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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重文轻武”成为世风(90)。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宋朝“进士已是拜相的必备条件，这一点尤其是士阶层史上的一大变化。汉初常以列侯为丞相，列侯则非有军功不能获致。所以汉武帝在拜公孙弘为丞相之前，只有破例封他为平津侯。现在宋代进士正式取代汉代侯爵的资格，这是士的政治地位上升的一个显著的象征。”(91)随科举的繁荣，生员、举人、进士、翰林等等学历，成为宋明清的主干位阶，从而与秦汉以二十等军功爵为主干位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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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文武散阶各29阶，武阶出身者可换为文阶，由文阶出身者可换为武阶，还没有太大阻碍。例如千牛备身和备身左右出身属于武资，但有文才者可以由兵部转到吏部，铨为文资的。“出将入相”的事情很常见。而宋朝文资、武资界限森严，“换官”(92)十分困难，武官任文职和文官任武职，需经严格的换授文阶或武阶手续。宋神宗为了振兴武备，一度允许武官经过词赋考试而换为文资，还向边关功臣授馆职。但两项措施，都因文臣抵制，而在宋哲宗时被搁置(93)。换资难，也可以说是武资换文资难。而文资换武资，则为士人所不乐。文臣排斥武阶。比如状元陈尧咨，官至工部侍郎、权知开封府、翰林学士，因其善射，宋真宗想让他转为武职，以参与辽金外交，并答应给他武将的最高军衔节度使，此官的俸禄比宰相都优厚。然而陈母闻之便火冒三丈，以杖痛击陈尧咨，严辞责备他“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门阀，忍乎！”(94)翰林学士出身的李维，为了增加俸禄而请求转相州观察使，竟遭言官弹劾：“以词臣求换武职，非所以励廉节！”(95)表面上是说“励廉节”，实际是在捍卫文资的尊严。名将狄青因是行伍出身，被伎女嘲弄为“班儿”。狄青曾满肚子委屈地对韩琦说：“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96)少了一个“进士及第”，则位望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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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趣的是，宋朝的医师、金朝的教坊，都是伎术官，然而他们都曾使用武阶(97)。乍看上去这很奇怪：治病的大夫、奏乐的乐师，跟武人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士大夫政治”造成的怪现象了。相对于儒生士大夫，医生、乐师与武人同样属于“另类”，所以在医师、乐师没有专用位阶时，朝廷让他们将就着用武阶，却不愿让他们用文阶，以免玷污了文士的清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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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武官品级简略得多，文官使用九品18级，武官只有六品12级，由正一品到从六品为止。又因为从四品空缺，武官实际只有11级。哪怕是官职品级相同，武职也远比文职卑下。黄宗羲云：“武人至大帅者，干谒文臣，即其品级悬绝，亦必戎服，左握刀，右属弓矢，帕首裤靴，趋入庭拜，其门状自称走狗，退而与其仆隶齿”；“唐、宋以来，文武分为两途。然其职官，内而枢密，外而阃帅州军，犹文武参用。惟有明截然不相出入”(98)。文资、武资的界限，也更森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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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明清都有武举。但在唐宋，就曾有士人群起而对武举、武学表示反感与抵制，以维护文士、文官与文化知识的高贵与尊严(99)。明代武官多出世袭、世职，武举只是个补充。武官既没有殿试，也没有三甲区分和鼎甲名号。清朝对武举重视一些，武举数量也大了一些，但朝廷和社会引以为荣的，仍是文科进士。文科进士的姓名、籍贯及名次，都被刻在“题名碑”上，《馆选录》、《鼎甲录》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一类书籍随处可见；至于武科，既没有“题名碑”，也很难看到专门记载其事的书籍。对清代武科，不要说后代，时人也往往不能言其详。拥有功名者对武人是极其蔑视的。有这么个历史小花絮：清末总兵樊燮见抚帅，自以为是二三品官，不肯向举人师爷左宗棠请安，而左宗棠声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大骂“忘八蛋，滚出去”。据说樊燮为此大受刺激，从此严课其子，功名务必超过左宗棠(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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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科举文人的品位优势，只是就和平时期而言的。战乱动荡时，武人的品位占有情况就将明显改善。如五代十国时，文人反受蔑视，文臣的封爵普遍没有武人高(101)。晚清动荡、战事频繁，“尚武”的呼声明显高涨(102)，“军功官僚”应声而起(103)，出现了“绅士阶层的分化和军人势力的中心化”(104)。萧一山先生称：“士农工商斯为四民，乃吾国数千年职业分类，自清季编练新军，而行伍之官兵，始与士农工商齐称焉。”(105)熊志勇先生也认为，“五民共存互补，新的‘士农工商兵’结构遂成近代中国社会组织序列的基本模式”，“在旧秩序解体和新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军事权威发挥了重大作用”(106)。再往后看，从晚清解体时的频繁战乱，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央集权的重建仅用了不到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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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时期，也不是说王朝对军人的利益就完全漠视，毕竟戡乱御边不能不指望军人。“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107)在品位、礼遇上“重文轻武”，在薪俸安排上就不是这样的了。宋朝文臣也有乐意换武秩的，因为武阶俸禄优厚。明朝的官场重文轻武，但在官品上，武官并不低于文臣，甚至“重武轻文”。就各省“三司”而言，布政司掌一省民政，是从二品衙门；按察司掌一省刑政，是正三品衙门；而都指挥使司“掌一方军政，各率其卫所以隶于五府，而听于兵部”(108)，是正二品衙门。都司只负责卫所的统带，事权远不及布、按二司，却是二品大帅。三司会议以布政使为主，按察使副之，不过都指挥使要坐首席(109)。又如六部、都察院为二品衙门，通政司、大理寺为三品衙门，九官并称“九卿”；五军都督府“掌军旅之事，各领其都司、卫所，以达于兵部”，受兵部节制，却是正一品衙门(110)。虽然朝野看重的是“九卿”，官署却按府、部、院、司、寺排序，五军都督府居首。“公、侯、伯三等爵主要用来奖赏军功，故文臣得者甚少，即使受封，原则上也不许封公、侯，得伯者通常又须改授武官。而明代风气，武官为一般士大夫所不齿。”(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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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再来做一个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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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朝品位结构文武无别，贵族官员“允文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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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汉文武分途，从资格分类说文武有别，从资格分等文武无别。而且在此期，军事来源的位阶明显居优，如二十等军功爵、将军、校尉及郎官所发挥的品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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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北朝时，中正品及察举科目，是“重文”的品位；将军号、北周戎秩，是“重武”的品位。南朝“重文”而北朝“重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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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宋明清，面向士人的科举功名确保了“重文轻武”。但战争动乱年代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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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宫—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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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朝”问题，是基于“至上莫若君父之前，至重莫若朝廷之内”的等级原则而提出来的。以皇帝为圆心，与皇帝的不同亲疏远近形成了一道道同心圆，这就成了规划位阶、安排身份的一个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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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意义上的“宫—朝”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职类层面。某些官职因为亲侍于君父之前，由此鹤立鸡群、不同凡响了，变成了特殊职类，如宦官、女官、侍卫、侍从及宫廷供奉等。朝廷官承担国家行政，具有“公共性”；宫廷官直接奉侍君主，具有“私人性”。另一个是政治的层面。某些重要政治势力，如宗室、外戚、宦官，因其与皇帝个人的特殊关系，也可以纳入“宫—朝”的论题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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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侍卫、侍从职类，在本书的第二章第6节，已从特殊职类角度做过讨论了。本章主题是政治势力的不同类型对品位结构的影响，而宗室、外戚、宦官就是特殊类型的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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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外戚 与宗室、外戚相关的品位问题，主要是封爵。本书第十章第6节叙述封爵，已论及宗室的封爵及荫叙问题；又，随后的第十二章第1节，还将对皇亲国戚的品位安排提供叙述。这里只对宗室、外戚作为一种政治势力的意义，略加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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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分封奉行“亲亲”原则，据说所封兄弟之国15、同姓40，又说所封71国，周之同族53国(112)。异姓往往通过联姻，而成为姬姓的“甥舅”之国。在这时候，王族与姻族共同处于“爵本位”秩序之中。在列国之内，国君的同族即“公族”，担任卿大夫而执掌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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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帝制时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商鞅变法，宗室若无军功，即不得列为属籍。汉廷为强化中央集权，厉行“削藩”，以王国官为“左官”，并压低王国官的秩级。甚至波及妃嫔的等级。汉初皇帝有皇后、夫人及八子、孺子、良人等一堆妻妾，王国在王后之下也有这么一堆妻妾。但在吕后之时，诸侯王就只能置八子、孺子、良人，诸侯就只能置孺子、良人了。皇帝的八子“视千石”，诸侯王的八子秩比六百石，规格比皇帝矮一头。经过“削藩”，宗室与外戚一样，都变成了皇权的附属物。宗室地位靠封爵维系，外戚专政，往往要占据将军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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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转而扶植宗王，分封宗室27王。王国制度得以扩张，出现了国王、大郡王、次郡王、小郡王、县王5级之制(113)；宗王出中外军政要职，“或出拥旄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114)。唐长孺先生说，重用宗室政策“既不见于秦汉，也不见于唐以后，大致萌芽于曹魏，显著于西晋，下延至南北朝乃至唐初未变。……我认为问题的症结还在贵族政权之下，皇室作为第一家族凌驾于其他家族之上，皇帝作为第一家族的代表君临天下，其家族成员有资格也有必要取得更大权势以保持其优越地位。”(115)晋唐之间的皇族封爵，是此期皇权对官僚“贵族化”的一种反弹，即扶植皇族以抗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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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华帝国的发展方向是用法制来维持专制，而不是用宗亲维系专制。入唐之后，中央集权由弱转强，王朝的宗室与外戚政策再度发生变化，给其优厚待遇，但限制其干预政治。宋廷采取了限制宗室参加科举，不准宗室担任地方官，不属宗室以吏事，不得领兵，不得担任宰执等措施。对外戚也是如此。外戚不得任文资官，不得任侍从官，不得任地方官，不得统帅军队(116)。明清宗室封爵与功臣封爵分化开来了，王朝依然维持其优厚待遇，同时限制其干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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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地位靠封爵维系，而宗室封爵与官职、官僚的关系，在品位安排方面发生过如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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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代宗法封建制下，王族经分封而占有五等爵，成为国君，并在王廷上担任高官；列国的公族可以承袭卿大夫爵号，进而占有各种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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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汉情况一变，宗室封爵、功臣封爵，都与官僚秩级两分，互相疏离，宗室不能通过爵号占有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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