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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伎术官”,指的是天文、医学、书艺、图画等专业职类。在现代社会里,各门知识技艺是平等的,运用不同知识技艺的职类也是平等的。但在传统中国,“艺是一些卑贱的职业。中国轻视艺由来已久”(47)。早在《礼记·王制》之中,就有这样的话:“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唐朝的伎术官分布在秘书省、殿中省、太常寺、左春坊、太仆寺等机构。他们只能在“本色”即本系统内迁升,至局、署令而止,不允许进入其他职类(48)。伎术官多是流内官,品级其实并不算低(49),在礼遇上却往往视同流外官,比如这类规定:“流外、伎术官,不封母妻。”(50)宋朝的“伎术官”,主要指翰林院下的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51),这些官员待遇差、升迁难、限制严。宋仁宗定制,天文官十年一迁。而南宋一段时间中,天文官有9阶,那么天文官从最低阶升到最高阶,至少要90年(52)。宋朝对伎术官还有这样的规定:只能服绿,不能佩鱼,只能着屦而不能着履。显然就是有意歧视。“伎术”与文法一样,被视为“小道”,正如“吏”不能与“士”比肩齿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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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王充对儒生与文吏的关系,曾专门发表看法,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他认为,“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就是说儒生、文吏各有不同政治功能。其次是“儒生犹宾客,文吏犹子弟也”(53)。看不出文吏与哪个特定社会阶层有特殊关系,朝廷就是他们的“家”,统治者也拿他们当“子弟”。文吏是工具型官僚,忠实贯彻统治者的指令。儒生背后却有一个士人阶层,有自己所奉之“道”,还可能以“道”抗“势”,以其政治理想衡量和改造政治,与统治者不完全“同心同德”。“宾客”的比喻,形象地反映了儒生的相对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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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与文吏的结合,可能造成一个刚性的专制皇权,例如秦帝国的那种情况;皇帝与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儒生的结合,则可能造成一个弹性的专制皇权,例如汉以后的情况。儒生发挥着调整政治的功能,然而也可能限制皇帝的专制意志。钱穆先生非说中国古代不是专制政治,而是民主政治,其证据之一就是“士人政府”(54)。我们当然不会接受其“民主政治”的论断(55)。但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士人不把自己看成“奴”,其心态近于屈原式的“妾妇”,觉得自己总比单纯的奴才高一头;某些时候还想当“帝王师”,开导教诲皇帝;甚至当孟子式的“大丈夫”,伸张道义、指斥时政,这与皇帝专制就不甚相容了。这时候,专制皇帝可以利用其他势力,如刀笔吏、军人、外戚、宦官等,在异族政权下还有部落贵族,来制衡士人。这些情况,往往就会影响到王朝的品位结构上来。在后面还将涉及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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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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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是中国官僚最基本的职类区分,文武之别也是王朝位阶的基本结构。现代社会中军人自成系统、自有军衔,与政府文官的级别无关。传统中国的文职与军职则使用同一品级,当然有时候也各有位阶。文官、武官可以互相迁转,当然有时候文资、武资就不能互换。文阶与武阶的各自样式与相互关系,也发生过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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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政治上看,“文—武”就不仅仅是个职类问题,而关涉到政治体制与形态了。斯巴达人从小接受军事教育,否则不能获得公民权,所以“斯巴达人的一生就是军人的一生”(56)。欧洲中世纪有一个骑士阶层,他们认为打仗“是一种乐趣,也是要求骑士去追求的一种荣誉”,“和平时期找不到乐趣可言”(57)。对于中世纪人,“骑士制度统治世界这一幻想浸润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于是历史被缩减为君主的荣誉与骑士的美德的展示”(58)。这与中国“文士”恰成对比,中国历史经常被缩减为皇帝仁爱和士人德才的历史。甚至“欧洲骑士与美女的结合,在中国变成了才子佳人”(59)。利玛窦惊讶地看到,中国的官兵对“哲学家”们极为恭顺和服从(60)。日本的“武士”以“刀”为“武士之魂”,“刀”成了民族性格的象征物,武士教育的内容就是习武(61)。罗素遂言:“由于哲人的治理而产生的社会也和武人统治下产生的社会截然不同。中国和日本就是这种对比的实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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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官僚位阶,来自一种军事编制“曼沙达尔”(mansabdar),共33级,从指挥10人的“曼沙达尔”直到指挥万人的“曼沙达尔”(63)。这个制度的特点是“军队、贵族和民政合为一体”(64),但文、武还是有区别的,军职的“曼沙达尔”封赐采邑,文职的“曼沙达尔”则领取薪俸(65)。俄罗斯的彼得一世定制,军职、文职、御前职各14品。军职明显优于文职,14品军职都有世袭贵族权,文职则8品以上才有世袭贵族权,9品以下没有。而且武职为社会所敬仰,文职为社会所蔑视(66),跟中国历史后期的情况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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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武”之分,涉及了文人群体、文化活动、文化传统与军人群体、军事活动、军队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与专制皇权的关系问题。这时须注意,职类、位阶与群体归属三者,不一定是对应的。文职与武职、文号与武号不等于文人与武人,文人可能出任武职、拥有武阶,武人也可能出任文职、拥有文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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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结局来看,中国官僚政治的典型形态是文官政治,是“重文轻武”的,相对于武人,士大夫占据了绝对优势。中国精英在自我定位和改造社会时所认可的暴力行为,在历史后期越来越少,日益倾向于和平与“文治”了(67)。但最初还不是完全那样。顾颉刚先生论周朝:“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68)周朝贵族的“六艺”教养之中,射、御两项就是军事技能。刘师培先生有《论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国》一文,认为周朝“士”乃军士,国子学习干戚之舞,选拔人才用射礼,由军官司马负责,学校、礼乐、选举、进士,都有浓厚的军事色彩(69)。周代品位,文武无别;士以上的贵族文武兼资,“允文允武”。公、卿、大夫、士等爵称,都来自人称,“文武无别”。春秋晋国的“六卿”,既是执政大臣,又是三军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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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出现了文武分途,文官之长为相,武官之长为将(70)。汉代朝会,以“文东武西”分班,东列是丞相以下的文官,西列是诸侯与军吏。从冠服看,文官穿黑服,戴进贤冠;武职穿赤服,戴武冠。在秩级安排上,文官使用“正秩”,如二千石、千石、六百石、二百石;军官则被置于“比秩”,大将军以下营五部,部校尉比二千石,军司马比千石,军候比六百石,屯长比二百石。部、曲、屯3级编制的4种长官,都是“比秩”。文武官的分类管理,已相当清晰;文官转任武官、武官转任文官,则没有隔阂,可以互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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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在职类上“文武有别”,位阶样式上“武多于文”,源于“武”的品位安排居多。兹举五例。第一,二十等军功爵被用作整个社会的身份系统,文官也用军功爵维系身份。第二,辅政者用“将军”之衔做品位。如“某某将军领尚书事”。西汉霍光以后领尚书事者,凡22人次,其中有15人次,其本官是“将军”(71)。汉昭帝时霍光、金日磾、上官桀辅政,他们的位次高下,分别以“大将军”、“车骑将军”和“左将军”三衔标示。又三公之中,武职的太尉班位最高。第三,郎署是选官枢纽,举孝廉者要先做郎官,而郎官本是执戟宿卫的军士,“它给两汉仕进制度明显地蒙上了一层尚武的色彩”(72)。第四,东汉五校尉——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和射声校尉,逐渐“官显职闲”、有了荣衔的意味,往往用以优待宗室,甚至加给名儒(73)。第五,例行的春赐和腊赐,照例“武官倍文官”,赏赐比文官多一倍,参看本书第四章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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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朝情况一变,面向文士的位阶开始占优:第一,中正品是面向士人的;第二,察举科目是面向士人的;第三,列于“清途”的各种散官,多是文职;第四,在“清浊”选例上,文职“清”而武职“浊”。以中正品为中心,形成了一套面向文化士族的品位安排,其背后是士族及其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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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时,军人的位阶也发达起来,上百号的“将军”组成了军阶。将军号发展为军阶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战乱的推动,为奖酬将校激励杀敌,统治者普授“将军”、“郎将”,促使它们向军阶的演变;二是地方行政的军事化,镇守州郡者要加军号以重其威权。由此可知,军阶具有功绩制的来源和意义,服务于时局和军政需要,但不是用来优待门阀士族的。虽然文官也用军阶标志名位,但军阶没有明显的优待士人倾向。品位秩序中“门品”与军阶的分立,其背后是当时政治的二向性:士族政治与官僚政治的分立。“门品”与军阶的关系变迁,可以反映士族政治和官僚政治的关系变迁。士人以文阶为重,“但仕宦既进以后,又不论出身,文武官位可以更互为之。文人任武职史不绝书”(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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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以军功贵族为政权支柱,“武”的色彩就浓厚得多了。南朝“崇文”,官员若既有文号又有武号,则例以文号居前。有个叫杜幼文的,是四品的步兵校尉,却要求做五品之黄门侍郎,因为黄门侍郎比步兵校尉更为清贵。而北朝“尚武”,不以武号为卑。在官员兼有文号与武号时,北朝例以武号居前,比如把文号“大夫”放在武号“将军”之后。有个叫明亮的,原有一个文号员外散骑常侍,而魏明帝改授其为勇武将军。明亮受了南朝“重文轻武”风气的影响,不愿接受,说“勇武将军”官号太“浊”;而魏明帝将其驳回:“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75)南朝的秘书省官是最清贵的起家之官,被一流士族独占;而北魏不管这一套,若干“力曳牛却行”、“勇健不好文学”的武人,居然也被任命为秘书监、秘书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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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末周齐的战乱中,军功阶层再度崛起。朝廷在奖酬将士之时,往往在授予武号“将军”的同时,再授予一个文号“大夫”之类。这在北周发展为“双授”制度。比如,授予正八命上阶的骠骑将军的同时,还授予一个正八命上阶的右光禄大夫;授予正八命下阶的车骑将军的同时,还授予一个正八命下阶的左光禄大夫。所以北周军政官僚的头衔,都是一武一文、两两成双的。参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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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军号的序列化、品位化程度,本来是高于文散官的;文散官数量较少,在品级上的分布也比较零乱,不成序列。而在“双授”制度下,因军号、散官两两相配,每一个军号都得配上一个文散官,于是军号对文散官的序列化,发挥了强劲的“拉动”作用。军号与散官的这种双峰并峙架构,成为唐朝文武散阶的来源。“双授”之制,鲜明地反映了北周“文武同途”的政治特色,反映了军功新贵不仅占有了武号,而且还侵入了文职和文士的位阶领地,把文号也据为己有。军功新贵的崛起,还造成了北周的“选无清浊”,即选官上没有清官和浊官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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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的军事体制,以府兵制为中心,谷川道雄先生甚至有“府兵制国家论”(76)。从府兵官号中,发展出了一个“勋官”序列,由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大都督、帅都督、都督,及别将、统军、军主、幢主构成。顾江龙君认为,这套官号是一个身份序列,它具有“本品”的意义,是北周以至隋朝官贵的基本身份尺度(77)。这与秦汉用军功爵建构身份系统的做法,颇有可比之处,都是用军事性位阶管理身份。我们看到,与南朝不同,在北朝,军事来源的位阶,再度重要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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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中国古代,专制官僚体制的典型形态是文官政治,但这个体制在运行中,往往要通过“军事化”的途径来调整与平衡。如李开元先生所论,中国王朝的来源,通常是“马上天下”,政治权力和政权机构起源于战争和军事(78)。在“王朝循环”中,一个个王朝周期性地老化、僵化和腐化了,以崩溃与战乱告终;此后则通过军人群体、军事活动与军事编制而恢复了秩序,并带来了一个新的、更强悍的皇权。王朝初年,往往会出现“专制强化”现象。不是由“征伐”,而是由“禅让”建立的王朝,由于缺乏统治集团的更新与“军事化”的洗礼,其皇权往往就软弱一些(79)。魏晋南朝就是如此。罗素曾指出:“战争对于王权的加强一定起过很大的作用,因为战争显然需要统一的指挥。”(80)梁启超论中国历史:“专制权稍薄弱,则有分裂,有分裂则有力征,有力征则有兼并,兼并多一次,则专制权高一度,愈积愈进。”(81)所以中国的“马上天下”,是专制集权官僚体制的一种自我更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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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官僚可能发展出文化独立性来,其对文化成就的崇尚,会淡化、冲击对军政业绩的评价;还可能发展出政治自主性来,士大夫以文化理念对抗专制意志;士人甚至可能演变成士族。在这时候,政治体制的“军事化”,就有“矫正”之功。因为军事组织在等级制、集权制、功绩制和法制上,与官僚组织具有重大相似性。军队中的人际关系,以“命令—服从”为基础,这对士人的文化自主性和政治自主性,能形成强大的抑制。亨廷顿指出:“在君主集权官僚体制中,军队是最现代和最有内聚力的典型。”(82)钱穆的“士人政府”之说,至少是忽略了改朝换代时的“军事化”问题,没有看到战乱与和平的不同年代中,士人与军人的作用是交替的、动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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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也是通过军国主义道路,而实现了集权化和官僚制化的。秦汉位阶的“尚武”色彩,就是其历史遗产。南朝皇权一定程度的振兴,被归功于北府兵军官刘裕(83)。刘裕被陈寅恪先生不恰当地称为“次等士族”,其实就是军人,而不是什么“士”。钱穆先生说:“南北朝本是一个病的时代。此所谓病,乃指文化病。若论文化病,北朝受病转较南朝为浅,因此新生的希望亦在北朝,不在南朝。”(84)南朝的“文化病”,主要是文化士族造成的。在品位结构上,南朝重“文”而北朝重“武”,其背后是两方的政治差异:南朝是文化士族垄断权势,北朝则是军功贵族占据要津。南北朝的历史,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史;北朝取代南朝,并成为通向隋唐的“历史出口”,就是军功贵族对文化士族的胜利。北朝的位阶体制变化,也是军功贵族的历史遗产(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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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军功贵族政治毕竟是过渡性的,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就要让位于文官或士大夫。入唐不久就出现了分立的文武散阶,一度被“双授”的将军、大夫位阶,重新文武分途,各自单授了。勋官退居次位不再像周隋那样,呈现为基本身份尺度,而只是用作酬功的辅助手段了。随科举制的发展,拥有科举功名的士大夫,再度获得了相对于军人的政治优势。这个变化,也影响到品位结构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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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的府兵相当于天子禁旅,号称“侍官”(86),“侍官”是天子侍从之称,朝廷用“侍官”称呼府兵,目的是提高他们的地位。可武则天时不同了,其时府兵大为沉沦,“侍官”竟成了骂人话(87)。来自府兵官号的勋官,本是用于奖酬军功的;而唐朝勋官的起家资格,较文武散阶为低。勋官上柱国到武骑尉共十二转,官品为正二品到从七品上,但在叙阶之时,仅从正六品上叙起,下至从九品上。勋官需要先番上4—5年,才能叙阶;然后以所获散阶再次番上,才能进入铨选。勋官子弟的叙阶也相对低下。文武官的五品以上子,就可以由门荫出仕了,六品以下子弟才走“纳课品子”之途;但勋官三品以下子,就得走“纳课品子”这条路,而且还不能任清要官。唐前期的门荫入仕者,多从卫官如亲卫、勋卫、翊卫起家。这很像汉代的郎卫入仕,“武”的色彩还是很浓厚的。卫官服役期满,最初有两条路都可以走:或从“文简”,即从吏部出仕;或从“武简”,即从兵部出仕(88)。到了唐后期,三卫猥滥,唐武宗便下令:“入仕之门,此途最弊。自今以后,但令武简,其文简并停。”(89)卫官从此不能“文简”,只能获得武资,地位大大下降了。文武分途,由此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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