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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军功势力衰落，文官、士人地位上升，皇帝便有倚重宦官之举。东汉外戚专政，汉末名士崛起，宦官专权也达到高峰，皇帝用以抗衡外戚、士人。魏晋南朝的士族政治下，皇权低落，宦官随即在政坛上消沉了。田余庆先生指出：“东汉宦官外戚擅权，也只能视为专制皇权发展到空前强大水平而出现的皇权旁落现象”，“在门阀政治存在的时限以内，动乱的根源主要不是像专制皇朝通常出现的那种宦官、外戚、宗室专政，因为相对说来，微弱的皇权孳生不了那种必须依附于皇权而行专擅的宦官、外戚、宗室，孳生了也难于长期起重要作用。动乱的根源却较易来自士族中的权臣”(118)。章太炎也曾有论：“宦官用事，必不在贵族执政之世。周公时贵族执政，断无防及刑余擅权之理。汉、唐、明三代，皆有刑余擅权之事，六朝则无。何则？贵族执政阶级严明，非刑余所得间也。”(119)北魏皇权强大，宦官便开始兴风作浪。唐朝的关陇军事贵族衰落后，文官与进士集团成为政坛主角，宦官再度抬头。明朝的政治由前期的峻急而渐趋宽缓，士大夫官僚趁机活跃起来，皇帝又开始借宦官以抑士大夫。所以我们说，宦官是皇帝压制士人之政治自主性的得力助手。还有一种情况：君主另有拥戴集团。例如，元朝以贵族子弟做侍从，所以宦官专权的现象受到了抑制(120)。清帝有满族贵族提供特殊政治忠诚，宦官便蜷缩到政治舞台的角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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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与宦官相关的品位问题，下文将提示如下几点：一、宦官的一般品秩安排；二、宦官的职类边界；三、宦官专权所凭借的职位形式；四、宦官官号转化为朝官位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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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第一点，即宦官的一般品秩安排，及其与朝官的比较。这时有两种相反的选择：为显示“人近天子则贵”，而提高宦官品秩；为尊崇朝官、士人和防范宦官专政，而压低宦官品秩。汉初宦官的秩级，其高者约千石、六百石。而在东汉，中常侍秩比二千石，只比三公低三级。唐初为抑制宦官，规定内侍省不设三品官，其长官内侍从四品上。唐玄宗为优待宦官高力士、袁思艺，于内侍省设内侍监二员，从三品，比此前的内侍省长官高了一品。其时拥有官品的宦官，达三千人。宦官的品秩高端一般在三四品左右。让宦官高居一二品，皇帝还是不打算那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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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宦官的实际权势，不能拿官品来衡量。明朝的十二监太监不过正四品，四司司正正五品，八局大使从五品。然如黄宗羲所云，明朝“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王世贞亦言：“（王）振、（刘）瑾至狼戾也，公卿台谏至狐鼠伏也。”(121)就宦官本职来说，他们是以非正式身份干政的；而当非正式身份强化起来的时候，品秩的效力就会下降。当然，如果宦官的职类边界比较清晰，就不至影响到品秩效力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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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第二点，宦官的职类边界问题，以及宦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跨出宫廷职类，侵占朝官职位，猎得朝官的阶爵名号。在4世纪末的拜占庭帝国，宦官可以担任各级行政首长，几乎各种职位都向他们开放，在18级官职中他们可以担任其中8级。在10世纪的阿拔斯王朝，宦官可以担任海陆军元帅(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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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的宦官之职与士人之职间，曾有一段模糊地带；若干职位有时任以宦官、有时任以士人，职类边界并不清晰。例如尚书、中书本为一职，以士人担任，则为尚书；以宦者担任，则称中书。后宫的主管大长秋一职，有时用阉人，有时用士人。到了东汉，若干士、阉兼用的职位，开始“专任宦者”、“悉用阉人”，职类边界趋于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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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宦官使用朝官的散阶，宋徽宗特意为内侍省和入内内侍省的宦官制定了专用位阶。起初是9阶，自内东头供奉官至祗候高班内品；政和二年（1112年）增为12阶，自供奉官到贴祗候内品；同时又有“祗候班”位阶，内侍省有祗候高品到后苑散内品；入内内侍省为祗候殿头到北班内品；而内侍省与入内内侍省的都知、押班，又自有5阶，由昭宣使到内客省使(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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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是宦官专权干政所凭借的职位形式。这一般有三种情况：一、凭藉专门的宦官机构来干政；二、凭借使者身份监管专门事宜而干政；三、直接占有朝廷官位而干政。赖以干政的专门宦官机构，如西汉的中书，唐朝的内诸司、左右神策军中尉，明朝的司礼监、锦衣卫、东西厂，皆是。有人把明朝的宦官组织，称为“与官僚机构平行的第二行政系统”，甚至“影子内阁”(124)。出宫任使者，如唐朝的监军使、宣慰使、观军容使，明朝的矿监、税使、采办。至于宦官直接出任朝官，时或有之。秦时的宦官赵高，曾任丞相(125)。北魏宦官，可以出任三公，出任三省、六部长官，出任各种军职，并外任刺史、郡守(126)。魏晋南朝的中正都是士族之选，而北魏让人惊异的是，宦官还可以担任中正，堂而皇之地承担起了“辨照人伦”、“清定门胄”的责任(127)。“就宦官充任朝职及军职的普遍程度而言，北魏远远超过了汉、唐、明三代。”(128)此后直到历史后期，宦官直接占有朝廷官位的情况逐渐减少，“宫朝”分界日益严格，说明官僚政治更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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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除了占有朝官的官职，还经常占有朝官的品位。西汉宦官已有了封侯者，如吕后曾封宦官张释为建陵侯。东汉中期始，皇帝大封“宦者侯”。北魏宦官，可以占有将军、大夫位阶，可以封王封侯。唐朝的宦官，也可以获得文武散阶、勋官及封爵。宦官封爵有达到国公、郡王之高的。明朝宦官侵占朝官的职位与名号的现象，似稍缓和，但也不是没有。魏忠贤曾封肃宁伯，晋爵为侯，后来又晋爵为上公，加太师之衔。其所主编的《内官便览》，列衔达二百许字。其时宦官若立功或受宠，他们的弟侄族人就可以恩荫、升官、封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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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点，作为特殊现象，还有过反向的变动：宦官的官号，有时又可转化为朝廷官的位阶。例如唐朝后期的各种内诸司使，本来都是供职于大明宫的宦官之职，然而到了宋初，它们变成了武选官的寄禄官了(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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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官 宫廷官中的女官，与朝政的关系并不很大。但偶有间接的影响，例如明朝的女官与宦官职权，有时可能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130)。由宦官连类而及，这里对宫廷女官一并叙述。现代国家领导人的妻女，当然不设行政级别了。中国皇帝的妻妾、女仆，却用王朝爵品来区分高下，显示了“官本位”的无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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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礼》规划的“内命妇”制度中，妃嫔与女官是一体化的，妃嫔管理宫中各种女性服务人员。西汉以比视爵级与禄秩的做法，来确定妃嫔的身份地位。汉元帝时有十四等之制：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婕妤视上卿，比列侯；娙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傛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视千石，比中更(131)。此后各代，有各种“比”法。南朝宋明帝“留心后房，拟外百官，备位置内职”(132)，内职自一品到七品。北魏孝文帝令妃嫔与女官两分，妃嫔另有爵号，女官“拟外官置内职”(133)，高者二品，低者五品。女官“拟外百官”的制度，大约是从皇后“母仪天下”的理念推衍而来的。隋唐的女官机构，模仿六部二十四司而设六局二十四司，女官共252员，从正五品到正八品。俨然是一个朝廷的镜像，女性的小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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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女官依然如此，都设有六尚二十四司。宋朝还为妃嫔、宫人设置了繁密的位阶。“内命妇”位阶5等。第1等又分两类，四妃以下24级为一类，侍御郡夫人以下10级为第2类；第2等也分两类，一类自“尚字”以下29级，一类是“知尚书内省事”等5级。第3等5号，第4等5号，第5等8号。宫禁中的妃嫔、宫人们如同朝廷上的官儿一样，乐此不疲地晋升位阶，时不时还有超转之事。参看下表(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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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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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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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问题，主要发生在异族政权之下。十六国北朝、辽、金、元、清这些由少数族创建的王朝中，部落贵族拥有最大权势。异族政权下的胡汉等级关系，有时是隐性的、习惯性的，不体现为正式品位；但也经常被制度化，体现在正式品位安排之上。下面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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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魏道武帝时，一度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太守，县置三县令，都用宗室一人，异姓二人(135)。孝文帝改革时，给予皇族最高门第，给予拓跋贵族次高门第。宣武帝制定的依爵起家阶次，同姓（皇族）、异姓（拓跋贵族）、清修（汉族士族）分为三等。参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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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胡汉官僚比较能打成一片，北齐则多次发生胡汉之争，但周齐位阶体制没有显性的“胡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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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的位阶制度大多来自唐宋，但在选官资格上优待统治部族。辽朝位阶的复杂繁乱程度，不亚于宋朝。甚至宋神宗以后已很少使用的检校官、宪衔、功臣号，也被辽朝沿用而不废(136)。辽朝的科举约32次，提供的进士约2102人(137)。但契丹人参加科举却不被允许。某契丹贵族让儿子报考，被有司处以鞭刑二百。整个辽代，契丹进士只有耶律大石一人，是为特例。契丹贵族不准涉身功名，这本身就是一种品位安排，表明功名不是最优品位，契丹贵族身份才是最优品位。契丹贵族的选官特权，体现在“世选”制度上。“世选”的资格，则由皇族、后族及其他契丹贵族垄断。从北南府宰相、夷离堇、诸部节度使，直到太医、决狱官等，来自“世选”者占绝对优势(138)。《辽史》列传传主305人，其中契丹人234人，占76.7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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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位阶之繁密，不亚于宋朝(140)。金朝虽没有元朝那么严格的四等人法律，但女真、渤海、契丹、汉人、南人的身份等级仍是存在的，尤其是前期。科举有“南北选”，在录取比例上明显优待“北选”；在迁转上，南选进士需要三任90个月才能升至下令（从七品），北选进士两任即可(141)。选官中“女直”与“余人”有别。例如金章宗时的制度是这样的：“迁至镇国者取旨升除后，吏格之所定，女直人昭信校尉（正七品下）以上者，初下簿，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女直一命迁至昭信校尉，余人至昭信已上者，初下簿，二中簿，三下令，四中令，五、六上令。”(142)