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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看到的，是直接用王朝品级确定生产资料占有的事例。宋制“不抑兼并”，王朝不再对占田进行限制了。但从宋到清，品官及家属，候补、致仕官僚及功名拥有者，依然凭借等级特权，优先占有社会资源，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编户之上的特殊阶级。侯外庐先生有“品级性地主”概念(68)，吴晗先生有“新仕宦阶级”提法(69)，王曾瑜先生也有“品官地主”概念(70)。张显清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等级虽然是‘多级’的，但官绅等级与庶民等级的划分却是最基本的。”(71)李文治先生认为，庶民地主和贵族官绅地主是两个不同的等级，其法权关系与社会地位不同，后者是专制政治的支柱(72)。经君健先生认为，清代官僚和搢绅是特权等级，良贱等级、君臣等级、官民等级三者，构成清代等级制基本框架(73)。王毓铨先生指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出现了官等级与地主阶级的一致性，民等级与朝廷当差人户、地主私人佃户的一致性。”(74)总之学者几乎都看到，官绅“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并有着特殊的生活方式。绅士们高居于无数的平民以及所谓‘贱民’之上，支配着中国民间的社会和经济生活”(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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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仲礼先生估计，光绪六年（1880年）的22830名品官，其法外灰黑收入约1.15亿两，而其正式固定收入只有629.5万两(76)。又，其时清廷岁入8000余万两(77)，清朝劳工的年收入约5—10两，总人口约3.775亿。那么根据这些数据，我们来做两个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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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1：品官的灰黑收入与朝廷税收，合计近2亿两。劳工年收入若以10两计，这2亿两就相当于2000万劳工的收入；若以5两计，就相当4000万劳工的收入。若以1人供养2人计，则需4000万或8000万人不吃不穿，才能供养政府与官僚。后一数字，约占当时总人口的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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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2：品官的正式收入与灰黑收入，合计约1.2亿两。劳工年收入以10两计，那就相当于1200万劳工的收入；以5两计，那就相当于2400万劳工的收入。若以1人供养2人计，则需2400万或4800万人不吃不穿，才能供养2万多名品官(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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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只计算了品官通过官职而获得的收入，还没有考虑贵族、官绅家族的其他收入。张仲礼先生估计，在19世纪后期，占人口2％的清朝绅士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占总经济收入的30％；绅士的收入平均90两，而普通国民为5.7两，二者相差16倍。“这证明了公认的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做官最能发财的观点。”(79)面对这样的数字，我们无法不更新“阶级”概念，把中国官僚视为一个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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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没考虑数十万、甚至可能上百万吏胥的灰黑收入，那也是一笔巨款，甚至可能超过品官的灰黑收入。那是吏胥们为官府服务、分享了国家权力，从而从国民总收入中分割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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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品级，显示了塑造社会分层、改变阶级关系的强大能力。这些行为看上去是“外向性”的，其实不是。“外向性”是指向外部社会提供公共管理与服务。而中国王朝通过等级手段改造外部社会，使之与自己同构，或适应于自己的结构，从而为君臣提供更优越的环境生态，这种行为，我们称为“外向性的内向化”。由于这种“外向性的内向化”，中国古代官阶制的影响，远远超出行政领域，而与社会上的等级、阶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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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退休官僚与官僚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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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官员是否构成特殊等级的问题上，观察退休官僚与官僚亲属的品位待遇，很有帮助。正如瞿同祖先生所指出：若退休即失去所有特权、同于庶人，则不好将之看成阶级；而若一旦获得官吏的身份，便永远保持特殊社会地位与特权，日常生活及行住服饰上有法律规定的差异，使之与庶人的生活方式永远不同，则官吏与庶人的划分就是永久性，二者永远保持距离，从而构成阶级的形态。与之类似的，是官僚亲属的品位待遇。瞿先生说：“每一朝代的法律都承认官吏家属的特殊社会地位及权利。品官的直系尊亲属及配偶原在封赠之列，他们本身也已取得特殊的身份，他们享受自得依照其所封赠的品级，不同常人。便是品官的子孙、姊妹、弟侄不在封赠之列的，也得享受与父祖、伯叔、兄弟相同的生活方式。”(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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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先生所谓“阶级”，即通常所说的“等级”。退休待遇与亲属待遇，表明官僚的身份可以脱离职位，而保留到退职之后，并惠及亲属，从而具有了个人属性与品位意义，进而具有了等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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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待遇 现代国家的文官有退休金，但正如国民中的其他职员、劳工都有退休待遇一样，退休金本身不能看成特权，而要看其优厚程度。但退休待遇的论题在古代仍有意义。因为古代的各行业人员，只有官员在失去工作能力后仍能领钱，进而历代退休待遇的变化轨迹，就有了考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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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书说“七十致仕”。春秋有“纳邑与政”之事(81)，即大夫在退职时，要交还任职时国君授予的采邑。不过，更多的情况是采邑世袭(82)。即令存在需要交还国君的部分，大夫仍有私人的采邑，足以保证其致仕后的生计(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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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情况反了过来。官员致仕就无俸，除非皇帝特赐。特赐的例子，如石奋以上大夫之禄、周仁以二千石之禄归老，等等。对宠臣的“乞骸骨”，皇帝还会赐钱、赐第舍。“特赐”的形式，使致仕后的待遇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恩典。汉平帝规定，二千石以上吏致仕，给1/3的俸禄。其时王莽当政，那只是他笼络人心的一时之举，非经制(84)。然而必须指出，曾获封爵的官僚，在告别公职之后，可以安享爵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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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散官泛滥，优老成为散官的重要功能之一，这就造成了“离职不离官”的情况。金紫光禄大夫就是优老之官：“魏氏已来，转复优重……其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晋受命，仍旧不改，复以为优崇之制。而诸公逊位，不复加之，或更拜上公，或以本封食公禄。其诸卿尹中朝大官年老致仕者，及内外之职加此者，前后甚众。”(85)老年官僚们已脱离职守，却不必脱离官位，继续以上公、光禄大夫之位享受富贵。原为诸公而有封爵的，在致仕后，还可以享受诸公的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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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明帝表示：“今庶僚之中，或年迫悬车，循礼宜退。但少收其力，老弃其身，言念勤旧，眷然未忍。”于是下诏：“若才非秀异，见在朝官，依令合解者，可给本官半禄，以终其身。”(86)由此七十退休者，获得了“半禄”的优待。这个待遇，不如做光禄大夫等散官优越。有学者分析说，散官虽无事权，但品级较高，其俸禄会增大朝廷负担，所以还不如令其致仕，改为半禄呢(87)。唐朝承之：“凡致仕之官，五品已上及解官充侍者，各给半禄。”(88)六品以下致仕官，一度也有俸禄(89)。少数功臣、宠臣，经恩准还可以获得全俸。高官致仕，若有子弟在外做官，还允许一位子弟留职领薪而在京侍养，成为“勒留官”之一种。可谓体贴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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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给致仕官半俸，宋真宗还曾给致仕官全俸。宋仁宗下诏，两省、卿监、刺史、阁门以上致仕，比照陪都的分司官给俸。宋朝“凡文武官致仕者，皆转一官”，即进阶一级，有如当今的“提退”。甚至还有升二等、三等者(90)。一定品级的官员致仕，许子弟一人荫补(91)，有如当今的“接班”。每遇大礼或庆典而有泛阶恩典，致仕官仍可以升转他们的寄禄官资。比如有个吏部侍郎张存，退休之后的15年中，仍然在泛阶中跟着一次次进阶，其阶官一直升到了礼部尚书。学者评论说：“实际上这就使致仕官除不厘实务外，与常朝官没有什么区别了。”(92)官僚甚至还可以“带职致仕”，即带宫官、学士、待制等衔致仕，从而继续领俸(93)。总之，宋朝致仕官的待遇不断提高，有权享受待遇的官资也不断下调(94)，从而增加了受惠者。号称“致仕”，却照样进阶、仍有官衔，岂非奇闻。所以大臣们感恩戴德：“朝廷以恩遇老臣无所不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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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情况又反了过来，致仕官中的子幼家贫者，才给半俸。在明朝，除非皇帝特赐，才能有给米给夫的优待，此外致仕官均无俸禄。唯永乐、天顺、成化和嘉靖四朝，曾就致仕官的俸禄做过规定，然而多的不过月米二石，少的只有每岁四石。学者称“恩典之薄，前所未有”(95)。明朝虽有致仕进阶制度——最初是三品以上如故，四品以下升一等，后来三品以上也升等——但这时的散阶纯是虚衔，无大意义。清朝从一品的尚书以上官致仕，可享全俸，自请原品致仕的可享半俸，但都须恩准。勒令致仕者无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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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离职官僚的薪俸变迁，就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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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朝卿大夫自有私人采邑，最为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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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汉官僚退休无俸，除非皇帝特赐。但有爵者可享有爵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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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北朝以“离职不离官”为特点，待遇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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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朝唐宋官僚退休有半俸甚至全俸，及多种形式的品位优待，待遇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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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元明清退休待遇再趋简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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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官僚还有其他多种待遇。唐宋明清的致仕官，其法律特权与现任官相同，各种服用的礼制与现任官相同。其服饰，闲居戴巾帽而不能戴冠，但官服依旧；朝见时则一体具服行礼。其经济特权，明朝“以礼致仕者免十分之七”，免丁免粮之数是现任官的7/10。唐代三品以上官致仕后，每月仍可以参与朔望朝参，而且朝班在本品现任官之上。这样的待遇，都是现代文官制所没有的，从而强化了前述论断：中国官僚组织是一个“身份组织”；解印离职之后，也不被视同路人，君臣仍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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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亲属 官吏家属拥有特殊身份，享有特殊待遇，自先秦已然。此后历代的礼典法规中，都有大量的这类规定。这些礼典法规有两重意义：施恩与设限。施恩的结果，使整个官僚家族受惠，强化了官僚的社会等级形象；设限的目的，是防止淆乱僭上，维系“身份组织”的内部等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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