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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书云，天子之妃称后，诸侯称夫人，大夫称孺人，士称妇人，庶人称妻。这就是一种等级称谓之礼。贵族的女性配偶，其数量与等级也有规定。天子据说可以拥有一王后、三夫人、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各级贵族则依次而降。据说诸侯一娶九女，士允许有一妻一妾。《孟子·离娄下》讲到的“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那位“齐人”的身份就是“士”。魏晋制度，诸王八妾，公六妾，侯五妾，伯四妾，子三妾，男二妾；一二品官四妾，三四品官三妾，五六品官二妾，七八品官一妾。东魏元孝友请定制度，一品官八妾，二品官七妾，三四品官五妾，五六品官二妾(96)。官贵的妻妾多少，是“数字化”了的。这再次反映了中国王朝是一个“生活组织”与“仪式组织”，家庭规模也是一种等级排场，妻妾数量按行政级别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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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与官僚，皇帝后妃与官僚妻子，在礼制上做对称安排。唐代朝会，官僚在太极殿朝见皇帝，而外命妇即五品以上官员的母妻，则在中宫朝见皇后：“大会之日，陈设亦如之。皇帝服通天冠。皇太子称觞献寿，次上公称觞献寿，侍中宣赐束帛有差。其日，外命妇朝中宫，为皇后称觞献寿，司宫宣赐束帛有差。”在礼典上，官员领受了皇帝的赏赐，官僚的母妻则依子、夫官品，领受皇后的赏赐：“正、冬之会，称束帛有差者，皆赐绢，五品已上五匹，六品已下三匹。命妇会，则视其夫、子。”(97)皇帝君临天下，皇后则母仪天下；官员向皇帝称“臣”，其母妻则向皇后称“妾”：“皇太子已下，率土之内，于皇帝皆称臣”，“六宫以下，率土妇人，于皇后皆称妾也”(98)。官僚的母妻，算是皇后的臣属。作为“功能组织”，就不会有职员及其母妻向上司的母妻献媚示好的制度，也没必要给职官的母妻发奖钱。而作为“身份组织”、“生活组织”，情况就不同了。正像有人说的，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而是讲“情”的地方。“君父”、“国母”分别向“臣”、“妾”行赏，很像大家长给儿女们压岁钱，展示了大家长的一怀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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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各有自己的小家，脱身小家而出仕朝廷，就由“私”的领域，进入了“公”的世界。古礼，“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在家是“子”，对父母不称姓而自称“某”，以示是一家人，不是外姓人；在朝是“臣”，对皇帝不称姓而称“臣某”，也用以显示是一家人，不是外姓人。“‘臣某’形式是‘家’内的秩序，在君臣关系上被扩大应用而建立起来的”(99)。朝廷宛如一个大家庭。唐制：“凡散官正二品、职事官从二品以上，爵郡王以上，于公文皆不称姓。凡六品以下官人奏事，皆自称官号、臣、姓名，然后陈事。”(100)甘怀真先生指出：“高级官员可以不称姓，是表示他们与皇帝的关系更密切。称‘臣’是将己身献给国家。但不称姓，但称‘臣某’，则表示官员更进一步隶属于皇家，是成为皇帝拟制的皇家家人。”(101)五品以上官员对皇帝可以不称姓，六品以下就不能，显示了“拥戴群体”是有梯度的。皇族算是主干家族，高官家庭有如大家族的分支，低级官员是疏属，率土之内的庶民就更疏远了。官僚、尤其是高级官僚，不仅是以其“身”、即其本人，而且是以其“家”、即其家族，对皇帝、对朝廷做整体投注的；那么不仅官僚之“身”，而且其“家”也得到了大家长的特殊优待，就“有情可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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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官僚亲属的等级礼制，历代逐渐趋繁。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所定服制，仅关于命妇冠饰的规定，就已如此地细致(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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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服制，对官僚的父祖、伯叔、子弟、侄孙、母妻女以至女婿、子妇应该穿什么服装，不厌其烦一一规定。又，不但高级官僚犯罪要经皇帝过目审核，而且功臣的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弟、姊妹、女婿、兄弟子，及四五品官的父母、妻及合荫子孙，犯罪判决也必须议拟奏闻。官僚的很多既得利益，其亲属都可以分享。例如唐朝官僚的儿子，在加冠和婚礼之时，可以使用父亲的冕服，以示子承父业、冠冕不绝。又如宋朝规定，官僚死后，子孙仍然可以用父祖的生前官职减免科差，减免额度由各位子孙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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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的母妻，王朝给予名号，好让她们跟普通妇女区分开来。唐制：“一品及国公母、妻为国夫人；三品已上母、妻为郡夫人；四品、若勋官二品有封，母、妻为郡君；五品、若勋官三品有封，母、妻为县君。散官并同职事。勋官四品有封，母、妻为乡君。其母邑号皆加‘太’字。各视其夫及子之品。”(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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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官僚的母妻与父祖赠予官号的制度，称“封赠”。父母在世者曰“封”，去世曰“赠”。它的理念前提，就是子贵父荣、夫贵妻荣。汉朝已有“夫贵妻荣”之事了。大将军梁冀之妻孙寿封襄城君，梁家的夫人、女子食邑称君者达7人之多。封赠制度大约是在两晋、刘宋时正式形成的，至唐宋而始备。所以在唐宋的古文碑状中，官僚的父母习称“赠公”、“赠君”(104)。明朝称“推封”。清朝把散官用于封赠，文武各18阶。官至某品，若逢庆典恩诏，任职2年以上者便可申请相应的散阶，并可以把自己所获散阶“貤封”给父母（其父需要不在任上）。其封赠之法屡有变化，下表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的制度(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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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品一阶，吏员出身为宣德郎；正七品一阶，吏员出身为宣议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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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的贾蓉，为了让妻子秦可卿的丧礼更排场，就花1200两银子捐了一个“五品龙禁尉”，从而使秦可卿获得了一个“恭人”封号，灵牌上得以大书“天朝诰授贾门秦氏恭人之灵位”(106)。清朝的封赠范围比前朝为广。皇帝的温暖，令臣子五内铭感：“圣朝锡类之仁，超出前世万万矣！”(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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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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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封爵的身份功能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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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江龙君指出：“爵位作为一种古老的位阶，其超常稳定性是任何官阶都不能比拟的。”(108)数千年来，“爵”一直发挥着特别的身份作用。直到近年，还有专家主张恢复“爵位制”，用以激励公民的荣誉感呢(109)。可见“爵”的影响之大，到今天还有余波。“爵”是一个敏感的风向标，历代封爵的样式、待遇与规则的变化，直接反映了统治者在安排等级身份时的策略变化、品位结构的特性变化，进而是官僚群体身份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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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中国社会是“官本位”的，从总体上说确是如此。然而具体说来，“官”与“爵”又不一样。“官”首先是一份职责或一个职位，是行政性的；“爵”却是一种身份性位阶，一种社会性等级，具有浓厚的贵族色彩。欧洲的五等爵与骑士，就曾是中世纪社会的支柱性等级；至于所谓“官僚制的统治”，在欧洲是近代以来的事情。那么，“爵本位”与“官本位”两个概念的建立，势在必行。“爵本位”与“官本位”的基本区别，是什么呢？简单地说，“爵本位”是贵族性、世袭性、封闭性的，“官本位”则是行政性、功绩制、流动性的。这两个概念，使“爵”与“官”的关系，成为中国官阶史上的一条特别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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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视角中，中国古代的品位结构，曾经历过一个从“爵本位”到“爵—秩体制”，再由“爵—秩体制”到“官本位”的变迁。“爵—秩体制”的问题，在第七章讨论“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间架”的形成时，已经涉及，不过是从位阶的结构样式入手的。本节从“身份”的角度，继续讨论。其主要分析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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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察权责、薪俸、资格、特权与礼遇等品位要素，在爵级上的配置变化，即品秩效力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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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爵级与其他位阶的间架关系，即相互间的关联与搭配样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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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价获得爵级的开放与封闭程度，保有爵位的变动与稳定程度，爵制本身的简单与复杂程度等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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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观察爵级是否用于标志特殊身份群体。这时皇族之封与官僚之封可以分别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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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爵”的演生，有“职”与“人”的两个来源。商朝出现了“爵”的萌芽形态。若干爵号来自职位，如侯、甸、男、卫等；同时商爵也用人称，伯、子、男即是。看来，商爵中的家族之称与职事之称，平分秋色。有学者认为，商朝的爵号没有明显的等级之别(110)。周朝的五等爵称就不同了，除“侯”之外，公、伯、子、男四号，都属人称或人之尊称，占到了4/5。又，“妇”为妇人之称，而“妇好”之“妇”，学者认为也是一个爵号(111)。商爵来自职称的稍多一些，周朝的爵号则明显以人称居多。“五等爵，除侯以外，公、伯、子、男原来都是家族称谓。这样，等级起源于血缘关系亦可证明”(112)。这一点，连太平天国的洪仁玕都注意到了：“盖公、侯、伯、子、男等字是家人儿子之称，以之名官，实属糊混不雅之至。”(113)此外公、卿、大夫、士这个“内爵”序列，大抵也都来自人称。爵称来自人称，显示了周爵浓厚的宗法性。爵位由嫡长子继承，取决于宗法身份；爵级与家族权势相应，是贵族权势的政治等级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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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等级待遇，主要配置在爵级之上，依天子、诸侯、大夫、士而定，而不是配置在职位之上。《管子》说“度爵而制服”，《周礼》说“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又孟子说“朝廷莫如爵”，却没说“朝廷莫如职”(114)。卿大夫的“家”即私人领地，其大者有“百乘之家”、“千乘之家”之称。这种“家”有复杂的内部组织，简直就是一个国中之国。士有禄田，有“士田十万”的记载。若依张政烺先生之说，以“十万”为千亩(115)，且以亩产两石计，则其收益可达二千石之多，不亚于秦汉郡守的岁入。总之，周爵是标示贵族身份的位阶，也是社会等级与阶级的主要尺度。是为“爵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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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爵制的功能与性质开始发生变化。秦汉二十等军功爵与封爵的特点，是身份制与功绩制的二重性。封爵一以封宗室、一以褒功臣，就是其二重性的一个体现。至于二十等爵，是依军功而授予的，所以具有革命性意义，“封建制度的君子小人分野取消了，万民同站在一条起跑线上，凭藉个人在战场上的表现缔造自己的身份地位”(116)。但与此同时，二十等爵依然保留了“爵”的形态，可以承袭，并浸润散发着贵族式的荣耀与声望。朝廷通过向吏民赐爵，构造了一套身份体系。如西嶋定生所云：“国家权力作为每个有爵者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权而显现出来。”(117)国家权力通过爵号而塑造了社会等级秩序，作为政权支柱的军功阶层以军爵为身份标识，受封者获得的是一种“准贵族”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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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田宅、赎罪、免役，甚至是否能戴“刘氏冠”，坟头上可以种几棵树，都依爵而定。侯爵可以食县、食乡、食亭或食若干户。大者有“万户侯”，小者也有封几百户的。司马迁说：“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118)以此计算，丞相公孙弘为平津侯的食邑650户，其年收入约13万钱，相当于他两个多月的薪俸收入。而万户侯将有200万的年收入。九卿张延寿食邑13640户，“租入岁千余万”，平均每户年交700余钱，相当于九卿40多年的薪俸(119)。可见爵的收益非常巨大。朱绍侯先生云：“一级爵位竟有这么大的作用，显示出军功爵在当时确有非凡的价值。”(120)汉代附丽于爵级的利益，大于秩级，也大于后世，这是早期品位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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