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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只计算了品官通过官职而获得的收入，还没有考虑贵族、官绅家族的其他收入。张仲礼先生估计，在19世纪后期，占人口2％的清朝绅士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占总经济收入的30％；绅士的收入平均90两，而普通国民为5.7两，二者相差16倍。“这证明了公认的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做官最能发财的观点。”(79)面对这样的数字，我们无法不更新“阶级”概念，把中国官僚视为一个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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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没考虑数十万、甚至可能上百万吏胥的灰黑收入，那也是一笔巨款，甚至可能超过品官的灰黑收入。那是吏胥们为官府服务、分享了国家权力，从而从国民总收入中分割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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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品级，显示了塑造社会分层、改变阶级关系的强大能力。这些行为看上去是“外向性”的，其实不是。“外向性”是指向外部社会提供公共管理与服务。而中国王朝通过等级手段改造外部社会，使之与自己同构，或适应于自己的结构，从而为君臣提供更优越的环境生态，这种行为，我们称为“外向性的内向化”。由于这种“外向性的内向化”，中国古代官阶制的影响，远远超出行政领域，而与社会上的等级、阶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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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退休官僚与官僚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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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官员是否构成特殊等级的问题上，观察退休官僚与官僚亲属的品位待遇，很有帮助。正如瞿同祖先生所指出：若退休即失去所有特权、同于庶人，则不好将之看成阶级；而若一旦获得官吏的身份，便永远保持特殊社会地位与特权，日常生活及行住服饰上有法律规定的差异，使之与庶人的生活方式永远不同，则官吏与庶人的划分就是永久性，二者永远保持距离，从而构成阶级的形态。与之类似的，是官僚亲属的品位待遇。瞿先生说：“每一朝代的法律都承认官吏家属的特殊社会地位及权利。品官的直系尊亲属及配偶原在封赠之列，他们本身也已取得特殊的身份，他们享受自得依照其所封赠的品级，不同常人。便是品官的子孙、姊妹、弟侄不在封赠之列的，也得享受与父祖、伯叔、兄弟相同的生活方式。”(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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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先生所谓“阶级”，即通常所说的“等级”。退休待遇与亲属待遇，表明官僚的身份可以脱离职位，而保留到退职之后，并惠及亲属，从而具有了个人属性与品位意义，进而具有了等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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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待遇 现代国家的文官有退休金，但正如国民中的其他职员、劳工都有退休待遇一样，退休金本身不能看成特权，而要看其优厚程度。但退休待遇的论题在古代仍有意义。因为古代的各行业人员，只有官员在失去工作能力后仍能领钱，进而历代退休待遇的变化轨迹，就有了考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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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书说“七十致仕”。春秋有“纳邑与政”之事(81)，即大夫在退职时，要交还任职时国君授予的采邑。不过，更多的情况是采邑世袭(82)。即令存在需要交还国君的部分，大夫仍有私人的采邑，足以保证其致仕后的生计(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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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情况反了过来。官员致仕就无俸，除非皇帝特赐。特赐的例子，如石奋以上大夫之禄、周仁以二千石之禄归老，等等。对宠臣的“乞骸骨”，皇帝还会赐钱、赐第舍。“特赐”的形式，使致仕后的待遇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恩典。汉平帝规定，二千石以上吏致仕，给1/3的俸禄。其时王莽当政，那只是他笼络人心的一时之举，非经制(84)。然而必须指出，曾获封爵的官僚，在告别公职之后，可以安享爵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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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散官泛滥，优老成为散官的重要功能之一，这就造成了“离职不离官”的情况。金紫光禄大夫就是优老之官：“魏氏已来，转复优重……其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晋受命，仍旧不改，复以为优崇之制。而诸公逊位，不复加之，或更拜上公，或以本封食公禄。其诸卿尹中朝大官年老致仕者，及内外之职加此者，前后甚众。”(85)老年官僚们已脱离职守，却不必脱离官位，继续以上公、光禄大夫之位享受富贵。原为诸公而有封爵的，在致仕后，还可以享受诸公的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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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明帝表示：“今庶僚之中，或年迫悬车，循礼宜退。但少收其力，老弃其身，言念勤旧，眷然未忍。”于是下诏：“若才非秀异，见在朝官，依令合解者，可给本官半禄，以终其身。”(86)由此七十退休者，获得了“半禄”的优待。这个待遇，不如做光禄大夫等散官优越。有学者分析说，散官虽无事权，但品级较高，其俸禄会增大朝廷负担，所以还不如令其致仕，改为半禄呢(87)。唐朝承之：“凡致仕之官，五品已上及解官充侍者，各给半禄。”(88)六品以下致仕官，一度也有俸禄(89)。少数功臣、宠臣，经恩准还可以获得全俸。高官致仕，若有子弟在外做官，还允许一位子弟留职领薪而在京侍养，成为“勒留官”之一种。可谓体贴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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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给致仕官半俸，宋真宗还曾给致仕官全俸。宋仁宗下诏，两省、卿监、刺史、阁门以上致仕，比照陪都的分司官给俸。宋朝“凡文武官致仕者，皆转一官”，即进阶一级，有如当今的“提退”。甚至还有升二等、三等者(90)。一定品级的官员致仕，许子弟一人荫补(91)，有如当今的“接班”。每遇大礼或庆典而有泛阶恩典，致仕官仍可以升转他们的寄禄官资。比如有个吏部侍郎张存，退休之后的15年中，仍然在泛阶中跟着一次次进阶，其阶官一直升到了礼部尚书。学者评论说：“实际上这就使致仕官除不厘实务外，与常朝官没有什么区别了。”(92)官僚甚至还可以“带职致仕”，即带宫官、学士、待制等衔致仕，从而继续领俸(93)。总之，宋朝致仕官的待遇不断提高，有权享受待遇的官资也不断下调(94)，从而增加了受惠者。号称“致仕”，却照样进阶、仍有官衔，岂非奇闻。所以大臣们感恩戴德：“朝廷以恩遇老臣无所不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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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情况又反了过来，致仕官中的子幼家贫者，才给半俸。在明朝，除非皇帝特赐，才能有给米给夫的优待，此外致仕官均无俸禄。唯永乐、天顺、成化和嘉靖四朝，曾就致仕官的俸禄做过规定，然而多的不过月米二石，少的只有每岁四石。学者称“恩典之薄，前所未有”(95)。明朝虽有致仕进阶制度——最初是三品以上如故，四品以下升一等，后来三品以上也升等——但这时的散阶纯是虚衔，无大意义。清朝从一品的尚书以上官致仕，可享全俸，自请原品致仕的可享半俸，但都须恩准。勒令致仕者无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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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离职官僚的薪俸变迁，就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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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朝卿大夫自有私人采邑，最为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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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汉官僚退休无俸，除非皇帝特赐。但有爵者可享有爵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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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北朝以“离职不离官”为特点，待遇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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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朝唐宋官僚退休有半俸甚至全俸，及多种形式的品位优待，待遇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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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元明清退休待遇再趋简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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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官僚还有其他多种待遇。唐宋明清的致仕官，其法律特权与现任官相同，各种服用的礼制与现任官相同。其服饰，闲居戴巾帽而不能戴冠，但官服依旧；朝见时则一体具服行礼。其经济特权，明朝“以礼致仕者免十分之七”，免丁免粮之数是现任官的7/10。唐代三品以上官致仕后，每月仍可以参与朔望朝参，而且朝班在本品现任官之上。这样的待遇，都是现代文官制所没有的，从而强化了前述论断：中国官僚组织是一个“身份组织”；解印离职之后，也不被视同路人，君臣仍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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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亲属 官吏家属拥有特殊身份，享有特殊待遇，自先秦已然。此后历代的礼典法规中，都有大量的这类规定。这些礼典法规有两重意义：施恩与设限。施恩的结果，使整个官僚家族受惠，强化了官僚的社会等级形象；设限的目的，是防止淆乱僭上，维系“身份组织”的内部等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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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书云，天子之妃称后，诸侯称夫人，大夫称孺人，士称妇人，庶人称妻。这就是一种等级称谓之礼。贵族的女性配偶，其数量与等级也有规定。天子据说可以拥有一王后、三夫人、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各级贵族则依次而降。据说诸侯一娶九女，士允许有一妻一妾。《孟子·离娄下》讲到的“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那位“齐人”的身份就是“士”。魏晋制度，诸王八妾，公六妾，侯五妾，伯四妾，子三妾，男二妾；一二品官四妾，三四品官三妾，五六品官二妾，七八品官一妾。东魏元孝友请定制度，一品官八妾，二品官七妾，三四品官五妾，五六品官二妾(96)。官贵的妻妾多少，是“数字化”了的。这再次反映了中国王朝是一个“生活组织”与“仪式组织”，家庭规模也是一种等级排场，妻妾数量按行政级别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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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与官僚，皇帝后妃与官僚妻子，在礼制上做对称安排。唐代朝会，官僚在太极殿朝见皇帝，而外命妇即五品以上官员的母妻，则在中宫朝见皇后：“大会之日，陈设亦如之。皇帝服通天冠。皇太子称觞献寿，次上公称觞献寿，侍中宣赐束帛有差。其日，外命妇朝中宫，为皇后称觞献寿，司宫宣赐束帛有差。”在礼典上，官员领受了皇帝的赏赐，官僚的母妻则依子、夫官品，领受皇后的赏赐：“正、冬之会，称束帛有差者，皆赐绢，五品已上五匹，六品已下三匹。命妇会，则视其夫、子。”(97)皇帝君临天下，皇后则母仪天下；官员向皇帝称“臣”，其母妻则向皇后称“妾”：“皇太子已下，率土之内，于皇帝皆称臣”，“六宫以下，率土妇人，于皇后皆称妾也”(98)。官僚的母妻，算是皇后的臣属。作为“功能组织”，就不会有职员及其母妻向上司的母妻献媚示好的制度，也没必要给职官的母妻发奖钱。而作为“身份组织”、“生活组织”，情况就不同了。正像有人说的，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而是讲“情”的地方。“君父”、“国母”分别向“臣”、“妾”行赏，很像大家长给儿女们压岁钱，展示了大家长的一怀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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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各有自己的小家，脱身小家而出仕朝廷，就由“私”的领域，进入了“公”的世界。古礼，“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在家是“子”，对父母不称姓而自称“某”，以示是一家人，不是外姓人；在朝是“臣”，对皇帝不称姓而称“臣某”，也用以显示是一家人，不是外姓人。“‘臣某’形式是‘家’内的秩序，在君臣关系上被扩大应用而建立起来的”(99)。朝廷宛如一个大家庭。唐制：“凡散官正二品、职事官从二品以上，爵郡王以上，于公文皆不称姓。凡六品以下官人奏事，皆自称官号、臣、姓名，然后陈事。”(100)甘怀真先生指出：“高级官员可以不称姓，是表示他们与皇帝的关系更密切。称‘臣’是将己身献给国家。但不称姓，但称‘臣某’，则表示官员更进一步隶属于皇家，是成为皇帝拟制的皇家家人。”(101)五品以上官员对皇帝可以不称姓，六品以下就不能，显示了“拥戴群体”是有梯度的。皇族算是主干家族，高官家庭有如大家族的分支，低级官员是疏属，率土之内的庶民就更疏远了。官僚、尤其是高级官僚，不仅是以其“身”、即其本人，而且是以其“家”、即其家族，对皇帝、对朝廷做整体投注的；那么不仅官僚之“身”，而且其“家”也得到了大家长的特殊优待，就“有情可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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