲和性的论断,同样提供了有力支持。周代实行贵族政治,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贵族化程度也相当之高,正是在这两个时代,品位分等特别发达。周代公卿大夫士的森严爵列,保障了贵族的优厚待遇;魏晋南北朝的繁复位阶,保障了士族门阀的品位特权。在周王朝,周天子还称不上专制君主;对魏晋南朝间门阀与皇权的此消彼长,田余庆先生有精彩揭示(43)。门阀现象显示,其时的官僚沿“官僚和贵族的连续统”大幅度右移了。唐宋官僚的贵族化程度下降,沿“官僚和贵族的连续统”左移,然而繁复位阶和冗官冗吏依然表明,此期的官僚,依然拥有向皇权争取身份保障与品位利益的较大能力。秦汉官阶属职位分等,明清官阶的品位化程度大为下降,薪俸向职位靠拢,则对应着皇帝的更大专制程度,以及官僚较低的身份化程度。所以学者指出,明朝散阶制的衰落,“反映了明代不像唐代那样,面临着士族门阀势力犹盛,官贵子弟需要优容的社会背景”(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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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585 前面讨论过的“劳务报酬”与“身份报酬”问题,也可以从皇权与官权的博弈角度加以观察。我们曾以成年儿子在家里吃白食的比喻,来说明“品位薪俸”是一种“身份报酬”,然而不同的家庭会有不同情况。宽纵的老爹和娇生惯养的儿子,是一种情况;而对一个严厉的父亲,情况就反过来了,他不会允许成年子女不干事,赖在家里“啃老”。皇权较强,官僚的“服务取向”强化,这时皇帝就倾向于发“劳务报酬”,向职位发钱,干活就给钱,不干活就不给钱,有意见就滚蛋。而若皇权较弱而官僚的“自利取向”较强,“身份报酬”的分量就会重起来,向品位发薪的比重就会大起来。格罗夫林曾把南朝官僚机构,称为“流亡贵族的福利体制”(45)。这“福利体制”的提法很发人深思,可以跟前文“身份组织”、“生活组织”的提法参互理解。有时观察某些行政组织,真就像一个“福利体制”。质言之,魏晋南北朝和唐宋薪俸结构的高度品位化,是官僚组织高度身份化、而皇权不能充分压制官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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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587 官僚特权,同样可以从上述视角观察。历代官员特权的大小,本书第五章提供了这样一个轮廓:周朝贵族官员最大,秦汉官僚很小,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门阀与部落贵族很大,唐宋官僚减小,明清继续减小。这个变化的轮廓,也就是历代官员“自利取向”之强弱的变化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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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589 总之,如果某时代存在发达的品位序列与品位特权,那么就可以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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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591 1.统治者安排位阶时以“身份考虑”而不是“运作考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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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593 2.其时官僚组织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身份组织”而非“功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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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595 3.其时官僚阶层的特性是“自利取向”而不是“服务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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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597 官僚的自我扩张冲动所可能受到的抑制,来自两个方面:其上的君主或代议机构,其下的公众(46)。现代民主、法制与公众监督,相对较好地抑制了官僚扩张特权、保证他们兢兢业业地承担起公共服务(47)。而在传统中国,民众没有多少政治权力,官僚“服务取向”,通常靠一个铁腕皇帝,像秦始皇、朱元璋及康熙、雍正那样的皇帝来维持。但这种偶或一出的铁腕皇帝不仅仅是个人现象,而是皇权与官权关系的历史变迁,为之提供了挥舞铁腕的政治舞台。而且,官权被压缩的最大获益者是皇权,民众最多只是附带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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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599 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99]
1703076600 4.品级、等级与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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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602 各个传统社会都存在等级,同时也存在着阶级。社会等级与血统、职业、种族、财产、婚姻与继承等相关,阶级则主要是一个经济概念,它指示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等级、阶级与王朝品级,在传统中国是什么关系呢?是行政级别决定社会分层,是“品级、等级与阶级的更大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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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604 墨菲指出:在早期等级社会,“财产的私有并不是决定因素。相反,统治阶级干预某个决定性的生产环节即能控制资源与人口”(48)。他认为把社会等级归结为私有,不如归结为控制。伦斯基看到:研究那些发达的农业社会,“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权力、特权和荣誉的非常不平等的分配是从其政治系统的作用中产生的。更准确地讲,在这些社会中,政府制度是社会不平等的首要来源”(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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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606 当然传统社会有很多种,如原始政治体系、城邦国家、部落王国、家产制国家、封建政体、专制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寡头独裁制、神权国家、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其政府制度与社会等级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把官僚制看成一种统治形式,是一种经典观点(50)。亨廷顿特别比较了“官僚制国家”和“封建国家”之异,前者是“金字塔式权威结构”,后者是“等级权威结构”。二者的区别在于“权力集中或者分散的程度”,“官僚政治国家的实质是权力自上而下的单向流动,封建国家的实质是处于社会—政治—军事结构中不同等级的人们分享权力和义务的双向制度”(51)。在“金字塔式的权威结构”之下,国家行政等级就有更大的可能性,成为社会差别的主要来源。政治学家有时使用“政治分层”概念。在这一视角中,社会等级分为有权者阶层、谋求权力者阶层、政治阶层与无政治阶层(52)。在中国,政治分层与社会分层高度吻合。黑格尔曾说:“在中国,实际上人人是绝对平等的,所有的一切差别,都和行政连带发生。”(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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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608 官僚本身能够成为一个阶级吗?曼德尔着眼于生产关系,反对把官僚看成阶级,虽然也承认了官僚与一个阶级非常相似(54)。魏特夫则强调,“东方专制国家”的经济“是一种政治性质的经济”,在这样的国家里,“国家政权都是阶级结构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因此“需要有一种关于阶级的新的社会学”(55)。翟学伟先生提出:“不但可以把行政等级放入社会等级来研究,而且还可以认为中国人会在实际中把政治制度当成社会关系来运作,比如中国社会中的官(现在叫干部),不但意味着做官者在国家政府机关里供职(国家公务员),而且意味着他在社会上的权势。……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基本上是连续的。”(56)“利益的落差与和权力的距离恰成正比。……一方面,在体制内外之间,有着一道利益的分界线,另一方面,即使在体制内,权力距离的远近,也依旧决定着利益的落差。”(57)“利益的落差与和权力的距离恰成正比”,表明在分配体制中官员处于特殊地位。这种情况是其来有自,自古已然。摩尔看到:在传统中国“官僚机构似乎是比土地所有者更有权势、更有效率的组织,虽然双方谁都离不开谁。土地的财富来自官僚机构,并受官僚机构的保护而存在”(58)。我们认为,传统中国的官僚不但可以看成一个等级,甚至可以看成一个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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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610 土地是传统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帝国前期,王朝直接干预土地占有和劳动者身份,并直接以王朝品爵施加调节;在帝国后期,“官僚地主”依然是地主阶级中最有权势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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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612 周代井田制下,公社农民不能自由处分个人份地,而由官员进行管理。由于国家干预已成为传统,在战国授田制下,国家依然保持了支配土地的重大权力。汉初依二十等军功爵授田,造就了一个军功地主阶层(59)。据李开元先生估算,汉初约有60万将士因赐爵而获得田宅,军爵的受益面为300万人,约占当时人口的1/5;他们获得了3亿亩耕地和1500万亩的住宅地,相当于全国耕地的40%(60)。汉初《二年律令·户律》中,依爵级“名田宅”的规定如下(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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