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76767
1703076768
宋代的宗室封爵，其初封、承袭及班位待遇，比前朝继续降低(132)。宋廷更乐意通过“官”而不是“爵”来优遇宗室，还专门设置了宗室的迁转序列，其阶号多属环卫官(133)。宗室所任之官职，特称“南班官”(134)。“皇子之为王者，封爵仅止其身，而子孙无问嫡庶，不过承荫入仕，为环卫官，廉车节钺，以序而迁，如庶姓贵官荫子入仕之例。必须历任年深，齿德稍尊，方特封以王爵。而其祖、父所受之爵，则不袭也”(135)。
1703076769
1703076770
明清封爵，构成了又一个新的阶段。明朝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宗室封爵和异姓封爵，终于分化为两个爵列了。宗室之封，使用王、将军、中尉之号，均世袭罔替；异姓之封，使用公、侯、伯三号。宗室封爵与异姓封爵两分的趋势，其实从唐朝就萌生了。唐朝宗室诸王、公主食实封的人数和户数，远多于功臣封爵者(136)。朱元璋深感依赖骨肉为藩屏的必要，倾心于王国制度(137)。其所建立的宗室封爵之制，地位高峻而待遇优厚，维护了皇族的高贵身份。嘉靖时期，宗室男女拥有爵号者已达28000多人，每年的禄米耗费有853万石之钜。
1703076771
1703076772
明朝的官贵荫叙，主要依据官品。年幼嗣爵者，可以入国子监读书，如此而已。宋朝文官封爵颇滥，而明朝一反其制，文臣很难得到封爵。封爵主要面向将领，“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宋朝文官封爵过滥，使封爵“空壳化”了；明廷索性抛弃了这个“壳”，恢复了封爵面向军功的传统，其实是顺理成章的。文臣另用科举功名维系身份，依劳考晋升散官，其身份不系于爵号。因军功而封的将领，有望充任京营总督、五军都督府佥事、南京守备或镇守总兵官，皆为军职。秦汉可以用爵减罪，而明朝的封爵也有很大法律特权，“公侯伯封拜，俱给铁券”(138)，铭有“一犯死罪减禄五分，二犯死罪禄米全不支给”之类字样。铁券有七个等级，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形制大小有异(139)。但明朝的武官地位远远低于同品文官，封爵对于武官地位的提高，作用是有限的。
1703076773
1703076774
清朝继承了宗室封爵与功臣封爵两分之制。宗室之封，使用王、贝勒、贝子、国公、将军等号；民爵之封，使用五等爵及都尉、骑尉之号。清朝采用五等爵看似“复古”，实际上深受八旗武官功升罪降制度的影响(140)。秦汉封爵上承古制，以县、乡、亭为号，清朝封爵则只加美号，如睿亲王、勇毅侯之类；却不加国号、邑号，彻底摆脱了“茅土”、“开国”之制。清朝封爵不滥，获得爵号极不容易。内至大学士，外至总督，绝大多数都没有爵位。总的说来，从宗室封爵看，爵级仍有标志特殊群体的功能，但对官僚而言，在唐宋以下，就不能说拥有封爵者是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了。
1703076775
1703076776
从封爵与官资的关系说，乾隆制度，公、侯、伯依一品，子依二品，男依三品予荫。予荫就是让他们做荫生。总的说来，宋明清不存在官贵子弟大量由爵而荫的情况。又，清朝还有“考封”之法。“八旗世爵，则校其艺进退之。”(141)康熙规定，应封爵者，在20岁时要参加国语（满语）和马步射的考试，成绩居优者才能按例封爵，成绩平者降一级封爵，劣者降两级。雍正、乾隆进一步完善这个制度，还规定考试成绩不佳者停封，而且永不准参加考试。“择优”之法被引入了爵号传袭环节，进一步淡化了封爵的身份性。
1703076777
1703076778
由此可以看到，爵级这种古老的位阶是一个指示器，敏锐地反映了历朝品位结构的变化。而历朝爵级的身份功能与品位功能的变迁历程，又是曲折复杂的。简要概括如下：
1703076779
1703076780
1．周朝为“爵本位”体制，以爵为身份之本，“爵”是贵族的身份尺度，也是任官的依据，为各种待遇所辐辏。
1703076781
1703076782
2．秦汉为“爵—秩体制”，封爵与军功爵是一套身份系统，待遇优厚。同时爵、秩二者又是相互疏离的，爵级不构成资格，不能依爵入仕，与秩级无严格对应关系。
1703076783
1703076784
3．魏晋南北朝的爵级，是特殊群体的身份标志。其时传袭面大为扩展。同时爵级被纳入官品框架，爵级可以叙阶，由此初步进入“官本位”阶段。
1703076785
1703076786
4．唐宋爵级的身份性下降，主要是一种官僚激励手段。相关待遇也在下降。因爵与其他各种位阶的相通性不断增大，所以宋朝放弃了依爵叙阶之制，爵级不能恩荫。
1703076787
1703076788
5．明清宗室封爵与功臣封爵一分为二。文官封爵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里。文官封爵的萎缩，说明中国官僚的“贵族化”程度性进一步下降，“官本位”进一步强化。
1703076789
1703076790
中国史上的最后一次封爵，是1915年袁世凯的《锡爵令》，所封128人都是其亲信党羽，使用的仍是清代爵号(142)。
1703076791
1703076792
(1) 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137页。
1703076793
1703076794
(2) 艾克曼指出：“如果政府的人事制度建立于施惠制（patronage）的基础之上，并且过于考虑官员在政治上是否忠诚，那么这种人事制度不但将妨碍政府有效地提供服务，而且还会导致税收及管制法规的执行不公。”《腐败与政府》，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1703076795
1703076796
(3) 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1703076797
1703076798
(4)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0页。
1703076799
1703076800
(5) 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引言”第3页。
1703076801
1703076802
(6)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34页。又参《宋祠禄之制》、《宋恩荫之滥》、《宋恩赏之厚》、《宋冗官冗费》诸条。
1703076803
1703076804
(7) 十年砍柴：《皇帝、文臣和太监：明朝政局的三角恋》，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703076805
1703076806
(8) 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香港中文大学编《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号。
1703076807
1703076808
(9) 米塞斯：《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50—51页。
1703076809
1703076810
(10) 唐斯：《官僚制内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147页。
1703076811
1703076812
(11) 唐斯说：“官员的注意力从实现官僚组织的社会职能，转到官僚组织自身的规则上（社会学家称为‘目标转移’）”，“一个官僚组织越成熟，执行的职能越多。结果，官僚组织中的大部分人员必须从事协调工作”。《官僚制内幕》，第20—21页。古尔德纳指出，生存的压力，有时甚至会使组织忽略或改变既定的目标，为保存自身而放弃既定目标。如米歇尔所说，组织从一种手段变成了一种目的，组织的首要目的就变成了维护组织自身。斯格特：《组织理论——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53—54页。
1703076813
1703076814
(12) 如吉布森等认为，管理者和其他关心组织能否有效运作的人，将着眼于三个效率的层面：个人效率、群体效率和组织效率。见其《组织学：行为、结构和过程》，电子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又如登哈特指出，围绕促进组织效率而展开的研究，是公共行政学者占支配性的主题。见其《公共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1703076815
1703076816
(13) 可参看迈耶、罗恩：《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收入《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流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以下。迈耶和罗恩的研究取向，着重于组织生存与环境的关系。可参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以下。
[
上一页 ]
[ :1.70307676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