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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情况反了过来。官员致仕就无俸，除非皇帝特赐。特赐的例子，如石奋以上大夫之禄、周仁以二千石之禄归老，等等。对宠臣的“乞骸骨”，皇帝还会赐钱、赐第舍。“特赐”的形式，使致仕后的待遇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恩典。汉平帝规定，二千石以上吏致仕，给1/3的俸禄。其时王莽当政，那只是他笼络人心的一时之举，非经制(84)。然而必须指出，曾获封爵的官僚，在告别公职之后，可以安享爵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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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散官泛滥，优老成为散官的重要功能之一，这就造成了“离职不离官”的情况。金紫光禄大夫就是优老之官：“魏氏已来，转复优重……其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晋受命，仍旧不改，复以为优崇之制。而诸公逊位，不复加之，或更拜上公，或以本封食公禄。其诸卿尹中朝大官年老致仕者，及内外之职加此者，前后甚众。”(85)老年官僚们已脱离职守，却不必脱离官位，继续以上公、光禄大夫之位享受富贵。原为诸公而有封爵的，在致仕后，还可以享受诸公的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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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明帝表示：“今庶僚之中，或年迫悬车，循礼宜退。但少收其力，老弃其身，言念勤旧，眷然未忍。”于是下诏：“若才非秀异，见在朝官，依令合解者，可给本官半禄，以终其身。”(86)由此七十退休者，获得了“半禄”的优待。这个待遇，不如做光禄大夫等散官优越。有学者分析说，散官虽无事权，但品级较高，其俸禄会增大朝廷负担，所以还不如令其致仕，改为半禄呢(87)。唐朝承之：“凡致仕之官，五品已上及解官充侍者，各给半禄。”(88)六品以下致仕官，一度也有俸禄(89)。少数功臣、宠臣，经恩准还可以获得全俸。高官致仕，若有子弟在外做官，还允许一位子弟留职领薪而在京侍养，成为“勒留官”之一种。可谓体贴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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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给致仕官半俸，宋真宗还曾给致仕官全俸。宋仁宗下诏，两省、卿监、刺史、阁门以上致仕，比照陪都的分司官给俸。宋朝“凡文武官致仕者，皆转一官”，即进阶一级，有如当今的“提退”。甚至还有升二等、三等者(90)。一定品级的官员致仕，许子弟一人荫补(91)，有如当今的“接班”。每遇大礼或庆典而有泛阶恩典，致仕官仍可以升转他们的寄禄官资。比如有个吏部侍郎张存，退休之后的15年中，仍然在泛阶中跟着一次次进阶，其阶官一直升到了礼部尚书。学者评论说：“实际上这就使致仕官除不厘实务外，与常朝官没有什么区别了。”(92)官僚甚至还可以“带职致仕”，即带宫官、学士、待制等衔致仕，从而继续领俸(93)。总之，宋朝致仕官的待遇不断提高，有权享受待遇的官资也不断下调(94)，从而增加了受惠者。号称“致仕”，却照样进阶、仍有官衔，岂非奇闻。所以大臣们感恩戴德：“朝廷以恩遇老臣无所不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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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情况又反了过来，致仕官中的子幼家贫者，才给半俸。在明朝，除非皇帝特赐，才能有给米给夫的优待，此外致仕官均无俸禄。唯永乐、天顺、成化和嘉靖四朝，曾就致仕官的俸禄做过规定，然而多的不过月米二石，少的只有每岁四石。学者称“恩典之薄，前所未有”(95)。明朝虽有致仕进阶制度——最初是三品以上如故，四品以下升一等，后来三品以上也升等——但这时的散阶纯是虚衔，无大意义。清朝从一品的尚书以上官致仕，可享全俸，自请原品致仕的可享半俸，但都须恩准。勒令致仕者无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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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离职官僚的薪俸变迁，就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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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朝卿大夫自有私人采邑，最为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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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汉官僚退休无俸，除非皇帝特赐。但有爵者可享有爵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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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北朝以“离职不离官”为特点，待遇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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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朝唐宋官僚退休有半俸甚至全俸，及多种形式的品位优待，待遇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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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元明清退休待遇再趋简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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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官僚还有其他多种待遇。唐宋明清的致仕官，其法律特权与现任官相同，各种服用的礼制与现任官相同。其服饰，闲居戴巾帽而不能戴冠，但官服依旧；朝见时则一体具服行礼。其经济特权，明朝“以礼致仕者免十分之七”，免丁免粮之数是现任官的7/10。唐代三品以上官致仕后，每月仍可以参与朔望朝参，而且朝班在本品现任官之上。这样的待遇，都是现代文官制所没有的，从而强化了前述论断：中国官僚组织是一个“身份组织”；解印离职之后，也不被视同路人，君臣仍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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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亲属 官吏家属拥有特殊身份，享有特殊待遇，自先秦已然。此后历代的礼典法规中，都有大量的这类规定。这些礼典法规有两重意义：施恩与设限。施恩的结果，使整个官僚家族受惠，强化了官僚的社会等级形象；设限的目的，是防止淆乱僭上，维系“身份组织”的内部等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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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书云，天子之妃称后，诸侯称夫人，大夫称孺人，士称妇人，庶人称妻。这就是一种等级称谓之礼。贵族的女性配偶，其数量与等级也有规定。天子据说可以拥有一王后、三夫人、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各级贵族则依次而降。据说诸侯一娶九女，士允许有一妻一妾。《孟子·离娄下》讲到的“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那位“齐人”的身份就是“士”。魏晋制度，诸王八妾，公六妾，侯五妾，伯四妾，子三妾，男二妾；一二品官四妾，三四品官三妾，五六品官二妾，七八品官一妾。东魏元孝友请定制度，一品官八妾，二品官七妾，三四品官五妾，五六品官二妾(96)。官贵的妻妾多少，是“数字化”了的。这再次反映了中国王朝是一个“生活组织”与“仪式组织”，家庭规模也是一种等级排场，妻妾数量按行政级别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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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与官僚，皇帝后妃与官僚妻子，在礼制上做对称安排。唐代朝会，官僚在太极殿朝见皇帝，而外命妇即五品以上官员的母妻，则在中宫朝见皇后：“大会之日，陈设亦如之。皇帝服通天冠。皇太子称觞献寿，次上公称觞献寿，侍中宣赐束帛有差。其日，外命妇朝中宫，为皇后称觞献寿，司宫宣赐束帛有差。”在礼典上，官员领受了皇帝的赏赐，官僚的母妻则依子、夫官品，领受皇后的赏赐：“正、冬之会，称束帛有差者，皆赐绢，五品已上五匹，六品已下三匹。命妇会，则视其夫、子。”(97)皇帝君临天下，皇后则母仪天下；官员向皇帝称“臣”，其母妻则向皇后称“妾”：“皇太子已下，率土之内，于皇帝皆称臣”，“六宫以下，率土妇人，于皇后皆称妾也”(98)。官僚的母妻，算是皇后的臣属。作为“功能组织”，就不会有职员及其母妻向上司的母妻献媚示好的制度，也没必要给职官的母妻发奖钱。而作为“身份组织”、“生活组织”，情况就不同了。正像有人说的，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而是讲“情”的地方。“君父”、“国母”分别向“臣”、“妾”行赏，很像大家长给儿女们压岁钱，展示了大家长的一怀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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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各有自己的小家，脱身小家而出仕朝廷，就由“私”的领域，进入了“公”的世界。古礼，“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在家是“子”，对父母不称姓而自称“某”，以示是一家人，不是外姓人；在朝是“臣”，对皇帝不称姓而称“臣某”，也用以显示是一家人，不是外姓人。“‘臣某’形式是‘家’内的秩序，在君臣关系上被扩大应用而建立起来的”(99)。朝廷宛如一个大家庭。唐制：“凡散官正二品、职事官从二品以上，爵郡王以上，于公文皆不称姓。凡六品以下官人奏事，皆自称官号、臣、姓名，然后陈事。”(100)甘怀真先生指出：“高级官员可以不称姓，是表示他们与皇帝的关系更密切。称‘臣’是将己身献给国家。但不称姓，但称‘臣某’，则表示官员更进一步隶属于皇家，是成为皇帝拟制的皇家家人。”(101)五品以上官员对皇帝可以不称姓，六品以下就不能，显示了“拥戴群体”是有梯度的。皇族算是主干家族，高官家庭有如大家族的分支，低级官员是疏属，率土之内的庶民就更疏远了。官僚、尤其是高级官僚，不仅是以其“身”、即其本人，而且是以其“家”、即其家族，对皇帝、对朝廷做整体投注的；那么不仅官僚之“身”，而且其“家”也得到了大家长的特殊优待，就“有情可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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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官僚亲属的等级礼制，历代逐渐趋繁。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所定服制，仅关于命妇冠饰的规定，就已如此地细致(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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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服制，对官僚的父祖、伯叔、子弟、侄孙、母妻女以至女婿、子妇应该穿什么服装，不厌其烦一一规定。又，不但高级官僚犯罪要经皇帝过目审核，而且功臣的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弟、姊妹、女婿、兄弟子，及四五品官的父母、妻及合荫子孙，犯罪判决也必须议拟奏闻。官僚的很多既得利益，其亲属都可以分享。例如唐朝官僚的儿子，在加冠和婚礼之时，可以使用父亲的冕服，以示子承父业、冠冕不绝。又如宋朝规定，官僚死后，子孙仍然可以用父祖的生前官职减免科差，减免额度由各位子孙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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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的母妻，王朝给予名号，好让她们跟普通妇女区分开来。唐制：“一品及国公母、妻为国夫人；三品已上母、妻为郡夫人；四品、若勋官二品有封，母、妻为郡君；五品、若勋官三品有封，母、妻为县君。散官并同职事。勋官四品有封，母、妻为乡君。其母邑号皆加‘太’字。各视其夫及子之品。”(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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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官僚的母妻与父祖赠予官号的制度，称“封赠”。父母在世者曰“封”，去世曰“赠”。它的理念前提，就是子贵父荣、夫贵妻荣。汉朝已有“夫贵妻荣”之事了。大将军梁冀之妻孙寿封襄城君，梁家的夫人、女子食邑称君者达7人之多。封赠制度大约是在两晋、刘宋时正式形成的，至唐宋而始备。所以在唐宋的古文碑状中，官僚的父母习称“赠公”、“赠君”(104)。明朝称“推封”。清朝把散官用于封赠，文武各18阶。官至某品，若逢庆典恩诏，任职2年以上者便可申请相应的散阶，并可以把自己所获散阶“貤封”给父母（其父需要不在任上）。其封赠之法屡有变化，下表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的制度(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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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品一阶，吏员出身为宣德郎；正七品一阶，吏员出身为宣议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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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的贾蓉，为了让妻子秦可卿的丧礼更排场，就花1200两银子捐了一个“五品龙禁尉”，从而使秦可卿获得了一个“恭人”封号，灵牌上得以大书“天朝诰授贾门秦氏恭人之灵位”(106)。清朝的封赠范围比前朝为广。皇帝的温暖，令臣子五内铭感：“圣朝锡类之仁，超出前世万万矣！”(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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