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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皇帝与官僚是高度一致的，而我们不这么看，认为二者经常存在着不一致的方面。首先，官僚体制必须以“理性行政”为基础，这里就将形成“常规权力”。“常规权力”与皇帝的专制权力有冲突的一面，官僚将自觉不自觉地努力把皇权同化于“常规权力”。正好比一个新领导试图大刀阔斧、突破成规之时，下属可以利用“规章制度”做有效抵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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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官僚群体的自主性可能逐渐增大，特权增加，谋求私利，身份性强化，而皇帝只能优容。这类变化的不断推进，将以官僚变成半贵族或贵族为终点。就是说，官僚可能发生“贵族化”。黑格尔就曾论及官僚获得贵族式独立地位的可能性(32)。政治学家拉斯基也已说过：“在极端的情况下，官僚还会变成世袭阶级（a hereditary caste），为他们的个人私利而操纵政权。”18世纪的法国官僚就曾变成贵族(33)。王亚南先生讨论官僚政治，也曾揭举“官僚贵族化”的论题(34)。若是官僚发生了“贵族化”，皇权就开始削弱，甚至会降格到只是一位“第一贵族”的程度。贵族与专制，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35)。所以，谋求建立专制的统治者，通常都从任用官僚、打击贵族开始(36)。罗森伯格区分出两种专制主义：“王朝专制主义”和“官僚专制主义”(37)。在我们看来，前者是皇权较强而官权较弱的专制主义，可称“皇帝专制主义”，后者则是皇权较弱而官权较强的专制主义。这种排斥与亲和关系，如同一个“三角恋”：皇帝任用官僚打击贵族，而官僚的“贵族化”侵蚀皇权。总之，强悍的专制皇权与工具性的、“服务取向”的官僚，往往同时出现；软弱的皇权与贵族化了的、“自利取向”的官僚，往往同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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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斯基也看到，“当执政者更强大时，会牺牲贵族政治而发展官僚政治”，他进而提出，应把“衡量官僚和贵族的连续统”作为一种分析工具(38)。这个“连续统”的提法非常之好。我们也把官僚阶层的自主性、特权化、封闭化、身份化，视为一个“过程”，其起点是官僚，终点是贵族；而各时代的官僚与皇权的具体关系，则可能处于“连续统”中的某一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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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再回到官阶研究的主题上来。服务取向、自利取向这对概念，与职位分等与品位分等这对概念，是什么关系呢？从技术上说，职位分等与品位分等，是两种各有优劣的人力资源管理手段，前者讲科学、重效率、保障同工同酬，后者能更好地处理能力与资历的矛盾，给官员更多的稳定感、安全感与品位荣耀。而从政治上说，品位既是官僚的一种身份，又是官僚的一种利益，是官僚在与皇权的政治博弈中所赢得的身份保障和利益保障。所以我们做如下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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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官僚的服务取向，与重效率、以“事”为中心的职位分等，具有较大亲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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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官僚的自利取向，与重身份、以“人”为中心的品位分等，具有较大亲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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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比方说，如果你是老板，你将如何安排雇员等级？一种极端的可能，是你像黑心矿主一样，打算榨干矿工的每一滴血汗，那么你对雇员将“以事为中心”，只发“劳务薪俸”，干活就给钱，不干就没钱；干得多就多给钱，干得少就少给钱。在这时候，雇员的等级就是其工钱等级，此外别无等级。另一种极端的情况，是你开了个家族公司，雇员来自大哥二姐三姑六舅八大爷。他们很不听使唤，时时要求各种待遇、补贴而你无法拒绝。你反而要讨他们的好，生日送礼，生病送花。他们还把侄子外甥什么的全拉进你的公司，而你不能不给面子。在这时候，通常你就得发放“身份报酬”，没事儿干也得给职位、给工资；还得奉送各种华丽名号，如董事、主管、主任、部门经理什么的，以满足他们的名位渴望。简言之，你的公司“以人为本”了，公司中的等级秩序品位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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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更重身份，而身份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地位，体现在位阶上，就是品位。所以历史上较早出现的文官制，一般都是品位分类，因为越传统的社会越重身份。日本平安时代初期的位阶制，学者对其“令外禄制”中“马料”一项的考察显示，这种制度“以最能体现官僚体制的位阶为支给基准，而不是以官职为基准”(39)。英国文官制度产生很早，采用品位分等，其“出身与考选均有不同，次一等级的人员，很难晋升高的等级，身份难以流通升晋，男女待遇亦不平等，有似封建时代的贵族制”(40)。相反的例证是美国。美国在20世纪初率先实行职位分类，学者认为，这与美国行政文化的平等精神、成就主义和专业原则息息相关(41)。还有学者把德国、法国的文官制称为“官僚型”，把英国的文官制称为“贵族型”，而把美国的文官制称为“民主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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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史对于上述论断，即服务取向与职位分等具有亲和性、自利取向与品位分等具有亲和性的论断，同样提供了有力支持。周代实行贵族政治，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贵族化程度也相当之高，正是在这两个时代，品位分等特别发达。周代公卿大夫士的森严爵列，保障了贵族的优厚待遇；魏晋南北朝的繁复位阶，保障了士族门阀的品位特权。在周王朝，周天子还称不上专制君主；对魏晋南朝间门阀与皇权的此消彼长，田余庆先生有精彩揭示(43)。门阀现象显示，其时的官僚沿“官僚和贵族的连续统”大幅度右移了。唐宋官僚的贵族化程度下降，沿“官僚和贵族的连续统”左移，然而繁复位阶和冗官冗吏依然表明，此期的官僚，依然拥有向皇权争取身份保障与品位利益的较大能力。秦汉官阶属职位分等，明清官阶的品位化程度大为下降，薪俸向职位靠拢，则对应着皇帝的更大专制程度，以及官僚较低的身份化程度。所以学者指出，明朝散阶制的衰落，“反映了明代不像唐代那样，面临着士族门阀势力犹盛，官贵子弟需要优容的社会背景”(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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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讨论过的“劳务报酬”与“身份报酬”问题，也可以从皇权与官权的博弈角度加以观察。我们曾以成年儿子在家里吃白食的比喻，来说明“品位薪俸”是一种“身份报酬”，然而不同的家庭会有不同情况。宽纵的老爹和娇生惯养的儿子，是一种情况；而对一个严厉的父亲，情况就反过来了，他不会允许成年子女不干事，赖在家里“啃老”。皇权较强，官僚的“服务取向”强化，这时皇帝就倾向于发“劳务报酬”，向职位发钱，干活就给钱，不干活就不给钱，有意见就滚蛋。而若皇权较弱而官僚的“自利取向”较强，“身份报酬”的分量就会重起来，向品位发薪的比重就会大起来。格罗夫林曾把南朝官僚机构，称为“流亡贵族的福利体制”(45)。这“福利体制”的提法很发人深思，可以跟前文“身份组织”、“生活组织”的提法参互理解。有时观察某些行政组织，真就像一个“福利体制”。质言之，魏晋南北朝和唐宋薪俸结构的高度品位化，是官僚组织高度身份化、而皇权不能充分压制官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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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特权，同样可以从上述视角观察。历代官员特权的大小，本书第五章提供了这样一个轮廓：周朝贵族官员最大，秦汉官僚很小，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门阀与部落贵族很大，唐宋官僚减小，明清继续减小。这个变化的轮廓，也就是历代官员“自利取向”之强弱的变化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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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如果某时代存在发达的品位序列与品位特权，那么就可以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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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统治者安排位阶时以“身份考虑”而不是“运作考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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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时官僚组织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身份组织”而非“功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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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时官僚阶层的特性是“自利取向”而不是“服务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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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的自我扩张冲动所可能受到的抑制，来自两个方面：其上的君主或代议机构，其下的公众(46)。现代民主、法制与公众监督，相对较好地抑制了官僚扩张特权、保证他们兢兢业业地承担起公共服务(47)。而在传统中国，民众没有多少政治权力，官僚“服务取向”，通常靠一个铁腕皇帝，像秦始皇、朱元璋及康熙、雍正那样的皇帝来维持。但这种偶或一出的铁腕皇帝不仅仅是个人现象，而是皇权与官权关系的历史变迁，为之提供了挥舞铁腕的政治舞台。而且，官权被压缩的最大获益者是皇权，民众最多只是附带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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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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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品级、等级与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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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传统社会都存在等级，同时也存在着阶级。社会等级与血统、职业、种族、财产、婚姻与继承等相关，阶级则主要是一个经济概念，它指示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等级、阶级与王朝品级，在传统中国是什么关系呢？是行政级别决定社会分层，是“品级、等级与阶级的更大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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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菲指出：在早期等级社会，“财产的私有并不是决定因素。相反，统治阶级干预某个决定性的生产环节即能控制资源与人口”(48)。他认为把社会等级归结为私有，不如归结为控制。伦斯基看到：研究那些发达的农业社会，“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权力、特权和荣誉的非常不平等的分配是从其政治系统的作用中产生的。更准确地讲，在这些社会中，政府制度是社会不平等的首要来源”(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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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传统社会有很多种，如原始政治体系、城邦国家、部落王国、家产制国家、封建政体、专制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寡头独裁制、神权国家、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其政府制度与社会等级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把官僚制看成一种统治形式，是一种经典观点(50)。亨廷顿特别比较了“官僚制国家”和“封建国家”之异，前者是“金字塔式权威结构”，后者是“等级权威结构”。二者的区别在于“权力集中或者分散的程度”，“官僚政治国家的实质是权力自上而下的单向流动，封建国家的实质是处于社会—政治—军事结构中不同等级的人们分享权力和义务的双向制度”(51)。在“金字塔式的权威结构”之下，国家行政等级就有更大的可能性，成为社会差别的主要来源。政治学家有时使用“政治分层”概念。在这一视角中，社会等级分为有权者阶层、谋求权力者阶层、政治阶层与无政治阶层(52)。在中国，政治分层与社会分层高度吻合。黑格尔曾说：“在中国，实际上人人是绝对平等的，所有的一切差别，都和行政连带发生。”(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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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本身能够成为一个阶级吗？曼德尔着眼于生产关系，反对把官僚看成阶级，虽然也承认了官僚与一个阶级非常相似(54)。魏特夫则强调，“东方专制国家”的经济“是一种政治性质的经济”，在这样的国家里，“国家政权都是阶级结构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因此“需要有一种关于阶级的新的社会学”(55)。翟学伟先生提出：“不但可以把行政等级放入社会等级来研究，而且还可以认为中国人会在实际中把政治制度当成社会关系来运作，比如中国社会中的官（现在叫干部），不但意味着做官者在国家政府机关里供职（国家公务员），而且意味着他在社会上的权势。……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基本上是连续的。”(56)“利益的落差与和权力的距离恰成正比。……一方面，在体制内外之间，有着一道利益的分界线，另一方面，即使在体制内，权力距离的远近，也依旧决定着利益的落差。”(57)“利益的落差与和权力的距离恰成正比”，表明在分配体制中官员处于特殊地位。这种情况是其来有自，自古已然。摩尔看到：在传统中国“官僚机构似乎是比土地所有者更有权势、更有效率的组织，虽然双方谁都离不开谁。土地的财富来自官僚机构，并受官僚机构的保护而存在”(58)。我们认为，传统中国的官僚不但可以看成一个等级，甚至可以看成一个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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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传统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帝国前期，王朝直接干预土地占有和劳动者身份，并直接以王朝品爵施加调节；在帝国后期，“官僚地主”依然是地主阶级中最有权势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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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井田制下，公社农民不能自由处分个人份地，而由官员进行管理。由于国家干预已成为传统，在战国授田制下，国家依然保持了支配土地的重大权力。汉初依二十等军功爵授田，造就了一个军功地主阶层(59)。据李开元先生估算，汉初约有60万将士因赐爵而获得田宅，军爵的受益面为300万人，约占当时人口的1/5；他们获得了3亿亩耕地和1500万亩的住宅地，相当于全国耕地的40％(60)。汉初《二年律令·户律》中，依爵级“名田宅”的规定如下(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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