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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768 宋代的宗室封爵,其初封、承袭及班位待遇,比前朝继续降低(132)。宋廷更乐意通过“官”而不是“爵”来优遇宗室,还专门设置了宗室的迁转序列,其阶号多属环卫官(133)。宗室所任之官职,特称“南班官”(134)。“皇子之为王者,封爵仅止其身,而子孙无问嫡庶,不过承荫入仕,为环卫官,廉车节钺,以序而迁,如庶姓贵官荫子入仕之例。必须历任年深,齿德稍尊,方特封以王爵。而其祖、父所受之爵,则不袭也”(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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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770 明清封爵,构成了又一个新的阶段。明朝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宗室封爵和异姓封爵,终于分化为两个爵列了。宗室之封,使用王、将军、中尉之号,均世袭罔替;异姓之封,使用公、侯、伯三号。宗室封爵与异姓封爵两分的趋势,其实从唐朝就萌生了。唐朝宗室诸王、公主食实封的人数和户数,远多于功臣封爵者(136)。朱元璋深感依赖骨肉为藩屏的必要,倾心于王国制度(137)。其所建立的宗室封爵之制,地位高峻而待遇优厚,维护了皇族的高贵身份。嘉靖时期,宗室男女拥有爵号者已达28000多人,每年的禄米耗费有853万石之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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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772 明朝的官贵荫叙,主要依据官品。年幼嗣爵者,可以入国子监读书,如此而已。宋朝文官封爵颇滥,而明朝一反其制,文臣很难得到封爵。封爵主要面向将领,“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宋朝文官封爵过滥,使封爵“空壳化”了;明廷索性抛弃了这个“壳”,恢复了封爵面向军功的传统,其实是顺理成章的。文臣另用科举功名维系身份,依劳考晋升散官,其身份不系于爵号。因军功而封的将领,有望充任京营总督、五军都督府佥事、南京守备或镇守总兵官,皆为军职。秦汉可以用爵减罪,而明朝的封爵也有很大法律特权,“公侯伯封拜,俱给铁券”(138),铭有“一犯死罪减禄五分,二犯死罪禄米全不支给”之类字样。铁券有七个等级,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形制大小有异(139)。但明朝的武官地位远远低于同品文官,封爵对于武官地位的提高,作用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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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774 清朝继承了宗室封爵与功臣封爵两分之制。宗室之封,使用王、贝勒、贝子、国公、将军等号;民爵之封,使用五等爵及都尉、骑尉之号。清朝采用五等爵看似“复古”,实际上深受八旗武官功升罪降制度的影响(140)。秦汉封爵上承古制,以县、乡、亭为号,清朝封爵则只加美号,如睿亲王、勇毅侯之类;却不加国号、邑号,彻底摆脱了“茅土”、“开国”之制。清朝封爵不滥,获得爵号极不容易。内至大学士,外至总督,绝大多数都没有爵位。总的说来,从宗室封爵看,爵级仍有标志特殊群体的功能,但对官僚而言,在唐宋以下,就不能说拥有封爵者是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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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776 从封爵与官资的关系说,乾隆制度,公、侯、伯依一品,子依二品,男依三品予荫。予荫就是让他们做荫生。总的说来,宋明清不存在官贵子弟大量由爵而荫的情况。又,清朝还有“考封”之法。“八旗世爵,则校其艺进退之。”(141)康熙规定,应封爵者,在20岁时要参加国语(满语)和马步射的考试,成绩居优者才能按例封爵,成绩平者降一级封爵,劣者降两级。雍正、乾隆进一步完善这个制度,还规定考试成绩不佳者停封,而且永不准参加考试。“择优”之法被引入了爵号传袭环节,进一步淡化了封爵的身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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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778 由此可以看到,爵级这种古老的位阶是一个指示器,敏锐地反映了历朝品位结构的变化。而历朝爵级的身份功能与品位功能的变迁历程,又是曲折复杂的。简要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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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780 1.周朝为“爵本位”体制,以爵为身份之本,“爵”是贵族的身份尺度,也是任官的依据,为各种待遇所辐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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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782 2.秦汉为“爵—秩体制”,封爵与军功爵是一套身份系统,待遇优厚。同时爵、秩二者又是相互疏离的,爵级不构成资格,不能依爵入仕,与秩级无严格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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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784 3.魏晋南北朝的爵级,是特殊群体的身份标志。其时传袭面大为扩展。同时爵级被纳入官品框架,爵级可以叙阶,由此初步进入“官本位”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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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786 4.唐宋爵级的身份性下降,主要是一种官僚激励手段。相关待遇也在下降。因爵与其他各种位阶的相通性不断增大,所以宋朝放弃了依爵叙阶之制,爵级不能恩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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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788 5.明清宗室封爵与功臣封爵一分为二。文官封爵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里。文官封爵的萎缩,说明中国官僚的“贵族化”程度性进一步下降,“官本位”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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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790 中国史上的最后一次封爵,是1915年袁世凯的《锡爵令》,所封128人都是其亲信党羽,使用的仍是清代爵号(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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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792 (1) 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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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794 (2) 艾克曼指出:“如果政府的人事制度建立于施惠制(patronage)的基础之上,并且过于考虑官员在政治上是否忠诚,那么这种人事制度不但将妨碍政府有效地提供服务,而且还会导致税收及管制法规的执行不公。”《腐败与政府》,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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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796 (3) 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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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798 (4)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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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800 (5) 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引言”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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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802 (6)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34页。又参《宋祠禄之制》、《宋恩荫之滥》、《宋恩赏之厚》、《宋冗官冗费》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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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804 (7) 十年砍柴:《皇帝、文臣和太监:明朝政局的三角恋》,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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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806 (8) 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香港中文大学编《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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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808 (9) 米塞斯:《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50—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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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810 (10) 唐斯:《官僚制内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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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812 (11) 唐斯说:“官员的注意力从实现官僚组织的社会职能,转到官僚组织自身的规则上(社会学家称为‘目标转移’)”,“一个官僚组织越成熟,执行的职能越多。结果,官僚组织中的大部分人员必须从事协调工作”。《官僚制内幕》,第20—21页。古尔德纳指出,生存的压力,有时甚至会使组织忽略或改变既定的目标,为保存自身而放弃既定目标。如米歇尔所说,组织从一种手段变成了一种目的,组织的首要目的就变成了维护组织自身。斯格特:《组织理论——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5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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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814 (12) 如吉布森等认为,管理者和其他关心组织能否有效运作的人,将着眼于三个效率的层面:个人效率、群体效率和组织效率。见其《组织学:行为、结构和过程》,电子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又如登哈特指出,围绕促进组织效率而展开的研究,是公共行政学者占支配性的主题。见其《公共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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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6816 (13) 可参看迈耶、罗恩:《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收入《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流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以下。迈耶和罗恩的研究取向,着重于组织生存与环境的关系。可参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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