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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官僚亲属的等级礼制，历代逐渐趋繁。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所定服制，仅关于命妇冠饰的规定，就已如此地细致(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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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服制，对官僚的父祖、伯叔、子弟、侄孙、母妻女以至女婿、子妇应该穿什么服装，不厌其烦一一规定。又，不但高级官僚犯罪要经皇帝过目审核，而且功臣的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弟、姊妹、女婿、兄弟子，及四五品官的父母、妻及合荫子孙，犯罪判决也必须议拟奏闻。官僚的很多既得利益，其亲属都可以分享。例如唐朝官僚的儿子，在加冠和婚礼之时，可以使用父亲的冕服，以示子承父业、冠冕不绝。又如宋朝规定，官僚死后，子孙仍然可以用父祖的生前官职减免科差，减免额度由各位子孙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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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的母妻，王朝给予名号，好让她们跟普通妇女区分开来。唐制：“一品及国公母、妻为国夫人；三品已上母、妻为郡夫人；四品、若勋官二品有封，母、妻为郡君；五品、若勋官三品有封，母、妻为县君。散官并同职事。勋官四品有封，母、妻为乡君。其母邑号皆加‘太’字。各视其夫及子之品。”(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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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官僚的母妻与父祖赠予官号的制度，称“封赠”。父母在世者曰“封”，去世曰“赠”。它的理念前提，就是子贵父荣、夫贵妻荣。汉朝已有“夫贵妻荣”之事了。大将军梁冀之妻孙寿封襄城君，梁家的夫人、女子食邑称君者达7人之多。封赠制度大约是在两晋、刘宋时正式形成的，至唐宋而始备。所以在唐宋的古文碑状中，官僚的父母习称“赠公”、“赠君”(104)。明朝称“推封”。清朝把散官用于封赠，文武各18阶。官至某品，若逢庆典恩诏，任职2年以上者便可申请相应的散阶，并可以把自己所获散阶“貤封”给父母（其父需要不在任上）。其封赠之法屡有变化，下表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的制度(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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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品一阶，吏员出身为宣德郎；正七品一阶，吏员出身为宣议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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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的贾蓉，为了让妻子秦可卿的丧礼更排场，就花1200两银子捐了一个“五品龙禁尉”，从而使秦可卿获得了一个“恭人”封号，灵牌上得以大书“天朝诰授贾门秦氏恭人之灵位”(106)。清朝的封赠范围比前朝为广。皇帝的温暖，令臣子五内铭感：“圣朝锡类之仁，超出前世万万矣！”(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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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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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封爵的身份功能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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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江龙君指出：“爵位作为一种古老的位阶，其超常稳定性是任何官阶都不能比拟的。”(108)数千年来，“爵”一直发挥着特别的身份作用。直到近年，还有专家主张恢复“爵位制”，用以激励公民的荣誉感呢(109)。可见“爵”的影响之大，到今天还有余波。“爵”是一个敏感的风向标，历代封爵的样式、待遇与规则的变化，直接反映了统治者在安排等级身份时的策略变化、品位结构的特性变化，进而是官僚群体身份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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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中国社会是“官本位”的，从总体上说确是如此。然而具体说来，“官”与“爵”又不一样。“官”首先是一份职责或一个职位，是行政性的；“爵”却是一种身份性位阶，一种社会性等级，具有浓厚的贵族色彩。欧洲的五等爵与骑士，就曾是中世纪社会的支柱性等级；至于所谓“官僚制的统治”，在欧洲是近代以来的事情。那么，“爵本位”与“官本位”两个概念的建立，势在必行。“爵本位”与“官本位”的基本区别，是什么呢？简单地说，“爵本位”是贵族性、世袭性、封闭性的，“官本位”则是行政性、功绩制、流动性的。这两个概念，使“爵”与“官”的关系，成为中国官阶史上的一条特别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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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视角中，中国古代的品位结构，曾经历过一个从“爵本位”到“爵—秩体制”，再由“爵—秩体制”到“官本位”的变迁。“爵—秩体制”的问题，在第七章讨论“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间架”的形成时，已经涉及，不过是从位阶的结构样式入手的。本节从“身份”的角度，继续讨论。其主要分析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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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察权责、薪俸、资格、特权与礼遇等品位要素，在爵级上的配置变化，即品秩效力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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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爵级与其他位阶的间架关系，即相互间的关联与搭配样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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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价获得爵级的开放与封闭程度，保有爵位的变动与稳定程度，爵制本身的简单与复杂程度等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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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观察爵级是否用于标志特殊身份群体。这时皇族之封与官僚之封可以分别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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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爵”的演生，有“职”与“人”的两个来源。商朝出现了“爵”的萌芽形态。若干爵号来自职位，如侯、甸、男、卫等；同时商爵也用人称，伯、子、男即是。看来，商爵中的家族之称与职事之称，平分秋色。有学者认为，商朝的爵号没有明显的等级之别(110)。周朝的五等爵称就不同了，除“侯”之外，公、伯、子、男四号，都属人称或人之尊称，占到了4/5。又，“妇”为妇人之称，而“妇好”之“妇”，学者认为也是一个爵号(111)。商爵来自职称的稍多一些，周朝的爵号则明显以人称居多。“五等爵，除侯以外，公、伯、子、男原来都是家族称谓。这样，等级起源于血缘关系亦可证明”(112)。这一点，连太平天国的洪仁玕都注意到了：“盖公、侯、伯、子、男等字是家人儿子之称，以之名官，实属糊混不雅之至。”(113)此外公、卿、大夫、士这个“内爵”序列，大抵也都来自人称。爵称来自人称，显示了周爵浓厚的宗法性。爵位由嫡长子继承，取决于宗法身份；爵级与家族权势相应，是贵族权势的政治等级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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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等级待遇，主要配置在爵级之上，依天子、诸侯、大夫、士而定，而不是配置在职位之上。《管子》说“度爵而制服”，《周礼》说“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又孟子说“朝廷莫如爵”，却没说“朝廷莫如职”(114)。卿大夫的“家”即私人领地，其大者有“百乘之家”、“千乘之家”之称。这种“家”有复杂的内部组织，简直就是一个国中之国。士有禄田，有“士田十万”的记载。若依张政烺先生之说，以“十万”为千亩(115)，且以亩产两石计，则其收益可达二千石之多，不亚于秦汉郡守的岁入。总之，周爵是标示贵族身份的位阶，也是社会等级与阶级的主要尺度。是为“爵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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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爵制的功能与性质开始发生变化。秦汉二十等军功爵与封爵的特点，是身份制与功绩制的二重性。封爵一以封宗室、一以褒功臣，就是其二重性的一个体现。至于二十等爵，是依军功而授予的，所以具有革命性意义，“封建制度的君子小人分野取消了，万民同站在一条起跑线上，凭藉个人在战场上的表现缔造自己的身份地位”(116)。但与此同时，二十等爵依然保留了“爵”的形态，可以承袭，并浸润散发着贵族式的荣耀与声望。朝廷通过向吏民赐爵，构造了一套身份体系。如西嶋定生所云：“国家权力作为每个有爵者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权而显现出来。”(117)国家权力通过爵号而塑造了社会等级秩序，作为政权支柱的军功阶层以军爵为身份标识，受封者获得的是一种“准贵族”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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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田宅、赎罪、免役，甚至是否能戴“刘氏冠”，坟头上可以种几棵树，都依爵而定。侯爵可以食县、食乡、食亭或食若干户。大者有“万户侯”，小者也有封几百户的。司马迁说：“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118)以此计算，丞相公孙弘为平津侯的食邑650户，其年收入约13万钱，相当于他两个多月的薪俸收入。而万户侯将有200万的年收入。九卿张延寿食邑13640户，“租入岁千余万”，平均每户年交700余钱，相当于九卿40多年的薪俸(119)。可见爵的收益非常巨大。朱绍侯先生云：“一级爵位竟有这么大的作用，显示出军功爵在当时确有非凡的价值。”(120)汉代附丽于爵级的利益，大于秩级，也大于后世，这是早期品位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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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禄”虽是对功绩的报酬，但又采用了“身份报酬”的形式。“爵禄”的丰厚程度，就是其身份性的浓厚程度。不过，秦汉的爵级不构成官资，不能依爵做官，与职位是疏离的。这与此前的周朝、此后的魏晋南北朝相比，都不相同。秦汉的另一种主干性位阶是秩级，它的性质是“吏禄”，即吏员的劳务报酬等级。秩级来源于周代的稍食，而稍食是胥吏的劳务报酬。由于这种历史的来源，秩级依然保持了职位分等的性格，官僚有职位才有秩级，有秩级才有薪俸，按劳取酬。爵级不能起家，跟周朝传统的传统有关：有爵就有土地人民，就是“君”；领取稍食的胥吏，是给“君”打工的。那么让有爵者补吏，等于是让贵族做厮役。所以由“吏”而封爵则可，由“爵”而补吏则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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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秦汉等级秩序中，存在着互相疏离的两大块：一块是“爵”的领域，它给了获封者以优厚待遇和贵族式的荣耀；一块是“秩”的领域，其中的官僚特权比前朝、比后世都小得多。是为“爵—秩体制”。秩级显示了新兴官僚政治的蓬勃活力，而爵级则表现了功绩制与身份制的二重性。秦汉爵级的优厚待遇与强大身份功能，是周代贵族政治的余绪。这种“二元性”，是早期帝国的突出特征，也是秦汉爵制的特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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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下，爵制又发生了明显变化。第一，在“周礼复古”思想的推动下，五等爵被再次起用了。在魏晋南朝，五等爵与汉爵并用，二者在等级上高下相接。在北朝，五等爵全面取代了汉爵。第二，封爵的传袭面扩大了，家族成员袭爵的人数与机会增多。第三，依爵起家制度出现了。晋朝的有封爵者，通例由员外散骑侍郎起家；北魏的五等爵，各有起家官品。唐朝的爵级，继续被用作叙阶条件。第四，因九品官品之诞生，五等爵与汉爵被纳入了一元化的官品框架之内，分布在九品官品之上，从而与官职、秩级及其他各种位阶一体化了。汉代“爵—秩体制”之“二元性”，由此淡化下去。第五，配置于爵级之上的若干权益，开始向官品扩散或转移了。因以上五点，此期爵制在品位结构中的地位，就与汉爵很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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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五点变化，具有两个互相矛盾的意义：一方面有向周朝“爵本位”回归之势，一方面有从“爵—秩体制”向“官本位”进化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